他59岁高考，64岁读研，68岁只身赴京做“博士旁听生”，10年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陶醉于知识世界的桃花源。
一大早，李文超走进清华六教(102)，直奔教室最前排，把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往桌子上一放，掏出他的宝贝家当：被塑料袋裹着的白纸本、一瓶钢笔水、一支旧钢笔。上课铃一响，笔在本子上沙沙响，一会儿工夫，他记了整整11页。
课间，他用混合着重庆与贵州口音的普通话与教授忘我地讨论，满面红光，声音洪亮。如果不是那秃得发亮的脑袋和装在腰间布袋里的老年证出卖了他的年龄，你不会猜到他已69岁。
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对他的出现毫不奇怪，这位高龄旁听生已经在清华、北大的课堂上活跃了1年多。每天早上6点半，他会走出中国地质大学家属区的地下室，骑上从跳蚤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穿过人声鼎沸的五道口，到清华或北大听课。
时而有记者来探访他的“北漂”生活，他便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地从10年前讲起自己的故事。
疯狂老头
李文超的人生，从59岁那年开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2000年5月，广播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他欣喜若狂——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举措，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首次允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哎呀，那不就是说我也可以去考！”刚刚从贵阳铁路工务大修段机关退休回家的李文超高兴得想要蹦起来，摩拳擦掌地戏称自己要“再一次接受国家的检阅”。
他上一次“接受检阅”是在1964年，那成了他至今无法解开的心结——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个班几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升学，就是我。”然而，自认在高考中“发挥得很不错”的他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他无数次猜想过大学梦破碎的原因，但当时那个压抑的社会环境，让他无从寻找答案。
这成为他36年后再次走进高考考场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