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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课堂:被出租童年的河南孩子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在河南省太康县张集镇,有父母把学龄前的孩子———最小的刚过三岁,出租给“杂技团”老板,在全国各地流浪乞讨,月薪从数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在当地,这样的交易非常普遍。大人们经过一场饭局,甚至一支烟的功夫,就倒卖了一个幼童几年的“使用”权。这些失去童年的孩子改叫老板为“爸爸”,每天必须完成定下的乞讨数额,完不成者,往往会遭到殴打。


十几年来,这条利用乞童牟利的血链一直不为外界周知。今年春节,在学者于建嵘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中,7名太康乞童在海南三亚被警方解救,当地政府派工作组远赴三亚接人,声势浩大。多家媒体赶到太康后,受害乞童的家长站了出来。


太康县公安局负责人称,对媒体和乞童家长反映的情况,警方正在调查之中。太康县政法委书记对媒体表示,将严查虐待儿童、强迫儿童乞讨等违法犯罪活动,一经发现,立即严处。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河南周口


2009年12月25日晚,圣诞夜,6岁的翟娃蛋因心肺损伤造成的呼吸和循环衰竭,死于广西。他的尸体停放在桂平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那是他短暂的一生中,躺过的最好的一张床。翌日凌晨,尸体被抢走,医院报警。中午,一群刑警牵着狼狗,在数十公里外,追上了15岁的犯罪嫌疑人翟满响。他被控因强迫乞讨,打伤翟娃蛋后致死。


翟娃蛋是河南省柘城县人,翟满响是邻近的太康县张集镇孟堂村人。两人都受雇于孟堂村村民、乞讨组织者翟雪峰。2010年6月,翟满响被桂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缓刑三年。自此以后,他一改之前供述,称打死翟娃蛋的其实是老板翟雪峰,他是被教唆顶罪的。


2011年2月10日,太康县7名乞童在海南三亚被警方发现,其中有4人自称来自孟堂村。3天后,太康官方组织工作组赶赴三亚,接乞童们回家。前去采访此事的媒体记者,在孟堂村口遇到了等待喊冤的翟满响。


自此,流行于当地多年的乞童行业浮出水面。除了翟娃蛋这样死于乞讨外,还有乞童被致伤致残乃至丢失。这些孩子大多在三四岁时,被父母出租给翟雪峰这样的“丐头”,领到各地乞讨。


娃蛋之死


他是当地乞童的典型缩影


那晚,翟娃蛋一直演到10点左右。他的晚餐,是路人施舍的一个馒头。吃完馒头,又翻了几个跟头,他仰头对“哥哥”翟满响说,我不行了,就是“爸爸”打死我,我也不演了。连续几天,翟娃蛋都在挨打,原因是他被指责在表演中偷懒。“翟雪峰用三角带抽娃蛋,还举起他往地上摔。”翟满响说,作为娃蛋乞讨过程中的监视者,他被授权可以随时“教训”他。“我只是轻轻打了几下。”


娃蛋原名叫冯国利,与翟雪峰并无血缘关系。2007年,他被父母租给翟雪峰“学杂技”后,随了翟姓,成了翟的“儿子”,以应付沿路警察的盘查。同样道理,原本辈分是翟雪峰叔叔的翟满响,也成了另一个“儿子”。在太康县的乞讨行业中,冒名是必不可少的惯例。


翟雪峰摔打娃蛋,得到了另一个乞童任芳芳的证实。任芳芳是翟雪峰远房的表妹。2007年,芳芳被父亲出租给翟雪峰,成了翟的“女儿”。芳芳说“娃蛋叫‘爸爸’摔死了”。


翟满响说,娃蛋死前两三天,一直叫“心口疼”。他走路越来越慢,动不动就蹲下来喘气,有几次还跌进路边的沟里。翟雪峰也道,娃蛋告诉他,“爸,我头晕”。尽管如此,2009年12月25日晚,娃蛋还是来到了桂平市人民医院附近的大广场。这里成为他乞讨生涯和生命的最后一站。


罢演后不久,他开始昏迷,从嘴角流出黄沫。翟满响用讨来的钱,从旁边的小超市买来一筒又一筒卫生纸,给娃蛋擦嘴。用了三筒半卫生纸后,超市老板娘拨打了120,要求他们马上去医院。


几个小时后,娃蛋死了。


“他是个苦命的娃。”翟雪峰说,娃蛋的父亲是个好赌的瘸子,母亲是个瞎子,却生了7个子女。三四岁时,娃蛋刚被出租时“月薪”500元,至临死前,已涨到1000元。


娃蛋是当地乞童的典型。南都记者调查的十几个乞童,都出自多子女家庭。所有的家长都说,他们之所以出租孩子去乞讨,是因为“穷”。与娃蛋一起乞讨的任芳芳,母亲患有癫痫,生了4个孩子,全家只有3亩地。父亲任尚田说,如果不让女儿出去学杂技挣点钱,这一家子“饿不死也差不多”。


当地父母出租孩子给“杂技团”之风,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六七岁的翟满响就曾跟着同村的翟明中去过东北。翟明中是翟雪峰的哥哥,他们还有个弟弟翟富军,兄弟三人都是“丐头”。在孟堂村,共有11名“丐头”。其中,人们公认翟家三兄弟赚钱最多,“一共三四百万”。三兄弟共8个子侄,一遇吵架斗殴,就群起而上,“谁都不敢惹”。

杂技之乡


有组织的杂耍乞讨近几年开始泛滥


张集镇曾在2004年获得河南省文化厅授予“河南省文化艺术(杂技)之乡”称号。距孟堂村不到2公里的温良村,则是这个杂技之乡的发源地。该村68岁的王广亮说,温良村的杂技是“土改”后,由村民张学道、张廷书和张廷臣引进。不但该村大人小孩学,周边也不断有人慕名来学。当地有谚,“喝了温良水,傻子也会踢两腿”。鼎盛期,全村2000多人,700多人都会表演杂技。


根据官方2008年底的数据,太康县所归辖的周口市,有专业杂技团150多个,业余杂技团和杂技班700个,从业人员共1万4千余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第一。


翟家三兄弟中,大哥翟明中师自温良村杂技鼻祖之一张学道。擅长骑独轮车和扔火把等。二弟翟雪峰跟着翟明中学会了独轮车。老三翟富军则基本不会杂技。现年41岁的翟雪峰回忆,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小学毕业,十几岁就背起铺盖,和哥哥一道闯荡。当时,农村刚包产到户,社会已不再铁板一块。每到一个地方,翟家兄弟总是先表演几手,然后就兜售自配主要成分是薄荷的药酒,宣称可治跌打风湿。


在村庄里,他们表演完杂耍,就会拎着一个口袋,挨家挨户要粮食,作为表演的酬劳。


这也是周口杂技艺人惯用的生存之道。直到2001年,翟明中领着一群孩子去东北,还沿袭这个做法。当时,他还带着翟满响父子俩。父亲翟祥明为他开车,儿子翟满响则在村里讨粮食。


在2005年前后,翟家兄弟开始组织幼童在城市,尤其是城乡结合部象征性地表演杂耍,主业就是乞讨。温良村老人王广亮说,二三十年来,一直有孩子跟随杂技团表演,但大规模的有组织乞讨,则在近几年来才开始泛滥。“以前玩杂技的出去,谁要来个红薯馍,都欢天喜地,现在你给他个白面馍,他都不要,只要钱。”


千百年来,豫东旱涝刀兵频仍,杂技一直是农民们维持生计的最后门路。父母把孩子送进杂技班,主要是为他们找条活路,而不是为自己谋财。现在,都变了。在温良村,尚存20多个以青年人为主力的杂技团,主要在歌舞厅表演。其周边村子的杂技团,则主要以杂技做幌子来乞讨。杂技老师免费招收幼童,随便教教,就推介给“丐头”们,中介费最初是学生第一个月的工钱,后来生源短缺,涨为两个月工钱。


2005年春,翟雪峰就一次性从邻村王庄寨杂技老师朱法领那里接收了两名学生:7岁的朱秋月和16岁的张凯。朱法领的杂技学校开在自家院里,并没有什么办学资质。两学生中,与朱同村的朱秋月学了几个月的柔功,会一种叫“衔花”的杂技,月薪500元。张凯几乎不会表演,主要就是带领并监视朱秋月乞讨,月薪400元。


按照翟雪峰跟朱秋月家签的协议,朱秋月死伤丢失的话,“一律只赔一万块。”翟雪峰说,“这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丐头”最喜欢3岁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要么在外地打工,要么在本地挣扎生计,这都让孩子成为家庭的负担。“丐头”们领他们出去,还发工钱,负担似乎就转化为了资源。杂技老师推荐的人手有限,“丐头”都得亲自物色乞童,边教边用。翟满响、娃蛋和任芳芳等,都是翟雪峰直接与家长谈妥的。对交易双方来说,一顿饭,一根烟,就可以决定一个幼童数年的归宿。


孟堂村还有一个“丐头”叫翟文志。两年前,翟文志在邻近的淮阳县刘振屯乡,遇到了住在窝棚的刘中振一家。他丢下200元钱,就领走了刘5岁的女儿刘玉珍。


一定程度上,这些生活在贫穷中的家长还依赖“丐头”们。翟雪峰自称,“娃蛋太调皮,芳芳太笨”,他本不想要,都是他们的父母求情才收留的。据翟满响介绍,娃蛋和芳芳被“爸爸”看不顺眼的结果,就是经常挨打。


2009年12月26日凌晨6时左右,娃蛋死后数小时,翟雪峰的大儿子翟武坤闯进桂平市人民医院住院部4楼,裹上娃蛋的尸体,沿楼梯间走下楼。医护人员赶来阻拦,双方发生肢体接触后,翟武坤抱尸冲出医院。


“差点打起来了。”翟武坤说,他之所以抢尸,是怕医院把娃蛋火化了,没法给他亲生父母交代。


被虐的乞童


他们是乞讨“家庭”食物链的最底端


翟雪峰也开着那辆蓝色的“巨力”三轮车,拉着一行人和娃蛋的尸体,离开市区朝前方狂奔。在数十公里外的一个村边,他停了下来,开始跟翟祥明打电话,“你们家阳光(翟满响小名)出事了……”他没说翟满响打死人,而说他受了重伤,让翟祥明快到桂平。“我躲开警察,就是为了把阳光交到他爹手里。”


对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双方说辞不一。翟雪峰称,在他的逼问下,翟满响承认是他打死了娃蛋,“拎起领子,照着胸口使劲抡拳头”。翟满响则说,翟雪峰利用这段时间叫他顶罪,“他说我是未成年人,会判得很轻,我要是顶下来,他花钱一星期就能把我买出来,还会给我家十万块。”


其间,翟雪峰把娃蛋的尸体扔到三轮车的大篷顶。午饭时,一大群警察拉着警犬找到了这群人,把他们全部带回公安局。桂平市人民法院2010年第24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翟满响向警方供述,2009年12月25日晚22时左右,翟娃蛋在乞讨过程中吵骂观众,翟满响制止未果,就拉其到桂平广场邮局一间正装修的房子内,用拳头捶打娃蛋胸口十多下,之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这都是他教我说的。”翟满响说,翟雪峰的家人和其他乞童,也被串了供。


2010年6月24日,桂平市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翟满响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娃蛋的死,让另一乞童任芳芳至今想起,目光中还充满了惊惧。“娃蛋叫‘爸爸’摔死了……”2月15日中午,她的声音越来越哽咽。


2010年年初,农历腊月的一天,回到故乡的翟雪峰把任芳芳送回张集镇任庄村。任芳芳父亲任尚田说,当时是深夜,他没细看。第二天才发现,女儿头上有两块膏药大的疤,就像被“鬼剃头”一样;手指、舌尖、双耳和鼻孔等有多处伤损。


“问了好久才知道,我闺女一旦要不够钱就会挨打,翟雪峰还用剪刀铰伤她的耳朵和鼻子,用洋钉钉她的十个指头。还有一次,逼她吃屎。”任芳芳证实并补充了父亲的说法,据她回忆,“爸爸”逼她吃一摊刚拉的大便,“用棍子挑着吃”,事后也没有给她漱口。


愤怒的任尚田去找翟雪峰理论。在中间人的说合下,翟雪峰以芳芳遇到车祸为由,一次性付给任家2万2千元,协议约定“永不追究任何责任”,还盖着村委会的公章。芳芳在2007年初被翟雪峰带走时,还不足四周岁。第一年,她为家里挣了5000元;第二年挣了1万元。第三年,就是这2万2千元。


至今,上述3万7千元已经被任尚田花光。


三年里,芳芳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据她自述:没有零食,光吃面条,见不到肉,“爸爸”天天逼她演,不演就打。


跟她住一个大篷内的翟满响讲得更加详细:翟雪峰领着三个乞讨小组,每组都由一个大孩子和小孩子组成。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要出去乞讨。清晨去菜市场,上午和下午去步行街,傍晚去广场,深夜去小吃摊,都是挑这些地方人最多的时段去。大篷车上有液化气罐,每天却只给乞童们做一顿晚饭,他们必须饿着肚子出去,午饭靠行人施舍,回来太晚,或要钱太少的话,晚饭也会被取消。


这个乞讨“家庭”十来个人,晚上都住在“巨力”三轮车车厢上的大篷内,大篷内铺设两层木板,分为了3个与地面平行的隔断,最小的乞童睡在最上层,大乞童睡在最下层,相对舒服的中间,则留给老板一家人。乞童们一年难得洗一回澡,大篷内臭气熏天。


3个学龄前乞童,是这个“家庭”食物链的最底端,谁都可以打他们。他们不听话、要的钱太少,遇到“爸爸”心情不好,都会挨打。“翟雪峰教我们,打人别打脸。他最喜欢用三轮车上的三角带抽小孩。怕别人看见,他一般都是把小孩拎到大篷里打,里面很闷,他就在脖子上搭个毛巾,出汗了就擦,擦干接着打。”


三个小组每天至少能乞讨上千元,最低不会少于三五百元。讨得最少的幼童,往往都要挨打。每天,翟雪峰和家人都会不停巡视乞讨小组,以防他们偷懒或偷钱。


自2009年春天入伙后,翟满响除了娃蛋,没见过翟雪峰手下的孩子住过医院。翟雪峰也证实,他在三轮车上准备了紫药水和感冒药等,“一般小病我自己都治了。”


任芳芳头上的两块大疤,显示翟雪峰的“治疗”并不可靠。据翟雪峰讲,2007年,他在湖南新邵县到新化县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芳芳身上所有的伤,都是车祸造成的。“当时没看见她头上有伤,就用碘酒擦了擦脸上的小伤”。“几天后”,他们赶到陕西临潼,发现芳芳大块头皮发软,送到陕西省荣军康复医院一看,里边已经溃脓了,只好切除了这些头皮。


病历显示,任芳芳当时化名“翟冰洁”,送诊时间为2007年7月1日,症状为“头部外伤流脓”及“头皮肤坏死”。短短“几天”内,本不见伤的头部伤情为何如此恶化?他本来沿路乞讨的三轮车,又怎么跑完从新化到临潼1100多公里的路程?对这些问题,翟雪峰的回答是“记不清了”。


翟雪峰的堂妹夫、太康县马厂乡王老家村村民王长青也是一名“丐头”。据王长青讲,一般组织乞讨的人,都会“教训”不听话的小孩,但都很轻柔,基本上以训斥和吓唬为主,不像翟家三兄弟,“逮住小孩就往死里打”。


王长青与翟家兄弟反目,是因为翟明中曾拐走他手下的乞童王文超,并在王后背刻四个大字,“精忠报国”。王文超告诉南都记者,他经常被翟明中殴打,“一天打三四遍”,比他吃饭的次数都多。


老三翟富军也被多人指责虐待乞童。5年前,他带走邻村宋庄的3岁男孩宋豪,月薪1100元。两年前,家人听说宋豪在乞讨中经常遭到毒打,就问翟富军要人,双方为此还打了一架。最后,在村干部的调和下,“违约在先”的宋家赔翟富军4000元,得以领回孩子。


当时的宋豪上门牙掉了四颗,手指缠着纱布,头上到处是伤口。家人询问得知,翟富军规定宋豪每天必须讨够300元,否则就打。有一次,宋豪还被关进冰箱里,冻得一身是霜、不省人事,用火堆烤了许久,才缓过神。


在宋豪乞讨期间,母亲冯亚丽曾多次打通翟富军的手机,与儿子通话,每次宋豪都说自己过得很好。最后,冯亚丽才知道,翟富军要求宋豪打开电话的免提,必须照自己的意思回话,否则又是一顿暴打。


至今,宋豪被打掉的门牙仍长不出来。“我儿子这么小就成了豁子。”冯亚丽叹息道。


大人们的协议与争执


“丐头”和乞童家长的“新仇旧恨”


娃蛋、任芳芳、宋豪……这些乞童的故事,原本或永远沉默。


春节期间,著名学者于建嵘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2月10日,“随手拍”的海南三亚网友发现多名河南乞童。当晚,当地警方和民政部门主动救助了8名河南周口籍的乞童。3天后,太康县官方工作组赶到三亚,要接这些乞童回家。8人中,有4人自称是张集镇孟堂村人———正与翟雪峰同村。


2月14日傍晚,河南商报 (微博)记者王世宇来到孟堂村,偶然之间碰到翟满响。当时,他遇到的所有其他村民都不接受采访。一年来,翟满响背着“杀人犯”的罪名,让父母很为他的前途和婚姻担心。


父亲翟祥明曾在2005年至2009年间,担任孟堂村所在行政村宋庄的村支书。他的下台,据说就因为翟雪峰三兄弟的举报。翟雪峰对此并不避讳,“翟祥明不是一个好人”,并向媒体爆料,称伤残乞童宋豪之所以能跟他弟弟翟富军,是翟祥明做的中间人,为此,他还获得至少一千元的好处费。


此说得到了翟祥明的证实。这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早在2001年,他刚三十岁出头,还曾携儿子翟满响,跟随翟明中到东北要过粮食呢。“有大爷大妈教训我,说你年纪轻轻,吃得肥白胖胖的,干啥不好,出来要饭?”他是翟明中乞讨队伍的司机,翟满响是乞童,父子俩的月薪都是500元。


干了三个多月后,翟祥明觉得没面子,就回到了老家。原本,他只想让儿子趁小学一年级的暑假,赚个千把块钱。结果看这个来钱挺快,就把翟满响撇在了东北,又干了一年。


2009年“再就业”,翟满响的工资几乎翻了一番,涨到了900元,却因一起命案“失业”,还被关进看守所判了刑。他全家将这一切,都归咎于翟雪峰。之前,他们关系非常好。作为村支书的翟祥明,还给翟雪峰出具假的家庭资料证明,方便其在外地蒙混盘查的警察。


翟祥明说,去年开庭审理娃蛋一案时,儿子在法庭上左顾右盼,没看到翟雪峰。退庭时,法警喊他过去给儿子说几句话。“他第一句就问我,爸,翟雪峰把那十万块给咱们没有?”


“我一下子就懵了。”翟祥明说,他马上逼问,获知了翟雪峰教唆儿子顶罪一事。翟满响被判三缓四后,他想上诉翻案,被律师制止,“律师说一旦发回重审,你儿子在看守所里呆的时间会更长。”


当时,他已经和娃蛋的亲生父母冯天保夫妇签了一份协议,他和翟雪峰各赔偿冯家3万元,换取冯家“不追究任何责任”的承诺。冯家夫妻还给桂平市法院的法官写了一封信,称翟祥明一次性付清3万元赔偿后,夫妇“决定”不再追究此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要求桂平市人民法院对翟阳光(翟满响)从轻处理。”


尽管冯家对儿子被轻判功劳不小,翟祥明却有点看不起那对夫妇。“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赔偿金,娃蛋咋死的,活的时候有多可怜,他们都没怎么问。”


因为没有确切地址,媒体都没有找到冯天保。事实上,翟雪峰给了冯家3万元,翟祥明只给了2万元。当翟满响被轻判后,翟祥明就不再有支付余款的打算,转而向翟雪峰索赔那传说中的10万元,立即遭到拒绝。新仇加旧恨,他宣布从此与翟雪峰势不两立。


他们互指对方为村霸,“上边有人,下边有打手”,“欺男霸女”。翟雪峰说,他与任芳芳的纠纷早已调停,“永不追究任何责任”。不料在翟祥明的挑拨下,任尚田跑到派出所告他虐待儿童,强迫儿童乞讨。“任尚田就是一个法,他跟我签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想反悔就能反悔得了?”


同样让他感到“冤枉”的,是乞童朱秋月的母亲王海英。2005年春天,7岁的朱秋月被翟雪峰带到叶县乞讨时丢失。2005年4月23日,翟雪峰妻子魏翠英与朱家签订协议,赔偿1万3千元,朱家承诺不找崔家“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同样没料到,去年夏天,王海英跑到派出所和法院,把翟雪峰告了。派出所派人到翟家,“翻墙逮走了我老婆,鞋都没让穿,后来到镇上还是一个亲戚给买了双鞋。”


翟雪峰爆料,张集派出所某人是王海英的亲戚,所以他们抓人才抓得这么卖力。王海英则认为“上头有人”的是翟雪峰,“我到处告,都是做个笔录,案都没立上,就让我回家了。”


采访过程中,王海英几乎是唯一一个提起孩子就痛哭失声的乞童家长。“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放孩子去学杂技。”她说,女儿朱秋月聪明伶俐,看到别人家的小孩玩杂技,非要去学。2004年春节刚过,还不到元宵节的一天上午,母女俩为这个吵起来,她威胁女儿再提学杂技就会挨打,她也要喝药。6岁的女儿说“你再打我都学”,说完,还趴在门缝偷窥屋内,笑道“妈妈,你骗我,你没喝药!”


2005年春,王海英夫妇都在温州打工。朱秋月的爷爷奶奶跟翟雪峰签了“用工协议”,将已经出师半年的朱秋月出租。2008年农历四月十七,朱秋月的奶奶蜷起双腿,用一条白布将自己吊死在柜子的锁鼻上。“婆婆一辈子胆小怕事,秋月丢了,我去找翟雪峰闹,她还生怕得罪了人,惹祸上身,去跟翟雪峰说好话。”


王海英找了3年女儿,找得倾家荡产。这个春节,她搜夺了两个孩子所有的压岁钱,还是凑不够钱浇麦抗旱,只好在院子里大哭。她已经忘记她曾经去过哪些地方了。“见到公共汽车我就坐,一下车就问我女儿。”


2月16日,任尚田在家里见记者的当天晚上,翟雪峰领着亲戚登门求情,据说都给任尚田跪下了。第二天中午,任尚田开始对部分媒体改口,称芳芳身上的伤要么是车祸造成,要么是天生,与翟雪峰无关。“我向他索赔十五万。”任尚田对记者说,亲戚们施加给他的压力太大,他决定对采访过他的媒体坚持之前说法,对新来的媒体则改口。


王海英不但索赔,还发誓要把翟雪峰送进监狱。2009年,她花2000元请来律师,向法院申请宣布女儿朱秋月已经死亡。去年,她借了3000元,向太康县法院起诉翟雪峰,索要女儿的生命权赔偿。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法院判翟雪峰除之前1万3千元的补偿外,再赔偿朱家93139元。翟雪峰不服上诉。


媒体记者不断登门,让王海英看到了曙光,“我不求女儿回家,我只见见她就行。不是为见她,我早就不活了!”


她一直等着翟雪峰被法办的消息。2011年正月十五下午,翟被警察带走调查。2月21日下午,太康县公安局负责人称,关于翟雪峰组织乞讨的情况在调查之中“不便透露”。


难以解救的童年


冒名的乞童们早已习惯了撒谎


2月15日,7名河南省太康县乞童在警车的护送下,回到故乡。从海南到河南,坐了30个小时的大巴,他们显得颇为疲惫。下午4时许,张集镇大街,7个乞童被分散到3辆汽车上,送往不同的村庄。其间,在围观者和摄像机的注视下,两名幼童忍不住内急,当街小便。


他们已经习惯了随地便溺,就像他们已经习惯了撒谎一样。当天,有孟堂村民告诉记者,该村回来的4个乞童:“翟武帝”、“翟唱唱”和“徐乙凤”、“徐乙超”这两对“兄妹”,都不是本人。


2月16日晚,该质疑被警方证实:4乞童全部属于冒名。至于闹“乌龙”的原因,警方解释为当时没有这4个孩子的户籍照片。在之前的几天里,他们“兄妹”扶持,最后被“爷爷”“奶奶”满含热泪接回家的动人场景,骗过了很多媒体。而冒名,只是他们乞讨路上必经的一步。为要到足够的钱,他们还得把“丐头”替他们编造的悲惨故事,说得滚瓜烂熟。


4名“替身”中,冒名“翟武帝”的赵坤燕15岁,年龄最大,家境也最好。他是张集镇人,在外乞讨一年多,家里新修一幢二层小楼,据说就有他乞讨的功劳。见到记者回访,他哈哈大笑。“太可笑了。”他毫不避讳自己骗人的经历,但否认曾打过“妹妹”。


“扮演”妹妹“翟唱唱”的8岁女孩刘玉珍,家住淮阳县刘振屯乡张庄村。她母亲是四川人,患有精神病,流浪到淮阳后,与刘父结婚。夫妇生有3个孩子,住在自家搭建的窝棚里。回家后,父亲发现她身上多处烧伤,右小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据她回忆,一旦她要不来钱,“哥哥”就用打火机烧她。但在太康县公安局对此案的调查报告中,并无对此的描述。警方还认定,返乡的8名丐童中,不存在拐卖儿童等情况。


冒名“徐乙凤”的冯梦晨,现年7岁,也是张集镇人。冯母张霞说,丈夫患腰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两万多元,无奈让女儿外出乞讨。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丐头”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每隔3个月,张霞会接收徐辉一次汇款。3年来,冯梦晨只回过两次家。


2月17日,在家门口见到几个记者来访,冯梦晨上来就是拳打脚踢,之后很快走远。


冒名“徐乙超”的曹双全现年8岁,张集镇曹楼村人。父亲曹可平现年57岁,母亲王两38岁,患有精神病。曹可平45岁时,才娶的王两。曹双全说,两年前,曹可平把儿子出租给徐辉乞讨“月薪”1500元。


丐头徐辉和翟文志至今下落不明,据警方称正调查两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而被4名孩子冒名的两对兄妹中,翟武帝辍学,其余3人都一直在老家读书。其中,翟唱唱还在县城的小学就读。


这让王海英想起去年,她告翟雪峰一案开庭那天,翟雪峰家生孙女,他在法庭上很着急,辩论都不想辩,递给他的文书,他看都不看就签字。“他们也知道疼爱自家的孩子,可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


2月21日,是当地小学开学的日子。任芳芳正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宋豪躲在家里继续不敢外出;曹双全和冯梦晨都去上学了,结果一个在教室里坐立不安,一个早退离校。


所有乞童中,任芳芳似乎是最开朗善良的一个。给她一瓶牛奶,她都会让给弟弟先喝。这个春节,爸爸没有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一个价值几分钱的气球,她吹了放,放了吹,玩得不亦乐乎。


有个女记者与芳芳独处几分钟后,突然问她“两个爸爸,你恨谁?”


“都恨。”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可怜天下父母心吗?直接是惨无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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