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史晋川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学校为人文基础学科仅仅提供扶植申请这一个通道，改革的确是有点过激，“对待这些学科，学校需要设置其他一些减震阀。”
罗卫东也担心，这个方案很难排除那种活动能力强但学术能力一般的导师，因为他们可以争取到许多横向课题，能支付起比较多的学生培养费，但招生就是为了干活儿，导师没有能力和精力指导学术。
有关负责人：现在只做不说
罗卫东和史晋川不约而同地对一些参与讨论却不认真研究方案的老师提出了批评。罗卫东说，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许多教师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方案就开始发表议论，作为评论者或参与争论者，首先应该研究这个方案，有的放矢，不能有情绪化的东西，太情绪化了对改革本身也不好，对整个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需要所有教师都认真对待。
史晋川则表示，之所以有这些争议，一是学校的方案解释力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尽管有5个月时间讨论，但多在校院层面；二是一些学院没有召开导师大会来解释答疑；三是一些导师平常自己不关心，等方案成形后却破口大骂；四是对学生意见征求得不够。
罗卫东总结说，“这个事件说明，任何一项改革，只要涉及个人利益，都需要多加慎重。”
但作为制定该方案的主要负责部门浙大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有关负责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这位人士表示，现在只做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