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伟1992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一所区中心医院工作。
简伟真正安心做医生的时间只有一年。一年以后,他开始主动申请上夜班,因为这样可以留出白天的时间去做药品代理。几年后,他正式离开医院,进入药品公司,做了专业的药品营销人员。“当时医院给我的工资是每个月200元,做医药代表可以拿2000元。”他跳槽的原因就是如此简单。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一大批医生投入到药品、医药器械销售行列,医生跳槽热与当时的出国热一样如火如荼。简伟目前在一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如果10年前没有跳槽,他现在应该是那家二级医院的资深医生,月收入3000多元。这个收入让今天的简伟觉得实在“可怜”。
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和医护人员都叫苦连天,认为低得“可怜”的收入已经成了阻碍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但在许多病人看来,医生的收入绝不会显得“可怜”:公立医院被看作是“垄断企业”,他们的名声和“药品回扣”和“红包”联系在一起,这会是一个“可怜”的群体吗?
许多大医院里都可以看到一些醒目的高档汽车,这尤其让人难以相信,医生的收入会像他们自己抱怨的那么低——医生的收入到底有多高呢?
长期以来,医生对收入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相去甚远。
这个行业起薪不高是公认的事实。在上海,李青峰说,医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勉强2000元出头,博士的起薪在3000元左右,护理人员的工资更低。当然,“重点学科病人多、自费项目多、商业保险多,收入与其他科室不可同日而语。”
医生的收入问题无法一概而论。同级别的医生,三甲医院的收入要高于二级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别——有时候,科室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会令人瞠目。
几年前,在瑞金医院收入最高的科室里,一名医生月奖金达到五六千元之多,而在奖金最低的科室里,他的同事只能拿到五六十元。100倍的奖金差距让一些医生深感屈辱,他们曾以拒领奖金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现在,收入差距也许不再那么触目,但两极分化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缓和,只是越来越被医生所接受。医院普遍进行经济考核。在考核的压力下,也在奖金的压力下,科室主任和医生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方法,除了争取尽量多的病人,就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情形被称作“医生创收”。人们将此看作“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的原因,后者导致了医疗费用上升,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腐蚀了医生的道德基础,伤害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
那么,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付出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创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