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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主持人 刘国恩 尹佳 郑法雷 王仲
让医疗、药物各得其所 医保改革最最关键
王仲：老百姓要看病、要看好病，有一个很严峻的现实——现在的医生有几个愿意让他们的学生学医？几个大学毕业生愿意当医生？四千块钱能招一个协和医院的医生到德国来做一个业务代表，企业感觉非常莫名其妙。十年以后还有多少好医生在北大协和看病？
我们需求的是什么？医生给老百姓全心全意服务，不能要求用低廉的价格换取优质的服务，这跟经济原则是违背的，低廉就是低廉，优质就是优质。
医改的框架大家想的比较理想，但是回避了一些细节，这个不知道要走多少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想让老百姓得到好的医疗回报的话，医生的价值得体现出来。
而提高挂号费或者医疗服务价格的问题，突破点应该在医保上。要先让老百姓放心，让医保承诺给患者付费。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应该体现在买单这边，不体现生产这边。
体现医生的工作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老百姓是有利的，我们不能单纯讲看病难看病贵，也要想怎么看病好，合理的价值、优质的服务。但没有人愿意多花钱，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要让他并不考虑到看病贵的问题，加大医保力度是第一件事，提高医疗服务费必须是医保先行。
尹佳：没有医保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高呼提高挂号费或者是提高手术费，这样的话就更增加老百姓的看病负担了。
任何国家的管理体制下，医生都不直接面对老百姓，而是由医保跟老百姓打交道，医保跟医生打交道。由医保监督医院监督医生，如果开大处方，医保不给报销，如果做了错事，医保取消你的行医资格。由医保来监督医院监督医生，由医保去跟病人解释，医生要做的就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为患者看好病。
在医保改革中，为病人报销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应该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报销药费。首先要把支付给医生的这部分服务费报销，首先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医生才有动力去减少药费，少开大处方，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只是付了药费，医生还可以开更贵的药，还可以开更大的处方和更没必要的药，而把医生的劳动支付了，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块钱”支付了，他就不会再产生那不必要的“七块钱”，阻断了开大处方的动力。
刘国恩：不能靠强行的医药分家，现在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提高上去，再把开药的收入强行压制下来，等于把医院唯一的生路灭掉了，那医院全都关门了，老百姓也没有地方看病了。
郑法雷：政府出多少钱，病人出多少钱，又涉及到医保的问题，涉及到医院怎么按劳分配的政策，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很多人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只要国家使劲压价就算为人民服务了，想得太简单幼稚了。要总体上来调节，要把配套的做好。医疗服务费涨了，但一定要把技术服务费和药费比例结构做一个宏观的政策调整。技术服务费在提高的基础上占60%占70%，逐步专家论证测算才更合理。
刘国恩：必须找出服务和药品支付合理的比例，也只能是医院和医保来对等谈判，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科学评估判断才能做出来，如果让病人自己掏腰包来支付药费也好劳务费也好住院费也好，这个矛盾永远在病人和医院之间，并且没有体现国家关注国民的意愿。
王仲：不仅没有体现，而且损害别人的利益，很多较少用到的药物、抢救药根本就不生产。因为价格很低，这次医改方案里面提了一句，对于少用药物及抢救药物的价格要给予特殊处理。
搜狐健康：总结一下，解决医疗服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提高医疗服务的价值回报，并且强调医保买单；一个是促进医生的自由执业。
刘国恩：在医保上怎么强调公益性都不过分，医疗服务生产过程当中必须讲究经济规律，不能靠计划的那套管制压价，那样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尹佳：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国家和人民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国家、病人、医生三方都能得到各自满意的平衡，怎么实现平衡？合理支付医生劳动报酬已成为整个医改当中最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医改的最终执行者——医生抵触，医改不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