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1705-1758)名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市黄家辛戈村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宗师”。
　　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浸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瘟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本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9)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
　　黄元御自三十六岁开始从事著述，苦心经营近二十年，著书十四种，他的医书十一种在其去世后不久，即由四库全书编修周永年进呈，全数收录，民间亦有刊本，尤其是在江南等省，凡悬壶行医者，无不知黄元御，被称为“医门大宗”、“一代之大医”，其史事轶闻广为传载。宣统间《山东通志》，民国初年赵尔巽等《清史稿》皆为其立传，民国十二年（1923)昌邑学商各界捐资为之修整坟园，呈请入祀乡贤祠。并于悬城西南门外及墓地立碑志念。黄元御终于象其先祖黄福一样，名列正史、身登乡贤，垂范千秋。

授御医”及“乾隆帝赐匾额”之事，传说如下。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当时，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诏进时黄氏辞曰：“敝乃草民，不懂军臣大礼，恐万岁见责，有欺君之罪。”乾隆帝传谕：“免恕一切，至宫廷时对朕面只行叩首之礼。”并令侍官带奉银及绫罗缎匹为礼，再诏黄氏进宫。黄氏辞曰：“无功不受禄，敝乃布衣之士，岂敢接受。”帝怒，再赐以五品顶戴，按品赐银，再次传进。黄氏见再难推委，遂入宫。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侍官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无药可医，恐不久于人世。”侍官回奏，乾隆闻言心悦诚服，乃知其为良医，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小恙，乃七分药毒三分病，须先进两帖去药毒，继服一帖治所病。”帝允诺，按方配服，病豁然而愈。乾隆帝大喜，赐以重金，元御皆坚辞不受，说： “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歧黄”，悬于太医院门首。
　　此虽系轶事传说，然对黄元御医术之精湛，性格之清高，乾隆帝这位明君的性格处事等，描述得极为精辟。参之黄元御《四圣心源》自序：“帝眷之隆，何可恃也”，当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非纯系杜撰
　　昌邑盛传，黄氏乡居时，其表兄孙某放道合，将诣江南上任，亲友及地方官员缙绅纷纷登门相贺，车水马龙，黄氏亦至，众人皆有贺礼，孙某应接不暇，容光焕发，至为欣喜。黄氏曰：“仁兄荣升外任，光宗耀祖，可喜可贺！愚弟无长物相贺，愿赠兄一脉。”对曰：“贱躯素健，一诊何妨。”诊毕，黄氏正色曰：“仁兄两年后将发搭背疮！此疮甚剧，性命攸关。余不能阻其发，然可以药移于兄之腿肚，则无大碍矣。发后兄自当延当地医师施治，然必知此疮由背移来者乃可服其药，否则断不可妄治！”孙某虽恶黄氏言语怪诞，然知其医术精湛，也为之一震，乃请其书方。书毕，黄氏曰：“仁兄到任即服，切勿延误时日，十剂为限。”孙某到任后，因忙于公务应酬，月余方忆起黄氏之嘱，按方服之。两年后左腿独果出一疮，日大日剧，奇痛难忍，眠食俱废。急招当地名医诊视询及此疮系原发抑或由他处移来？众医皆茫然“移来”之问，均曰“原发”，而证危剧，不知何故，不服其药。后一医报名自荐，愿为其一诊。诊毕曰：“太尊此疮，断非原发乃高手以药由背移至此！”孙某因尽告黄氏为其移疮之事及所嘱之言，恭请处治。对曰：“余虽知此疮由来，然迁延日久，证已大剧，愧无施治之术。为今之计，唯余亲赴昌邑，面聆黄师高术，求灵药一匙，而愈太尊贵恙。”江南距昌邑数千里之遥，限于当时交通条件，赴昌邑求方，谈何容易，不数日孙某疮崩而殁。
　　有睹“文革”中遗失之黄氏《玉楸子堂稿》者，谓书中之“移山填海方”，即黄氏赠孙某之方
　　黄元御医术精湛，治病如神之轶事传说，至今在其故里流传颇多。吴去疾《雪堂医语》载昌邑刘樵山讲述的黄氏治病轶事两则如下。
　　其一：黄氏乡居，以医负盛名。其女远嫁，生一子，出痘，势甚危，抱归求治。黄氏一见，即怒詈（li,音利)，不过日晡（bu,读第一声，申时也)，其速行！”其女长跪乞怜，黄氏不顾，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时赤日中天，舆人故迟迟其行，中途遇大雨，周身尽湿，舆人乃驾车回黄家，盖黄氏预嘱之也。时已日暮矣，黄氏率家人正伫立门外，灯笼相候，语之曰：“汝子生矣。此证内人已极，非用此法，不能挽救。吾默察天时，知今日午后必有大雨，故弄此狡狯（jiao kuai,音角快)，不然，汝子岂能生哉！”遂处方与服，痘果透发而愈。
　　其二：黄氏尝夏月出行，有数人见其至，相与谋曰：“黄氏号为名医，吾侪（chai,音柴)盖试之。”一人故仆地，急招黄氏诊。黄氏曰：“此人仅能延数刻耳，哀哉！”群嗤之以鼻。黄氏曰：“毋！听其预言。汝等初意，乃与余为戏也，不知今当夏月，湿热交蒸，此人仆地之时，热毒之气已从口鼻吸入，内又有肠胃之病，感之而发，其来也暴，非药石所能瘳（chou,音抽)矣。”众不信，黄乃行。未几，其人果腹中绞痛，不数时即毙。人皆嗟叹，共称黄术如神
　　黄元御五代传人麻瑞亭（1903—1997)，早年听其业师李鼎臣讲述过黄氏诊病轶事一则，简述如下。
　　时年黄氏在太医任上，沈阳一王爷之子病笃，遣人诣京，求乾隆帝委太医往诊，帝即命黄元御前往。即日起程，乘轿奔赴，夜不住驿，轿中假寐；食不下轿，果腹而已。至沈阳，直奔王府，报名而入，径往正堂，王爷降阶相迎。方落坐，黄氏未及请问，王爷即欲述其子病情。黄氏曰：“臣进府时，闻东厢有呻吟之声，可是小爷？”王爷对曰：“正是。”黄氏曰：“无须诊视，其肺已腐烂不堪，无药可医，惜哉！”王爷闻言，面露惊愕之色，旋即面如冷铁，起身曰：“先生少坐，本王去去却回。未几，侍者捧一盘呈与堂，视之，其内耐一腐烂人肺也，浊血流溢。黄氏大惊失色，方欲问其故，王爷已手握匕首而至，双手及利刃尽染血污，抱拳稽首曰：”先生神明，本王佩服！适才已将犬子杀之，此乃其肺也，果如先生所言。”黄氏惊倒在地，面如土色，张口结舌，无言以队。稍定，乞归。王爷允请，黄氏即刻起程，形容一如赴沈急促之状。至京，拜表奏乾隆帝诊病及王爷杀子始末，谢罪并乞归故里休养。帝不究其直言之罪，好言抚慰，准其所请。未及陛辞，即匆匆返籍，病卧不起。其子请问病由，黄氏祥告之，并曰：“为父已胆破神伤，医药无及，尚有百日阳寿，速请好友故旧一决！”果百日后而逝，时年五十有四。

黄元御
    1.“阳盛而病者，千百之一，阴盛而病者，尽人皆是”（《素问微蕴•脏象解》)。“人莫不病发于阴进而病愈于阳长”（《四圣心源•六气解》)。
按：这些都是极端偏执的一家之言，宜活看。笔者奇怪的是，黄元御自三十六岁开始从事著述，苦心孤诣近二十年，著书十四种，他的医书十一种在其去世后不久，就被四库全书编修周永年进呈，全数收录，民间亦有刊本。尤其是在江南等省，凡悬壶行医者，无不知黄元御，被称为“医门大宗”、“一代之大医”，其史事轶闻广为传载。宣统间《山东通志》、民国初年赵尔巽等《清史稿》皆为其立传，民国十二年（1923)昌邑学商各界捐资为之修整坟园，呈请入祀乡贤祠。并于悬城西南门外及墓地立碑志念。这样一位声名成就都冠绝当世的医学大家怎么会说出如此极端偏执的话来呢？
原来黄元御是有切肤之痛的。黄氏原本是仕途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时，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而这段亲身经历对于他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计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大倡贵阳贱阴之说。
这段特殊经历对其人生轨迹的巨大影响使他对寒凉滋润之法深恶痛绝。心存成见使得黄氏失去了基本的公正，不仅理论上说出了上述偏执之论，在对某些药物的评价方面，也同样走向了偏执之路。对多数具有助阳补脾作用的药物，往往大加赞扬，认为其有却病延年之功，如对于温阳健脾之肉丛蓉称其有“补精益髓，悦色延年”之功，健脾利湿之茯苓称之为“功标百病，效著千方”；对泄火滋润之品则极力贬低，认为用之有夭人损命之虑，如对具有清心泻火功用的人中白称之为“以夭人命，甚可恶也”，象这样的论述在《长沙药解》及《玉楸药解》中随处可见，据此也可见黄氏贵阳贱阴思想之一斑。
我们学习前人的好经验，但不要学他们的偏执。
  2.“阴易盛而阳易衰，故湿气恒长，而燥气恒消，阴盛则病，阳绝则死，理之至浅，未尚难知，后世庸愚，补阴助湿，病家无不夭枉于滋润，此今古之大祸也”（《四圣心源•六气解》)。
  按：黄氏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力倡贵阳贱阴外，再就是重视顾护脾胃阳气，崇尚温阳补土。从病理上认为中气虚衰、升降失常、百病由生，而导致中气虚衰的病机主要为阳虚土湿，治疗上以温阳补土为大法，所以他又说“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出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四圣心源•中气》)。重视顾护脾胃阳气是黄氏的长处，崇尚温阳补土反对补阴滋润则显示了他的局限。早在明朝繆仲淳就提出了脾阴的重要性以及滥用香燥的危害：“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其创制的资生丸是治疗脾阴不足而兼有湿热的经典名方，当代名医岳美中先生对此方推崇备至。
    繆仲淳本在黄氏之前，黄氏未能正确理解和接纳前人的宝贵经验，却说“土燥为病者，除阳明伤寒承气证外不多见，一切内外感伤杂病，尽缘土湿”（《四圣心源•六气解》)，令人遗憾。
    更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某些名家同样未能正确理解和接纳前人的宝贵经验及教训，也发表了一系列诸如“一切、、、，必须、、、”的武断言论。也验证了笔者前面所说的“无奈的轮回”，只是不知道是否还会无休止的持续。
总之，黄氏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其个人认识的偏面性，厚古薄今，对唐代以后医家多持否定态度，其评论也多有失之过激，这些不能不说是他的不足之处。
－－－－－－－－－－－刚读完《四圣心源》,对其方尚待验证.楼主古文底子很深哪,对黄老轶事,行文之中,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不由人击节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