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由严世芸，李其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出版发行。


内容简介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时期，隋、唐两朝的医药学实是这三百多年医学成就的延续。可是，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医学研究，几乎仍是一个历史性的空白。本书旨在将存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内容拾遗辑佚，汇为一集，进行校勘整理，每书前有前言，概括本书学术价值，然后是原文辑佚，有部分校勘。通过这次辑集校勘，这些书籍无不展现了崭新的面貌，尤其在各书的学术内容方面，均有许多新的补充，可予读者以前所未有的收获。本书的出版是全面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的必要基础也填补了中医古籍整理的空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临床文献研究也有益处。
－－－－－－－－－－－作者：范行准


三国以后，与外国的陆上、海上交通均已逐渐发达，交往逐渐开展，其间自然也带来了医药卫生方面的交往。


一、中印医学交流

中印两国，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胚胎发育的内容，就出现在《地道经》中。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称为“寿命吠陀”，或称阿输吠陀，其内容大致有八个方面，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此八支的内容包括内科，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鬼病方科，小儿科或称看童法，毒药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亦即解毒学，长寿科及性医学。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这就难怪两晋以后，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葛洪《肘后备急方》经梁陶弘景整理后，就把它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学说的影响的。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就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我国的药物，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


二、中日医学交流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在与中医学的接触方面，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其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日人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宋书》和《南史》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之多，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本时期的早期，中医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时，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后来，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纪)、钦明天皇（六世纪)曾先后向朝鲜求医，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时疫病流行。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汉纪武及其他医家去日，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公元562年，日本钦明天皇时期，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共一百六十四卷到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后，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也都较有影响，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


三、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

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僧侣顺道、阿道、摩罗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公元372年)、百济（公元384年)和新罗（公元422年)。由于佛典“五明”中就有“医方明”，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4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据朝鲜《三国遗事》卷三“顺道肇丽”，“阿道基罗”条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然禅师撰《三国遗史》，第200，203～205页，韩国学友社刊，1964年改订版)。加之，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去，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它为“仙道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金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高丽……成器炼熟可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百济把葛氏《肘后方》的治肺痈方和治丁肿方收载于《百济新集方》里（金信根：《韩医药书考》第1页，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9年初版)，据《周书》载，百济“兵有弓箭、刀梢……其秀异者颇解文，又解阴阳五行……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二十五史》，“周书”，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时隔二十年后，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吴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药书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学大系》分卷，“日本书记”（下)“卷19”,第126页，岩波书店，1965年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丞和药藏丞的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1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本时期，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里收载的高句丽、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人参、金屑、细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芜荑、银屑等，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如对人参记述“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句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再如对款冬花记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以大菊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四、与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

古代的越南属交州辖地，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如贾思勰《齐民要求》，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等，都载有交州的物产，其中有些与医药有关。如：《异物志》提到交州的椰树，说它”实如瓠……食之美于胡桃味也。肤里有汁斗余，其清如水，其味美于蜜，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齐民要术》引《南中八郡志》说：“交趾特出好桔，大且甘，而不可多啖，令人下痢。”书中还提到诸如扶留蘖、桶子、槟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药用。当时越南输送到中国的香药有沉香苏合香等。南齐时，苍梧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以温白丸治，下腹胀满颇效验。《南齐书》还载有“林邑国传”，其中有关于丧葬等卫生习俗的内容，如说人死后“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南史》记载、扶南（即今柬埔寨)国王遣使送中国以郁金、苏合香等。干陀利国、婆利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输送给中国物品内有香药。

我国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如西晋王叔和《脉经》，就曾传到该地区，后来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就反映了《脉经》中关于脉象的内容。另外，我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一些医方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乾陀利国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五卷，据考证。此乾陀利在刘宋时为干陀利，即今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其中之治鬼方或与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


（来源：《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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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旨在将存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内容拾遗辑佚，汇为一集，进行校勘整理，每书前有前言，概括《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学术价值，然后是原文辑佚，有部分校勘。通过这次辑集校勘，这些书籍无不展现了崭新的面貌，尤其在各书的学术内容方面，均有许多新的补充，可予读者以前所未有的收获。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时期，隋、唐两朝的医药学实是这三百多年医学成就的延续。可是，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医学研究，几乎仍是一个历史性的空白。
目录
华佗医学集（华佗)
《华佗观形察色三部脉经》
《内照法》
《华佗针灸经》
《华佗药方》
《中藏经》
《五禽诀》
华佗医书文献资料
《药录》（李当之)
《吴普本草》（吴普)
《颅囟经》附《论食疗》（卫沉)
《黄帝众难经》附《玉匮针经》（吕广)
《赵泉方》（赵泉)
《养生论》（嵇康)
皇甫谧医学集（皇甫谧)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
《论寒食散方》
《解寒食散方》（曹歙)
《廪丘公疗下痢方》（曹歙)
《曹氏灸经》（佚文)（曹歙)
《寒食散方》（曹歙)
王叔和医学集（王叔和)
《伤寒论》
《脉经》
《王叔和医论医方》
葛洪医药学集（葛洪)
《补阙肘后百一方》
《抱朴子内篇》医药内容选辑
《千金方》中葛洪医药学内容辑佚
《医心方》中葛洪医药学内容辑佚
《外台秘要》中葛洪医药学内容辑佚
《证类本草》中葛洪医药学内容辑佚
《南方草木状》（嵇含)
《范汪方》（范汪)
《养生要集》（张湛)
《寒食散解杂论》（释慧义)
《服石发动解救法》（范曲)
《胡洽方》（胡洽)
《秦承祖明堂》、《秦承祖药方》（秦承祖)
《张苗方》（张苗)
《陈廪丘医论》（陈廪丘)
《靳邵方》（靳邵)
《史脱方》（史脱)
《宫泰方》（宫泰)
《陶潜方》（陶潜)
《小品方》（陈延之)
刘涓子鬼遗方（刘涓子)
《刘涓子鬼遗方》（五卷)
《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一卷)
《刘涓子鬼遗方》辑佚
《雷公炮炙论》（雷■)
《徐伯方》（徐文伯)
《风眩方》（徐嗣伯)
《深师方》（僧深)
《褚氏遗书》（褚澄)
陶弘景医学集（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真诰》养生文献集录
《陶隐居效验方》
《养性延命录》
《药总诀》
《大清经》
《灵奇方》
《素问注》（全元起)
《如意方》（萧纲)
徐之才医药著作（徐之才)
《药对》
《徐之才方》
《集验方》（姚僧垣)
《删繁方》（谢士泰)
《产经》、《德贞常方》（德贞常)
《新录单要方》（魏孝澄)
《王叔和脉诀》（高阳生)
《龙衔素针经》（龙衔素)
《金腾灸经》（无名氏)
《僧匡针灸经》（僧匡)
《七卷食经》（佚名)
《崔禹锡食经》（崔禹锡)
《马琬食经》（马琬)
《朱思简食经》（朱思简)
《食经》（佚名)
《寒食散对疗》（解散对治方)（道弘)
（龙门医方》
《龙门石刻药方》
《龙门方》
《龙华方》（佚名)
《耆婆方》（佚名)
（集略方》（无名氏)
《令李方》（无名氏)
（煎药方》（无名氏)
（杂酒方》（无名氏)
《金匮录》（无名氏)
《养身经》（佚名)
《黄帝养身经》（无名氏)
敦煌古医籍九种
《明堂五脏论》
《张仲景五脏论》
《平脉略例》
《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
《占五脏声色源候》
《亡名氏脉经》
《玄感脉经》
《七表八里三部脉》
《青乌子脉诀》
其他亡佚书籍
…… 序言自东汉之末，以迄隋初，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
在这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南北方基本处于战乱频仍、分裂割据、四野荒芜、疫疾流行、死亡枕藉的局面中。此时，自西汉以来笼罩海内、经过汉武帝和董仲舒等惨淡经营构筑的儒学大厦，已经风雨飘摇。因之，哲学获得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颇为活跃，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经历着继先秦以来的第二大转折。
从这一意义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特时期，表现为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衡。在这政治黑暗、社会动乱、经济凋敝、人民颠沛流离的年代，反而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和各种学术，从而造就了一个富有生机的文化腾飞时期。
这一时期的医学也不例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的医学书籍有医经、针经、脉经二十多种，脉色、病源、藏象十多种，本草二十多种，医方一百六七十种，针灸十余种；胎产数种，养生、饮食、服食等近百种，约共三百数十种。这些医著，绝大多数属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家之作。仅此数字，就足以想象当时的医学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医家，大都是儒、道、释名流，以及门阀世家，乃至将相帝王。在当时，唯有他们才有条件进行医学著述。这些著作，反映了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经典的继承和发挥；记载了该时代发生的多种疾病及其论治经验；证明了医学分科的日益细致和当时学术的深入发展，并体现了儒、道、释思想在医学各方面的渗透影响。
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时期，隋、唐两朝的医药学实是这三百多年医学成就的延续。许多年来，无论在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学者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探索研究是颇为全面和深人的。尤其在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方面，几乎已将所有传存的史料文献，包括诗文歌赋、书画雕刻等作品网罗无遗，仔细研究。可是，唯独在医学领域，未免相形见绌，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即有研究，也往往浅尝辄止，而对于一般而言，则连这一时期有哪些重要医家和著作也不甚了了。因之，可以说，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医学研究，几乎仍是一个历史性的空白。
有感于此，我们遂萌生了将存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内容拾遗辑佚，汇为一集的想法。
可惜沧桑屡变，纸素难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众多医籍多已风流云散，其存世者寥若晨星，现所传存者仅《甲乙经》、《脉经》及《褚氏遗书》等而已。诸如《肘后方》、《小品方》、《本草经集注》等书，也仅属辑佚之本，而非原书面貌。至于其他更多的医书，均已不存于世。即使尚有部分医书的零章断句，曾为唐、宋医家所引录，但这些佚文散载于诸书，大都未经辑佚成帙。这一现象，致使中医学的整理研究工作至今存在了一个空白，也实为中华文化遗产继承发扬的一大憾事。
文摘华佗医学集（华佗)
华佗，字元化。又名旉。东汉谯郡亳(今安徽亳县)人。约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卒于公元207年。《后汉书》及《三国志·魏书》皆有其传记，传中备载生平行事和医案。
华佗早年“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他精通医学各科，尤以擅长外科手术、发明麻沸散和传习五禽戏著称，终于成为东汉之末的杰出医学家，在我国历史，甚至在世界医学史上享有盛誉。
早在六朝时，人们已将华佗置于“医圣”之列，如陈延之《小品方》所说：“观历代相绍医圣，虽异轨殊迹，治化同源。疗病之理，其教亦然。是以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脏腑，华佗刳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是以为异轨同源者也”。将华佗与神农、黄帝、扁鹊并称，足见其学术地位非同一般。
华佗为曹操治病，因受疑忌而被害。《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说：“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日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由此，自古以来多认为华佗已无亲撰之书传世。
然而，考阅历代史志书目，并研读医籍文献，不难发现题名为华佗的医书却有不少。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引有《华佗服食论》；《八十一难》杨玄操注引有《华佗脉诀》。又《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华佗内事》五卷、《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华佗方》十卷、《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吴普集《华氏药方》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华佗老子五禽六气诀》一卷；《通志·艺文略》载录《华氏中藏经》一卷；《崇文总目》载有《华佗玄门脉诀内照图》一卷。此外，另有华佗《济急仙方》一卷，见于《国史经籍志》；《华佗外科方》一卷，见于《医藏书目》；《华佗书》一卷、《青囊书》一卷、《急救仙方》六卷，见于《补后书书艺文志》。凡此书目，不为不多，或为狱火之焚余，或为弟子所辑集，也可能为后人摭拾遗方而成，但亦不免有好事者的伪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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