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突破：探访民间学术部落
社会科学报记者 曾军 特邀撰稿人 吕国利
前言：本报于2003年６月整版登出《一个民间学者质疑二百多位专家》和《学术孤旅——刘庞生的心路历程》，对原籍河南新野的无学位、无职称、无资历的民间学者刘庞生向中国二百多位正统的专家学者参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核心课题——武王克商时间的官定结论提出学术质疑进行了专题报道，随后，本报又于2004年４月刊登了《死在讲台上的民间学者》，对刘庞生为进行学术研究、撰写论文及为使其成果得到审阅和公正评估所花费的巨大代价进行了报道。同时，本报也提出疑问：难道只有在规范体制下的学术研究才是惟一有效的吗？民间学者到底是否能够走上学术的论坛？上述系列报道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本报以“探寻民间学术部落”为主旨，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对这些学术群体进行详细了解和追踪采访。今天刊出的专题报道，就是我们了解和采访的片断，也是本报对民间学术和民间学者关注的继续。
求真，民间学术的本色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若要形容民间学人的总体精神气质，这诗句是最贴切不过的。毫无疑问，民间学人的学术研究都是主动的追求，因此，“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痴迷与执著，是民间学人的共性，学术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种“稻粱谋”的工作，也并不仅仅只是兴趣与爱好，而是一种可以为之献身的事业与责任。所以，他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都不带功利色彩，是纯粹的全身心投入，是常年的坚持不懈，是不计后果不图回报的奉献。正如固执地卖掉自己的住房，常年坚持从事“九·一八战争问题”研究的沈阳民间学人张一波所言：“这不是工作，这是事业！”而其事业的意义——“是为了民族的尊严”。
在今日社会到处都浮躁着发财致富梦想的大背景下，比比皆是学人的短视与学术的功利，而民间学人的纯学术坚守，就成为一束难能可贵的光源，照亮的是学术正道。
无助，民间学人的困境
虽然，民间学人在不少学术领域都有十分突出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但他们的生存境遇却无疑是非常糟糕甚至是十分凄凉的。
身着破衣，佝偻着身子，拄着一支木棍，背着一只盛有残汤剩水的
葫芦，一个老人踽踽独行于熟悉的或陌生的乡间田野。他是谁？他是一名乞丐，他同时还是一名民间学者。王安江，贵州台江县苗族男子，他以乞讨的方式，三十余年来走遍了南方十余个省区，还流浪至越南，至今已搜集到十二部自古流传而即将消亡的《苗族古歌》——它们是苗族的族源史诗，王安江已将之整理后加注成册，他还在继续搜集，继续乞讨……
或许，王安江以乞讨方式做学问只是民间学人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然而，多数民间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不得不时时感受到无助，却是最普遍的常态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最近数十年来，民间学人基本上被排斥于现有学术体制之外，他们得不到资金、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学术的同等待遇与公正评价，一切只能靠个人的力量支撑着，因此，造成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困难境况。
正气，民间学者的力量
在民间学者身上，我们会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坚定的力量，这是正气支撑起来的。也只有正气才能支撑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难的条件下，去从事清苦的学术研究，同时激发出他们高尚的品格与思想境界。
王红旗说，他个人虽因“文革”而专业未成，但正是这个转折，使得他“得到重新审视社会政治以及人生信念的机会”，“开始了独立思考的不依附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民间学术生涯”。他给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关心天下大势，忽略生活琐事；追求人生理想，放弃具体利益；自信事业有成，好人终得善报。”而领航中国茶文化研究方向的陈珲则有这样的感悟：“当一个人认真踏实地去做一件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时，生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熟起来，一个高大而富有内涵的生命，必曾做过无数有益而没有名利的事，但有什么回报能大过生命的提升呢？”
茶农学者赵恩语，精研创制出九华山茶第一品牌：龙池凝碧茶。为了保住茶的品牌和质量，他婉拒了许多人提出的合营、扩大生产规模等种种“建议”，每年只亲自监制干茶三至五百斤，惟求真茶真香。在这期间，他也不免多次被一些大大小小的奸商坑害欺骗，使他的生活和学术研究雪上加霜，但他并不因此而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和对自己事业的追求。他真切地说道：“人们不应该满足于生在光辉的时代，而应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增添光辉。”
苏州的“三最”学者也是“三无人员”的朱季海，一生钟情于中华文化，他在给杭州一位学者的信中写道：“既与中国文化有关，我怎能不闻不问呢？”“（我)一切为了中国文化，为了人类文明，有多少能力就用光为止吧！”朱季海虽说生活困顿难济，但他精神乐观，说自己是“玉树坚守不病身还是最好哩！”他在给杭州友人的另一封信中写道：“酒醒深夜，红烛照花，非情之所钟，谁能如此？生命是宝贵的，只有宝贵的生命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住那股激情和希望的。强烈的渴求正是生命的动力，有什么不好呢？诗兴勃发，令人欣羡，为什么要终觉黯然呢？生命之花是不凋谢的，心灵之光，明于红烛。”
天地有正气，华夏出才俊。一个腾飞的中国，离不开正气，缺不得才俊。现在应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要真正落实到制度上”的时候了！
编者按 本报曾刊发对民间学者的系列报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本报以“民间学术部落”为题，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对这些学术群体进行追踪采访。民间学者究竟在哪些学术领域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学术成果？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究竟面临哪些困境？本版对此进行详细报道。
■人物掠影
民间学术的价值追问
在今日社会到处都浮躁着发财致富梦想的大背景下，比比皆是学人的短视与学术的功利，而民间学人的纯学术坚守，就成为一束难能可贵的光源，照亮的是学术正道。
赵恩语：《
黄帝内经》成书于使用16.5cm左右尺的时代
身份是茶农的赵恩语，隐居安徽九华山已有三十六个年头。对他来说，选择做学问、搞学术，探索自然和人生的奥秘，求解华夏文明的起源真相，是他心甘情愿、茹苦如饴的事，只要看一下他近二十年来所写的论文题目，就可明白他研究的是何等纯粹的学术：《夏初年代勘定》、《从易学的产生看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华夏何时开始使用金属》、《中国国名考》、《仲康日食的认证》、《〈黄帝内经〉成书时代的探索》。
《黄帝内经》因医理畅晓，医道深湛，向为医家所推崇。然而，有关该书的成书年代，至今仍定为“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赵恩语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定。他在花费数年心血精心研撰的论文《〈黄帝内经〉成书时代的探索》中写道：“《内经》必为上古经验之累积，决非一人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一时所能做得出来的。之所以语言文字较平易，必是经过古时历代名医之手，译为当时语言甚或有所增益，但骨架则必为上古之遗，不能因其中有后世用语而疑之。”那么，产生《黄帝内经》基本“骨架”的这个“上古”是何时代呢？
赵恩语认为，自现代断代技术出现后，不论丸泥片瓦，皆可据以测定其绝对年代，因其本身就可以告诉人们它产生于何时。这种方法如用于文献史料上，也是同样有效的。经论证，赵恩语认为，《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必是使用16．5cm左右尺的时代，而使用17cm尺的时代，是它成书时代的下限。故而，其成书在周代以前就是必然的了。至于再往上推，就是在尧舜之前了。《黄帝内经》虽托名于黄帝，其实可能大大早于实际的黄帝时代。
关于自己的研究结论，赵恩语说：“这至少将现在公认的《内经》成书时间的上限即战国时代，要早六百多年。”“将《内经》成书的年代上限上推六百年以上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赵恩语非常赞同宋健同志有关上古史研究所提出的“粗估”概念，认为这才是符合科学的。赵恩语认为，“《黄帝内经》不只是中医领域的宝典，也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见证载体，探索其成书时代，对于华夏文明探源乃至黄帝存在时代的信息均具重大意义。
敢于对某种程度上已“迷信”化了的“权威”和“真理”发出自己的质疑，这是赵恩语最感自豪的事。早在三四十年前，赵恩语就对革命导师恩格斯那个著名的“从猿到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三段论提出过质疑。按照恩格斯的论断：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赵恩语的思辨是：如果人是劳动创造的，而人又是由猿进化而来的，那么第一个制造工具的手就只能是猿手，否则人便不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而如果猿手从来没有制造过工具（即劳动)的话，那就不能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二者是不能同时成立的。赵恩语从革命导师的结论中发现了不严谨与矛盾之处。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做学问的前提。从赵恩语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民间学人的自信。他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只要你敢于否定，你的认识就会立刻大进一步。”
朱季海：中隐隐于市，坚持求真本色
在《楚辞》研究领域，《楚辞解故》被学者们叹为“学界天书”的研究著作，其作者是苏州的朱季海。朱季海在苏州学人中素有“三最”称号：资格最老，才气最大，性格最怪，他的宁为市民不为教授的选择，就完全是他自我的、主动的人生选择。作为民国五年（1916年)出生的他，在年仅十六岁时就被国学大师章太炎收为弟子，并得到器重与栽培。以其学术水平，在学术单位里成为“名教授”，当个“学科带头人”是根本不在话下的。但他在名利与学术之间，选择了学术。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他说的一句话中品味：对学术的强烈渴求是一个学者生命的动力，而自由的学术研究又是学术生命延续的保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先后离开了地位优越的中央国史馆、东吴大学，又先后拒绝了省文史馆馆员、
南京大学教授等职位的聘请，而这一切都是他为了自己能够自由地去从事学术研究。当然，这也是他“求真”的学人品格使然：考察无锡泥人的发展史并研究其艺术内涵与欣赏价值；到杭州凤凰山上考察并研究南宋皇宫遗址和官窑遗址；研究太湖三山文化及良渚文化、搜集良渚玉器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去上
海参观上海博物馆与镇江博物馆联办的青铜器陶器展览等十余项地跨省内外、时跨古代当今、学跨文理科技的学术活动，可不是一位年在青壮、有单位、有职称、有上下级安排照顾的官方学者的活动，而是一位年已古稀、无单位、无职称、无权势背景的来自民间的文化老人“求真”的学术活动啊！
从事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将个人的生命与学术完全相融，本能地抵制来自外界的名利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干扰，从而坚守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我们从赵恩语、朱季海等许许多多的民间学者身上所看到的正是这样的品格。
陈珲：二十年构筑原始茶文化理论体系，引领茶文化研究方向
2005年初，“首届倡导茶为国饮杭为茶都高级论坛”在杭州举行，入选论文中，有一篇是陈珲的《论茶文化萌生于旧石器早中期及饮茶起源于中国古越地区》。在这篇二万多字的论文中，陈珲运用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详细论证了茶文化起源的时间、地点等学术前沿的开拓性研究结论，纵横捭阖洋洋洒洒地阐述了其所提出的“原始茶文化”学术体系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最早发表于1990年10月25日的“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后以《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为题，发表在《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上，当年，学界权威刊物《新华文摘》第7期即全文转载，成为《新华文摘》自创刊以来转载的第一篇茶文化学术论文，引领了茶文化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如今，经过长达二十多年孜孜以求的扎实研究，陈珲已精心构筑起中华茶文化起源与发展演变的理论体系。
在对茶起源的纵深考证及茶史学的广博研究基础上，陈珲又在撰写《中华文明起源探索》（暂命名)一书，其中有颇多独到的开创性新论，如“丝绸起源于万年以前的杭州湾地区”这一惊人观点。陈珲认为：“凡对树叶的利用，都萌始于人类在森林中的时代。丝绸是一种对树叶的间接利用，有着比直接食用树叶更为复杂的程序和工艺技术，所以其起源就远远迟于茶，但却决不会晚于万年之后。”并进一步阐述道：“如果说茶是文明前的文化，那么丝绸就是文明后的文化，因此，丝绸的出现，正标志着文明业已开始。”这是对文明起源认定的一个全新意义上的突破。
■关注与反思
民间学人的学术困境
论文发表难
由于学术刊物的相对稀少，加上高校和官方研究机构大力培养硕博，使得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又加上一些学术刊物重名分轻内容，重人事轻质量，这就更让民间学人处于劣势了。茶农赵恩语每一篇论文都是精心研究仔细推敲而写出来的，但有时发表一篇论文却比登山还难。比如《〈黄帝内经〉成书时代的探索》这篇论文，准备和撰写阶段就用了数年时间，而撰写完成至今已过近四个年头了，竟找不到能发表或报道消息的刊物、媒体。期间先后投稿的刊物和报社多达二十余家，大多无反映，少数有退稿的，其理由又都无道理，赵恩语说：“世界上凡是有创见的文章，一般都是抢着发表的，而在我们这里则不然。如果不是外国人或所谓的权威，而是一般的人的话，创见有时就被当成了胡说，反之，胡说也可被吹捧为真理、卓识。”
赵恩语所质疑的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存在于我们学术界的顽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例不胜枚举，更何况还有许多情况是“墙内花不让开”。组合数学界有个著名的“寇克曼女生问题”，早在1961年就被我国一位中学教师陆家羲解决了，可就是因为陆家羲只是包头的一名中学教师，不属学术圈里的名人，无人予以重视，而被外国人抢先。可以说，像陆家羲这样的悲剧在民间学人中是司空见惯的事。
专著出版难
由于出版机制上的原因，加上书号的紧缺，“出书难”就成了当下“流行词”。而“出书难”，最难的还是民间学者群体，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无名分、无权力、无金钱。民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依靠个人和家庭的力量，其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就已相当困难，再要筹集资金用于出版，对绝大部分的民间学人来说几乎没有这样的可能。赵恩语仅以自己每年春茶的收入，艰难地维持生计以从事学术研究，目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但出一本书数万元之巨费，让年过六旬并无积蓄的他只能望洋兴叹。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民间学者各方面条件备极艰难，按理，其研究成果和权益在出版过程中更应得到尊重和扶持，可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呕心沥血数年甚至一生所完成的学术成果和专著，往往得不到出版社应有的重视，不是直接和间接地索要费用，就是轻率地退稿了事，即使出版了，又常常会出现作者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民间学者们的论文和专著不能出版面世，不只是许多可能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和重大学术突破会长久埋没乃至被外国人抢先，同时也是对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与进步直至民族复兴大业构成严重阻碍。
生存和研究条件难
朱季海说“无偿的劳动才能导出不朽的事业。”然而这其中又是何等的艰难呢！民间学人差不多都是在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达到的情况下，从事学术研究的。
住在九华山上的赵恩语，几十年来他一直独身栖居于两间简陋的泥屋里，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除了一张破旧低矮的木桌、长条板凳硬板床之外，就是几堆数十年来点滴积累起来的书籍资料了。为了从事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赵恩语不得不花上很多的时间精力，去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以获些微薄的收入，作为维持生命与学术研究的经费支持。可以说，赵恩语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研究条件，是当下身处穷乡僻壤中的无数民间学人的普遍状况。
生活在农村的民间学者是困苦的，同样，城市里的民间学人也是困苦的。苏州的朱季海老人常自称自己是“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到过朱季海老人在苏州老城区的家中的人，都会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间旧式的木结构房屋里，惟一床一桌一椅一竹躺椅而已。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做学问，已经不能用通常意义上“做学问”来理解了。长久的物质贫困，已让朱季海无法顾及到文化人的面子。1987年冯梦龙学术研讨会在苏州举行，会议组织者邀请朱季海参加，食宿免费，可会议结束后，他还想住在招待所里不走，最后是被人劝说了多次才离开的。我们这里不禁要问：社会有没有责任给民间的文化精英提供一份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呢？
得到名分难
由于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学术机构基本上从属于国家行政主导管理，因此，面向全社会的学术评价体制是缺空而至今未建立起来的，从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也至今没有出现，出现的却是在待遇上、评价上的严重不公平。比如，现行学术体制所重视的职称、资格、待遇等，都只有在正规单位才能办到，如果你不属于正规的官办学术单位，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与现行学术评价体制“绝缘”，你只能在体制外围不被承认与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学术身份与地位。在没名分的情况下，不要说找个愿意资助的机构比登天难，即便找到，也是“此路不通”！目前如何对待全国为数众多（据估计不下百万)的无名分的民间学者，已是个不容再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赵恩语在《安徽史学》上发表了数篇极有创见的学术论文；朱季海已出版专著《楚辞解故》、《南齐书校议》、《庄子故言》、《石涛画谱》等多部；陈珲在茶文化研究领域里，引领了茶文化研究的方向……不知道倘若评职称的话，该给赵恩语、朱季海、陈珲他们评定什么职称？是副高还是研究员、正高呢？这块巨大的空白区域该涂上些许绚烂的色彩了！
由于得不到名分，民间学人在参加学术会议遭遇到尴尬。通常情况下，官办的学术会议都是面向本领域相关单位的“学术圈”的，参加者往往按职称、职务等一些只有体制内的人具备的条件选定，而普遍的是大部分民间学人自始至终被排斥在现有学术体制之外。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大环境，民间学者才须为参加一场学术会议而耗尽心思。如朱季海老人为了能参加学术会议和活动，在信中向朋友央求道：“如有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国际会议，只要能所有费用一切由会方承担，我一定欣然参加，论文发表不成问题，您有办法吗？”满腹经纶的朱季海老人的这些言行和想法，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怪戾，但真的是他本人的怪戾吗？是否是我们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有些怪戾才导致的呢？
放眼古今学人多，不应身后识方干！给予民间学者一定的名分是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得到周围人的理解难
徐树人，浙江诸暨璜山镇外刀鞘村的农民学者，20年前的一次种
大蒜的节气试验，让他进入了天文学的世界，慢慢地，他开始撰写论文，提出自己的天体进化理论，为此，他停止了办厂赚钱，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于是，周围人的不理解就随之而来：家人说他是凑热闹：人家大学教授都还搞不清楚，你一个高中生就能研究了吗？村里的人更是给他起了个“犊头”（绍兴方言，意为傻瓜、呆瓜)的绰号，人前背后都这么叫他。
正因为论文发表难、专著出版难，长年研究出来的成果，又往往得不到当前学术体制的认可，再加上自身的生存和研究条件的窘迫，没有名分的民间学者就必然要面临周围人的不理解了。“周围人”，首先就是自己身边的亲人。民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最大的阻力还是身边亲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
与徐树人的妻子只发发牢骚相比，苏州的朱季海老人所遭遇的就属于悲惨了。妻子和儿子们将他这负担不起家庭的“一家之主”视同“废物”，相互间竟互为“敌人”了。有一次争执中，他的次子失去理智，居然操起棍子就要打他，而他只能用自己的身体顶住房门并还以“流氓！简直是流氓！”这样的文人之骂。
其实，要使民间学者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与支持，也并非不能实现的，首先从学术制度上着手改革，改变传统的学术评审规则，对民间学术和民间学者实行全方位开放和平等待遇政策，使体制内学者与民间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成为常态。此外，国家也应该允许并鼓励社会力量成立各类学术基金会，以使众多有价值的民间学术研究可以得到社会力量的资助和支持，这样，我国的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就一定会出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繁荣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