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四川普及类医书的产生和影响

在现存的四川古代医籍中，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撰成并刊行于清代后期(道光以后)的比例很大，共约200余种，而且其中又以中医启蒙入门性医书为大宗(接近一百种)，致使普及类中医著作的大量问世成为晚清四川中医学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一、普及类医书大量涌现的因素探析

清代后期，四川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地大省，在全国局势动荡，战乱频繁的情况下，社会相对稳定，不象京畿和沿海一带直接受到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军事和政治动乱的长时间影响，因而经济逐年有所发展，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中医学术的兴旺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晚清时期，雕版印刷业有较大发展，为书籍的刊行提供了较前代更为便利的条件。但对一般医生来说，自费刊行，多数均无此能力。如周伯贞所著《中医入门》一书，作者“身没十年，贫不能刻”。通常除地方政府和书商出资刊行外，多由达官富贾捐资刊行。清末，四川商业勃兴，巨商富贾不断涌现。其时，除重庆、成都两大城市外，一批处于交诵要道上的州县城市亦日趋繁盛，如川北水陆要冲之地的南充县城，在雍正乾隆时，“犹甚寂落，除院试及红花市期外，土产不能常集。”然而“迄清末世，渐臻繁盛，工商勃兴，人物萃集，华屋栉比，珍货云屯，内外城间已无隙地。”(民国《南充县志》卷一)此期金融业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兴旺，光绪宣统间，重庆出现了一批积资巨万的富贾豪商，这些人往往赞学助文以博风雅，这就为医书的刊行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如《医学切要全集》一书的作者王文选介绍其书刊行过程时说：“丙午，余游涪陵，承都人士欣然相助，初将首卷付梓。下有五卷……余客渝城，幸遇傅君怡如，艾君顾堂，邱君东山，乐为倡助，遂将六卷合刻，成集此书”。

其次，清末四川人口的急剧增长是中医普及类书籍得以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类的繁衍昌盛与医学的进步密切有关，众多的人口对医学的发展又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四川省以人口众多闻名于世，还只是清代后期的事。清初四川人口数量曾降至历史最低谷。康熙24年(1685)，全省仅一万八干零九十余户，约合九万余人。故有“合全蜀数千里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四川通志》卷71)之说。但经“乾嘉盛世”，“湖广填四川”之后，从乾隆后期至光绪年间，四川人口逐年稳定增长。据《四川近代人口》一书的研究，较为可靠的人口数字是：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超过2100万，道光十一年(1831)，突破2500万，咸丰八年(1858)突破3000万，光绪二十五年(1899)突破4000万人，自此以后，大体上确定了四川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大省地位。

如此显著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众多的人口，必然导致医疗队伍的迅速扩大，当时虽已有西方医学的传入，但在深处内陆、交通闭塞的四川究属凤毛鳞角。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陆大省，中医药学的随之蓬勃发展是意料之中的事。清代四川从医人数虽尚无可资证明的资料。但据民国五年(1916)四川省长公署内务厅的统计，其时中医人数已达七万余人之众。如此庞大的中医队伍，特别是大量的初涉医学的人员，对于中医书籍特别是入门书籍必然会产生迫切的需求，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清末四川中医普及读物的大批出现。

晚清四川医家本身的素质是产生普及类医书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当时医家中如郑钦安、唐容川等具深厚学术功底和远见卓识，能够开宗立派者毕竟为数不多。从文献、版本考证及校勘辑佚方面研究医学的儒医，如后来的廖干、张骥之类的医家，亦为数甚少。多数省内名医，主要是有一定文化修养，行医有年，积有心得，在研读中医经典著作和前人著述基础上起而著书，或者为课徒授业的需要而撰写。其著述着眼点多首先集中于普及类读物。如赵廷儒、李玉峰纂辑之《赵李合壁》李序所述：“如邑庠生赵君廷儒者，精于孔孟，旁及岐黄，于景岳八阵有得之学，爰就是书汇集而摘要，言简意赅，抄胥成帙。”又如罗绍芬纂《医学考辨》自序中说：“余以为多而难精，不如少而易确，因专印世俗最多最要之症，考证群书，辨别得失，其精当者录之，其矛盾者去之，其缺略者补之，合诸贤之论，成一家之言。”对这类书籍的撰写动机、过程和特点都有较为清楚的说明。

这样，医者勤于笔耕，富者乐于资助，学者喜于诵读，书商亦有利可图，再加上文人儒士和一般群众的业余爱好，通俗类医学著作遂如雨后春笋，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仅道光到宣统年间的此类著作，目前尚存的即接近100种。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尤其是同其他四川中医著作比较，这个数字是相当突出的。

二、普及类医书的成就和影响

晚清普及类医学著作从其来源和刊行流传，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医家在本人学习心得和临床经验基础上选择辑录或改编一些历代医著，以伤寒、金匮、脉诀、药性、汤头等内容为主。如万县王文选之《医学切要全集》，从中医理论到临床各科多有涉及。其自序云：“……每当行有余力，翻阅历代名医诸书，照其脉诀、药性、汤头、并各种医理依法辑成，摘其切要，或分条目对证用药。或按病证察号觅方，共成六卷。”认为其意义在于“世之医者，智愚不一，敏捷者固可博览兼收，而性鲁者安能广搜遍记？且寿世之书，不在文义，苟辨真切。俾学者始则可诵读入门捷径，继览诸家方书，则了如指掌矣。”对此类著作的撰写目的和方法进行了透彻说明，这在当时是很具代表性的。王氏实为晚清四川普及类中医著作的代表医家之一。所著《医学切要全集》一书，其六种本中有医学切要(经络脉诀、药性弹词、看病歌诀、汤头诸歌、景岳八阵、医门八法)，眼科、痘科、外科切要、奇方纂要，并附黄为良《医学一统》；三种本中仅有医学切要、痘科切要、外科切要。又有《存存汇集医学易读》，含《存存汇集》2卷，《日月眼科》、《针灸便览》三种。及《方便一书》、《应验良方》等10余种。此类著作的刊行，对清末四川普及类医学著作的繁荣作出了较大贡献。

双流刘世廉的《医学集成》一书，系作者晚年取各家学说精华及生平临证应验方，手录成篇，有论、有歌、并附病案。问世后先后10余次再版，影响很大。中江廖云溪《医学五则》则融汇中医理论、药性、汤头、脉诀、伤寒于一书，以歌诀体裁写成，易于诵记，亦先后刊行8版，在四川各地广为流传，并以之作为课徒教本。其他如王鸿骥《利溥集》3种14卷，《脉诀采真》审脉，  《医书捷钞》载方，《药性选要》列药。周伯贞《医学入门》，许宗正《脉学启蒙》，温载之《温病浅说》，刘福庆《医录便览》，罗绍芬《医学考辨》，刘以仁《活人心法》、无名氏《医学启蒙辑览》、周云章的《外科三字经》、《儿科三字经》等均属此类，不胜枚举。仅药性一类，如陈完的《本草韵言》，无名氏的《分类草药性》、许宗正的《尊经本草歌诀》等，据粗略统计，即达9种，其他各书中涉及药性的章节尚不在此列，以上各书，累计在60余种以上，构成了四川清末普及类医书的主流。

另一类普及医书与中医科普大师陈修园著作有关，或仿其例，或附刻陈著之内，或改编陈著，多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如周云章对陈修园推崇备至，认为陈氏“条贯诸家，汇萃经旨”，如“昌黎之文，起衰八代”，《医学三字经》“浅简易诵，便临证而迪初学”，故就其例，“仍以三字诛之”，按“方取其典，论取其浅，文取其显”的原则，著成《简易医诀》4卷。光绪年间，四川三台人胥敦义(紫来)认为陈修园《医学三字经》的内容，只限于医学源流和一般病症的诊治知识，而缺乏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脉法药物等基本知识，故仿其例，新编一册，与陈著合刻，名《闽蜀医学三字经》，刊行后曾风行一时，广受欢迎。再如，成都张子培所著《春温三字诀》也是普及温病学说的简要之作，除刊行有单行本外，与唐宗海的痢症三字诀一起，附入陈修园《南雅堂医书外集二十七种》和《陈修园医书三十二种》40种、48种、50种、50种、60种、70种、72种等多种陈氏著作中。黄钰的《平辩脉法歌诀》、《本经便读》、《名医别录》，亦附于陈氏多种医书中流传于世。以上各书，丰富了清末四川普及类医著的内容，扩大了此类著作在全国的影响。

王鸿骥因陈氏著作流传较广，浅近易从，故在陈修园医书16种基础上，专取内容提要，将其汇编为一辑，成《医书捷抄》七卷。刘绍熙在《公余医录抄》中更直截了当地说：“余读陈修园先生《公余医录》三十余年，粗有所得，投无不效……因辑所见，刊为读本，以代传抄。”陈氏著作本已具有“浅”、“易”、“实用”的特点，这些医家又复在此基础上再加补充发挥，可见其影响之大和市场需求之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医家囿于识见，不能超过前人，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以求易于成书，见效迅速，这也是普及类医书较多的一个原因。

第三类是医学名家撰写的普及类医书。如名医唐宗海专为“初学弟子与夫不知医者说法”，使学者能“一见而能知医”而撰写的《医学一见能》一书。书中不追求精深的理论，以收录有效验的医方为主，按人体部位和病情证状分门别类，大大方便了病者和初习医学者。现代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对此书曾备为赞赏，亲为批校，先后印行8版。邓其章认为：“春温、秋痢二症，是非有浅显歌诀，临时翻检，未易查治”，而张子培已著有“春温三字诀”印行，“因恳容川续成一卷，合印济世”，后附于陈修园的多种丛书中流传行世。唐氏本来已有《血证沦》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印行，但为了便利初涉医学者，亦热心从事于普及类医著的撰写，作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自非通常抄汇纂辑之作可比。只可惜此类医家寥若晨星，撰写的此类著作较少，在清末四川普及类医著中比例不大。

除以上所介绍者外，据四川各市地州县方志记载，晚清四川医家编写的末刊或已佚医书还有百种以上。如三台人胡醴铭的《医书正蒙》10种和《本草崇原》、《明医杂论选》、《证治纂要》、《医书题名》等。

普及类中医著作因具有内容简捷实用，易于记诵等特点，作为一种提供初学医者入门的启蒙性中医读物，或作为一般文化程度的医者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学习前人经验的提要之作，在推动中医教育，提高疗治疗水平和普及医药知识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清末四川出现的大批中医普及撰述，以其强烈的实用色彩，为清代四川中医学术史上增添了引人注目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