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在这样一个自我标榜、自我展览的时代里，书写传记已成为一件十分流行的个性生存行为，书店热销榜上，传记从来就没冷落过，其中尤以政治家的传记最抢眼球，挨下来数文人学者，娱乐明星、大腕们的矫情传记也层出不穷。相形之下，科学家的传记不好写，也不好卖，还不好读，医学家的传记更是凤毛麟角。

    悉心收罗，如今所见的医学家传记不过十来种，排列开来还是洋人的多，如美国人托马斯·刘易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卢里亚的《老虎机与破试管》、杰拉西的《避孕药的是是非非》、比罗的《一个医生的患病手记》，德国人史怀哲的《非洲丛林60年》，以及后来的《史怀哲传》。记述中国医生生活的传记少得可怜，能显耀当时，又潜入历史的更少，仅见沪上名中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血液病专家郁知非先生的社会知名度不是特别高，但他的自传《飞鸿》内容质朴感人，精气神昭然纸上，出版后因推广不力，在读者中影响较小。而社会知名度极高的林巧稚、吴阶平、钟南山，他们的传记却写得像劳模功德谱。倒是由病人或家属撰写的患病经历记事与病榻传记很受读者欢迎，如史铁生的《病隙随笔》，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陈冬芹的《命若悬丝——我的病房日记》等等。叩问原因，在于作者有真实的体验，笔端饱蘸着生命的忐忑，人性的落差，包含着人们对疾病、苦难这些生命母题的呼唤、审视与反思。

    医学家的传记不好写，或者写不好的理由很多，但肯定不是医生们不会写好文章，或没有时间写好文章，因为中外文坛由医学出发进入文学殿堂，继而成为文豪的人太多，且不去追索古代的医文相通，现当代作家序列里就很有阵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鲁迅、郭沫若，当下的有毕淑敏、池莉、余华、止庵。他们从容的职业“转身”揭示一个道理，那就是医学与文学“同属于人学”，共同关注鲜活的人，从生老病死的世俗节目中洞察人性与人道的意义。但是，当代医学的技术主义思潮在无情地销蚀、分离这份共同的价值，这就是为何一些人跑出医学，进入文坛就文采飞扬，留下来的却思绪刻板、文辞干瘪的原因。一部精彩的传记并不取决于文辞的流畅优雅，而更多地取决于精神境界的高度与厚度。同时又饱含世俗的深刻，譬如贝塔朗菲的自传定位为“学术与精神搬家史”。刘易斯的自传中宣称他的一生见证了医学的激荡进步，但它依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敬畏之心必须长存。杰拉西的自传定格为“智力重婚史”，一个心智由“硬”转“软”的蜕变史——这也是百年来专业技术人士迈向公共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如果在笔端融入人文意义的追求，传记就会超然于技术生活的平直叙事，传记写作本身也会升华为一次人文主义的心智陶冶，医务生涯就不再只是技术功利的积累，而是一次次人性的相遇，心志的拓展，智力的攀岩。

    当下医患关系紧张，道德空洞越来越大，医务界的新闻面孔高度分裂，一方面是天使般的纯粹，圣人般的道德献身，一方面是奸商般的贪婪、卑鄙的攫取，前者在百姓眼中不免有些虚幻，后者却细节确凿，不容分说，而且报道的数量上严重失衡。加之新闻的商业化，媒体需要获得社会公信力与道德优越感，需要争夺百姓注意力，有些媒体惟恐医院不出乱子，遇事也未必公正客观，不惜渲染夸耀细节，赚取同情心，在公众道德天平上，医学、医院、医生的职业形象正在急剧恶化，应该承认制度上、管理上、教育上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但在许多大众媒体的传播渠道里医务生活被大大地妖魔化了。要跳出新闻的角力场，传记是一种好形式，让大众通过阅读来共同探讨医学的价值归依、职业追求，洞悉医务生活中技术与人性的角力与平衡，流淌在大师职业生活中的宗教般虔诚、献身传统。好的传记文本还可以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的传记片，像美国电视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写赵雪娥大夫的《一个医生的故事》，都曾感动过许多人，为重塑医学的社会与道德形象作出过贡献。这也算是倡导医学家传记创作与阅读的一点现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