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明朝崇祯十四年，岁逢辛已，西历１６４１年。

明王朝在它的最末三年，正可以说风雨飘摇，不可收拾，倒塌倾覆，只剩一个时间问题了。明史记录上，１６４１年春夏期间，又一次发生了全国性大瘟疫。历史上凡动乱之代，总是兵祸、饥荒与病疫一齐上。现在，瘟疫从北方挟带着战场上的血腥向南方席卷而来，势头挡也挡不住。江南苏杭一带，被传染者众。整个王朝因战争早已百孔千疮，北方自不待说，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朝廷既已自顾不暇，对于瘟疫更无力展开有组织的施救。南方的医疗条件即使因经济状况尚比北方要强，却也因医药有限，不及医治的人，只有等待死亡。其间，有一个人于瘟疫流行时，奔走太湖之域，施药求治，虽一人之力，却也总算活下不少无辜生命。这人就是苏州吴县著名的医人吴有性。

吴有性，字又可，生卒年代有三种说法，１５６１年到１６６１年，１５８２年到１６５２年，１５８７年到１６５７年。这三种说法中，苏州人物方志取第二种，想必有准确的资料根据。大体上，吴有性的生平活动时期，从明万历到清顺治，跨了两朝，算是遗民。有关他的籍贯，也略有不同，一说他是震泽人，一说他是洞庭东山人，他在太湖一带行医，或许这两个地方都住过，差别不大。关键是吴有性生当变乱之代，作为一个医人，他需要担负比太平岁月更大的历史责任。其实，说起来吴有性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没有功名，日常只在太湖温山秀水之间悬壶为医，如果时世平安，是否能够发愤医术，彰显盛名，那还说不定，但医人职业与其它职业不同之处，就在于越是乱世越见重要，越在乱世越能成就他高超的医术，这也成了中国医史上一个规律。时代不幸医人幸，虽说代价沉重，却是不争的事实。吴有性生于末世，壮年之时，正是家国罹难之日，就说近五十年吧，各地重大的病疫流行就有八九次之多，遭逢这样的生存处境，让医人吴有性不能不生出一种自觉的道义责任，所谓悬壶济世，正在此时。目睹那些被疾病折磨的老百姓，吴有性的个人医术显然多了一层道德性的冲动，带着这种道德激情，他对医术的探求和发明，就不只是纯粹在技术价值上，而是在深厚的人道关怀上。所以吴有性在明末时代的南方出现，是一件值得医史重视的大事件。

这里可作一比。建安末年，张仲景成为中国医史上尊崇的“医圣”，那时也是危亡时世，仲景以世家子弟为官作宦，他看到重重战乱之下的人民，同时还受到病疫荼毒，于是官也不做了，在家学医术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发明“伤寒论”，著书《伤寒杂病论》，不仅应用于当时，救民于病难之间，而且流布后世，成为继《内经》后的又一最重要的医学经典。支持张仲景的是来源于中国传统中朴素的人道主义，它体现在深湛的医术之中，而成为“伤寒论”的医学核心。仲景之所以被尊崇为圣，正因为他那种“为生民立命”博大思想。舍此，无以认知张仲景的价值。当中国江南医学到了明清之际，吴有性于乱世之中，见生民维艰，可以想象，他一定涌起张仲景一样深切的“忧生”之绪，而且一定有一种继承前辈圣贤志业的宏大理想，并将这理想付诸于个人医学实践。这一点在吴有性为自己的医学著作写的序言里，亦有所流露。他自承《瘟疫论》是“发愤”之作，后人评价说，吴有性的医学理论字字见血，字字有力，并非溢美，而是看到了他理想的价值力量。

崇祯十四年遍及南北的瘟疫大流行之后，第二年，吴有性完成了他的医学专著《瘟疫论》二卷，上卷五十篇，下卷三十七篇，全书五万余字。关于这本著作的历史地位，最早记录在《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清史稿传清代医人，吴有性名列第一。

《瘟疫论》的产生，由于后面有崇祯十四年的社会大背景，越发昭显它的医学意义。也就是说，从特定角度看，疾病的地域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研究医学发展，可能在价值层面上更为开阔和意味深长。当吴有性亲眼目睹了左右邻区，从城市到乡村，无数人群倒毙在疾病毒手下，眼看一条巷子百户人家一户不余，十口人家，一口不存，死尸相继连掩埋都来不及的人寰惨剧，吴有性痛心万分。可是，由张仲景传下来的医学理论和医方，却对此束手无策，在恣行肆虐的瘟疫面前，这些经典医术不够用了，那么这倒底什么原因呢？是张仲景过时了，还是当代医人对经典的接受传承有问题？瘟疫大流行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找不到病因病理，拿不出正确的医治方法。与吴有性同时的医人们，照用仲景之法，不仅难以治愈患者，甚至加速了死亡。古方显然不能治现在的病！吴有性不仅要面对死亡的不幸事实，更要应对伤寒论不敌愈演愈烈的瘟疫这个积蓄已久的巨大的医学难题，而且它如此水火般的迫在眉睫。他对前人的医学理论，自然有足够的研习和掌握，现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就靠他自己近数十年在多次瘟疫流行时积累下来的观察经验了。

中国医学，亦是经验之学。或者还可以更具体点，是以人为主体的经验之学。当年张仲景虽曾在南方长沙做官，但其医理则主要依据他对北方的地域环境，北方人体质和居住生活习性的了解和研究，从直接的经验事实出发，再化以《内经》的理论，赋予“伤寒”以新的系统性的解释，创造性给出了一个对于疾病病理的分析答案。但经验总有它的局限，而且彼时彼地的经验，也难以代替此时此地的经验。人的各种疾病包括染上时疫，仅仅用“伤寒”，是不能涵括的。单检讨这一点，还不够，吴有性超出同辈甚至张仲景以后历代医人之处，就在于他在对历次瘟疫的考察和研究中，产生了新的经验新的认识，并通过这些新经验，修补前人认识的缺陷，丰富前人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与“伤寒”相对的“温病”理论。简要地说，就是“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温非暑，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这戾气通过人的呼吸系统或者通过人与人的接触而传播疫病，并沉积人体内，因时而发。不要小看吴有性在江南水草低湿地区经验到的这“天地间的戾气”，它的存在和被发现，确实超出已有医学的认识范畴。从前《内经》讲天地四时之气与人的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限于自然可感的寒暑风湿，张仲景与他的“伤寒”之说，特以北方寒冷之气作用于人体，而产生不同表征的疾病，可是这之外，却还存在一种人类所不能眼触体感的“戾气”，这就不同凡响了。我们现代人，可以凭借仪器分析，毫不费力地说，它就是病毒啊，然而１６４１年的吴有性，只能用“戾气”，经验性地表达一个现代性的病原体理论，他的内在准确性为中国的传染病学开辟了一条历史新途径，而由他的启发和引导，中国南方医学才真正确立起来了。

此前千年之久，以张仲景伤寒理论为核心的医学，主要是北方医学，历代名医都在中原一带，尽管南方元明以后有浙江朱丹溪，还有苏州葛应雷父子，乃至东南地区不少世医家族，然而医学所宗，还是张仲景，还是北方医派，还是局限在“补”还是“下”、“养土”还是“滋阴”，南方医学尚未有自己的依据和方法，现在吴有性通过他的“戾气说”，摆脱了北方医学的束缚，为南方医学的成立揭橥了独有的理论起点，吴有性去世后不出五十年，以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在苏州崛起，从而使“吴门医派”的医术独步中国医坛，而吴医为国中一时之盛，也就事属必然了。这或许连吴有性先生也想不到，他自己有如此开创之功。我要代吴有性先生说，医道之兴，其实含有更深的理由，当你把医学与人类生存安危联系在一起，而达于“为生民立命”的大道时，医学才会有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才会对人类生存做出贡献。一种医术之创新，固由某种特殊原因所刺激，加上个人在其中的潜心发明，但总归是“道”的力量，最后开出来的文明之花。谈吴有性以及由他发展起来的吴门医学，当如是观。

屈指算来，吴有性离现在已３５０余年，俱往矣，可数风流人物，还不能看今朝。数年前“非典”流行，接着又是禽流感袭来，无奈之下，有人惊喜地想起吴有性，不仅想起，而且大力推崇吴有性当年主治瘟疫的医方，道是“达原饮”与“三消饮”，效果比西药还好。其方开列如下：

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

三消饮：达原饮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大枣

推崇吴有性的原因，与近年来学界热衷“东方学”有关，前年和去年的《读书》杂志以及《天涯》杂志上，就专门讨论过中国医学理论，欲以此证“东方学”的价值，同时亦希求通过中国传统医学来解决中国人目前面临的医疗问题，而“非典”与“禽流感”的爆发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是一个合适而必要的契机。所以，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趣。只不过不知道吴有性先生，听到这些消息，会怎样的亦喜亦惊。喜者若果有效，则善莫大焉，惊者这些可是全球各地，地区、人种、习性，那是多么复杂，已非江南一隅，他能顶得住吗？

记得曾与陆文夫先生在苏州杂志社东屋主编室闲谈，说到禽流感。陆文夫先生说，农村从前常有瘟鸡，死了鸡，农民舍不得，还是要吃。哪如现在这样，到处追杀掩埋，连天上飞来一只鸟也要问问它是不是带病毒，人类现在真是活在恐慌之中啊。人类到底怎么啦？我们都不明白，我们都要追问！真正的文学家和真正的医学家，心中惟有关怀人类的生存和福祉。医学文学，同为人学。陆文夫先生也一样，他的话有深深的忧思在。陆文夫先生于去年病逝，写到这里，就让我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