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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做一个医人,然后去东林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作者:费振钟


缪希雍的医学生活,从他患疟疾那天开始。像大多中国文人学者一样,缪希雍对于了解疾病的个人兴趣,大过于疾病给他带来的身体痛苦,当一场不期而遇的疟疾到来时,显然给了缪希雍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把儒学知识应用于身体思考和理解。儒者“修身”之义,这时候从修养道德,转为对于个人身体存在的解读,在从小受过儒学经典严格培养的缪希雍来说,这样的转换完全顺理成章不成障碍。就疟疾而言,中国医学在没有获取它的病原体认识之前,一直主要依据伤寒理论进行医治,张仲景的经典表述是“夏伤于暑秋必疟”。这种自然与身体的认知方式,提供了一种模糊的可能性,同时也预留了更大的思想空间。因此,从新儒学的阴阳观念出发,缪希雍判断自己的身体疾病有着足够的知识条件。依据他学习和掌握的哲学方法,十七岁的缪希雍苦心孤诣,成功找到了他所患疟疾的病理,接下来,如何用药,是参照古方,还是另辟新径重拟新方?已经不费太大力气了。缪希雍很快治好自己的疾病。疟疾痊愈带来的愉悦,同样不只是身体的,而是思想和理论的满足,他很满意个人的知识修为达到某种技艺高度。1563年,在号称古虞的苏州常熟,由疟疾引起的一次医学思考,从而诞生一位“虞山儒医”,这事无须惊讶,纯属必然。
  
  
像这样故事,放在西方知识背景下,是不可理解的。一个本来准备读书应试的文章之士成为医人,并非通过专业方面的严格训练,其医学水准和能力不可能受到社会信任,当然更无法获取医师资格。然而至少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理解这样的故事则完全不成问题。知识的一体化和通约化,使得在学术与科技之间,不同领域几乎不存在疆界。至少医学与哲学与艺术与文章学,根本上被看作一回事。随着宋代新儒学兴起,《易经》作为哲学指导思想,其阴阳学说成为儒学宇宙观的核心,对医学影响巨大。医以儒命名,开启了中国医学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医学的技术价值判断提升到文化价值判断,儒医作为新型的文化形象,其身份更多得到社会认同与尊敬。所以,当缪希雍以儒医活动在明代后期,关于他所有的医学事迹,都不过用来作为反复而必要的文化证明。虞山之下,尚湖之滨,缪希雍的家世,父辈的功名,早丧带来的贫寒生活,以及到本地名宦赵用贤私人图书馆借书苦读等项事迹,被收录地方志书,虽其中尚有误传,亦不详论他为何不去科举仕进的原因,却也不妨碍他首先作为著名医人,载之史志,流存后世。
  
在缪希雍的个人履历中,万历初期几年的北京之寓和南京之行,值得我们注意。二十七岁前,缪希雍在家乡差不多完成了必要的学习,该当外出游历了。早在嘉靖时期,就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未能取得功名的江南文人,纷纷离开本地,北上寻找机会。在京城的江南籍官员门下,聚集了一批怀着种种目的的文人,他们号为山人,成为重要的门客,参与到了大小政治生活当中。虽然没有证据说明缪希雍属于这等人物,然而受时代风气感染,他到达京城,却也不止于游学和增进医术。尽管有过他在北京施医治病的记述,但更重要的是,据说受当朝首相张居正改革经济的鼓励,缪希雍曾经给工部官员上过一份意见书,其中内容是建议朝廷在北方兴修水利扩大水稻生产。这份意见书是否付诸实施,尚无可考,而作为缪希雍在京城的政治活动之一,当首先要通过交结权力者,才会有这种上书之举。还有一件,似乎也须提及,苏州达观和尚(后来改称紫柏老人)这几年也在京城王公大臣之间奔竞,缪希雍这时是否与这个政治和尚交往?从日后缪希雍自称是他的弟子,并且为他牵连到“妖书案”死于京城狱中愤慨伤感,他们的交情极有可能始于这一时间。总之,这大约是万历三四年的事情,再过一年,他的同乡前辈,他曾借读过宋版图书的脉望馆主人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因试图阻止首相张居正夺情,受到严重的杖刑革职,这一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没有资料看到缪希雍是否与闻,但这件事无论如何对缪希雍都可能是一种打击。所以,万历六年缪希雍出现在南京,推想是从政治中心暂时撤退回来。不过南京的重要性亦不能忽略,至少这里有一些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官员,和一些思想文化上十分活跃的士人。缪希雍在南京继续他的交往,有关情况见于他的私人笔记。与常州金坛王肯堂订交,就是其中一件。王肯堂,官宦子弟,祖父王臬和父亲王樵都是进士。肯堂年齿小希雍三岁,青年才俊,跟着在南京太仆寺任上的父亲,读书问学,要不了多久,就会步入仕途。缪希雍与他倾心结交,有着关心时政民生的共同政治语言,更加难得的是王肯堂亦精于医学,这就让缪希雍敬意以外,多添了几分亲切。缪希雍甚至拿出自己研制的“资生丸”,慷慨转赠王肯堂年老体弱的父亲,表明他们彼此已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所以,1579年,缪希雍有移家金坛之举,猜想也是为了依王肯堂而居吧。王肯堂在万历十七年成为进士,与他同时进士的还有松江董其昌,南京焦竑,这样缪希雍与东南政治文化精英们的联系,眼见得越发扩大了。
  
翻检过这些履历资料,也许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点注意一个医人在专业范围内的工作,审视和研究他在医学技术上的进展和创新,然而你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有关吴中儒医缪希雍的医学记录,仍然是那些与大多数名医没有区别的民间故事,仍然仅限于道德上的急人所难、施贫救穷、慷慨好义,或者遇一疑难杂症妙手回春式的传奇。这使我们终于感到不能满足。查询明史,缪希雍的名字附在药物学家李时珍后面,短短两三行字,泛泛称赞他“医术精深”,提名的著作为《本草单方》,其学术价值亦在于,根据个人经验再次考订药物加以使用。缪希雍除本草学著作外,还有《仲淳医案》、《方药宜忌考》、《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数种,史传皆省略不记付之阕如。想象一下,缪希雍本人会作何感想呢?他对自己一生真正感到骄傲的是什么?
  
看来,缪希雍即使四十岁以后,在吴中地区以一代名医获致社会声誉,也只是民间未能深察的单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百姓,哪里明白时代大局政治风云?哪里知道医人缪希雍当此道德失常、政治动荡时期心中所系?通过缪希雍的个人笔记,我们知道他此时内心正强劲地滋长着为国为民的政治激情。凭借年轻时代在北京、南京的经验和准备,缪希雍在众人不甚理解的目光中走过去,走到十七世纪的政治场景里去了。他的目的地,是不远处的东林。
  
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地处今日无锡的东林,成为帝国南方的一个文化热点。该年,贬官离职的前朝廷官员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新修复了这里的一座宋代旧书院,邀请江南的学者名宿开坛讲学,自此兴起一场以重振道德文化为旗帜的运动。江南士人云集东林书院,声势壮大,以空前的热情讨论儒学经典。但在中国道德政治的历史环境下,这样的讨论,很快就通过他们强大的道德主义理想诉求,扩大为社会政治活动。对朝廷政策的激烈议论,对当政者的不满与谴责,以及对在权力中心的宦官政治坚决抗拒,使东林中坚分子们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广受舆论推重,以致产生权力渗透和变更、取代之求,同时又让他们必然面对对手的攻击与镇压肃杀,政治处境极其紧张危险。六十岁的缪希雍在这之前与东林运动的学者,本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1604年东林运动正式开始,到1626年东林人士遭清洗、东林书院被毁,可说缪希雍与这场道德政治运动相始终。我们不太有可能详细了解缪希雍在东林运动中的角色,也不太清楚他于东林有何重要性,这个仅仅在儒学正统思想和道德领域同气相求的群体,事实上并非专业政党,亦无统一的政治行动纲领,主要靠个人学术和政治、道德声望相互援引,连枝缀叶,结为联盟,对抗另外的权力集团。缪希雍出于自己的政治情怀,以医人身份奔走东林,也不过是一种道德自觉。当然他肯定明白,他与好几位东林重要人物如常州钱一本、金坛于玉立、长兴丁元荐以及本乡钱谦益等人的密切来往,业已让他处身于复杂的政治网络之中。随着万历皇帝去世,新皇帝登位后,帝国权力完全操纵到宦官权力集团手中,东林道德政治联盟与宦官权力集团的冲突达到顶点,流血和死亡既考验着东林士人的道德情操,也宣告了他们的政治失败。这个严重万分时期,一位人物的被捕与死难,对缪希雍有着特殊的影响。这个人物就是缪昌期,缪希雍的同族,小希雍十六岁。
缪昌期万历四十一年才得中进士,任职翰林院检讨。不久,发生宫廷“梃击案”,他指责几个故意混淆案件真相的政府要员,受到排挤,称病离职,从此被正式视为东林一派。到天启初,因东林头面人物于玉立的推荐还朝,任职礼部。天启四年,杨涟、左光斗等人发起对宦官集团首领魏忠贤的弹劾,据人报告,弹劾的奏疏就是缪昌期起草的,受此牵连,缪昌期被迫再次去职。第二年杨涟、左光斗等被魏氏杀害,随即缇提南下捕捉拿问缪昌期,天启六年四月昌期惨死狱中。缪昌期受政治迫害的过程,同时即是缪希雍与东林道德君子们共进退的过程。因为他身份自由,所以在设法疏通、营救缪昌期的行动中,他的活动十分频繁。有记录说,缪希雍为缪昌期事件,在京城与东南一带的要人们之间,通风报信,二三年间,完全一个东林重要的联络员角色。这些说法的可信度,还须更多资料证明,但宦官权力集团,东林的敌人们,注意到了缪希雍的踪迹,亦将他列入网罗拘捕名单,是可以举证的。这些名单有三五种之多,所开历的人员有多有少,增损不同,其中一份由后来江苏巡抚采进的《东林点将录》上,录有缪希雍的名字,他的名头叫做神医安道全。不用说,缪希雍作为政治反对派中一员,如同他的东林同道友人一样,在最黑暗的天启年间,承担了最大的生命风险。1626年,年近八十的缪希雍,受到通缉,在长兴一带过着逃亡生活。他身背药囊行走在太湖草泽山岭里,名副其实的“地下党”,知道他的人都传扬他是一位义侠。时过一年,缪希雍尚在躲避政治迫害,不幸去世,按中国传统的文化口径,他身后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超过医学名声的道德名誉。
  
单从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算起,到天启七年,也已长达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是缪希雍医学经验丰盛之年,先不说他该不该,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政治上,势必影响医学专业上的精进。中国士阶级文化传统,在道德与政治的普泛性要求与局限之下,专业科技每多受阻,以医学一道而言,障碍尤重,难怪知堂老人议论说,受中国儒学思想以及科举取士制度下政治取向的影响,中国医人总不能甘心做专业医师,以致医学难有发展。此种情形,非独一人一事,考之缪希雍,亦多感慨吴医文化中的蔽惑与遗憾,明清医学之盛,延及后代,止于名医而已。
-----------既为良医,何必再求作良相,抱负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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