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媒体报道了这样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研究员带领4名学生，历时十余年，调查了11个国家和两个地区137家图书馆收藏的27250部中医古籍，复制回归了总计266种宋、元、明、清版本的善本医籍与抄本，复制页数达174152页，校点出版或影印了69种……

　　数字是抽象的，但数字背后马继兴老人手持黄卷独对青灯的面孔却生动清晰。

　　寒来暑往七十八载，他用永不言倦的生命执著地探究着中华五千年医学史的博大精深。

　　面对他静静坐定。穿越他深邃的目光和思想，我们与历史对话。

　　 辑复、补订、考证、注释、语译、点校、分析……这些动词架构了他的人生　　

　　走进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像是走进了漫漫的历史隧道。马继兴从一撂古籍资料中抬起头，眼神略显茫然，思绪分明还停留在刚刚正在阅读的某本古籍上。

　　在故纸堆中“钻”了一辈子的马老告诉记者，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古籍不外乎以下三类：第一类为传世古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第二类为辑佚古籍，即古籍本身已失传，但零散地见于其他文献，如同把头骨碎片复原为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一样，古籍辑佚就是要
把那些四处散落的资料全部找出、集合以恢复其原貌；第三类为出土古籍，即古书已失传，秦汉以后的古人都无缘看到，但却通过考古发掘得以与今人相见。

　　马老一生正是游弋于这三大类古籍中，辑复、比较、补订、考证、注释、语译、点校、分析、评按……这些听上去单调而枯燥的动词架构了他全部的事业人生。

　　成书于公元前三四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原书早佚。他经十余年收集资料精心辑复的《神农本草经辑注》，其信实程度和校勘程度，大大超越了以往诸家辑本，其研究达历史最高水平。

　　他苦心搜集流散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及保存于国内各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等处的敦煌出土隋唐手写卷子80种，医书残卷百余部，所著《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是迄今收集敦煌医药文献最多的著作。

　　他参与了建国后每一次出土发掘的古医药文物研究。那些沉睡千百年的残帛碎简在世人眼里如天书般不知所云，到了他手里却变成了可以为世人分享的宝贵财富。

　　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珍异的医书。残帛上记有“麋突”，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马老将其释为“眉堕”，即掉眉毛，相当于现在所讲麻风病症状之一的眉毛脱落。该解释后来被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脉书》所印证。

　　有一年，发掘河北藁城商代墓葬，发现小石一片，装在精美的盒子里，随身而葬。考古者不解其意，去问马老，他说：“这是砭镰。死者生前曾用它解除病痛。墓葬时带着它作纪念。”来者将信将疑，马继兴取古代文献佐证，遂成定论。

　　清末，英国人斯坦因到敦煌骗买石室医书，斯坦因所获，现藏伦敦博物馆。其中一件残片仅52个字，断续不能连读，许多研究者熟视无睹，他却敏锐地意识到它的价值，他考证出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刻本残页，原书刻于唐代，为世界医药科技版刻印刷史最早的实
物。

　　《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武威汉代医简》、《导引图》、《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学著作??唐新修本草》、《现存最古的针灸图》、《我国最古的医方??五十二病方》、《我国最古的药酒酿制方》、《宋代的药商》、《汉代及汉代以前非医学文献中有关预
防医学的记载》……翻过他一生所著140余篇论文，近20部专著名录，中华医学宏大精微的历史画卷在眼前清晰展现。

　　 他人眼里的深奥与枯燥却是他全部的乐趣所在

　　1925年，马继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殷实的回族家庭。外祖父是当地名中医，耳濡目染之下，他自幼对古文、中医兴趣浓厚。

　　1941年，他考上施今墨在京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他像其他同学一样开始了私人挂牌的行医生活，但仅仅做了半年就放弃了。为什么？马老说，那个年代，私人开诊所，功夫在“医”外，要能讲会说，要会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我可搞不了这个，明明是看不了的病，也要吹嘘自己看得如何如何好……”

　　恰好有一个去北京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当助教的机会，马继兴毅然调头走向了教学讲台。这辈子，只要是与书本、学问打交道，他就有身心如归之感。

　　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时，他顺着命运的安排来到了历史留给他的位置???中国医史和中医文献研究。马老说，在事业的选择上，他从来就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该干什么。尽管此生他选择的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学术领域，但他人眼里的深奥、枯燥却是他全部的
乐趣所在。

　　1957年，生性耿直的马老，因说真话而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种田，拖着老寒腿爬电线杆做电工。“文革”中又遭迫害，头部被造反派重击，至今留有后遗症。

　　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做学问。老伴儿说，那些日子，他在墙上贴着工作进度表，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排得满满当当；在江西农村一边种田，一边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草药名录和植物检索表，拉着当地赤脚医生给人家教授草药课……

　　正是靠着骨子里生发出的那份对学问难以割舍的爱，他把自己从屈辱和伤痛中一步步“拖”了出来。他的一位同事说，等大家知道做学问的可贵了，开始下功夫了，才发现，马老已经走得很远了……

　　1990年出版的《中医文献学》是马老撰著的我国第一部中医药文献专著，全部直接采用第一手资料编纂而成。

　　书中，他对古代各类中医药传承系统、版本源流总括出200余幅图表，共参考引用了近千种古今文献。有评论道：“不只是规模宏远，得未曾有，并能出浅入深，富于创见。”

　　中医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诞生于马老手中。

　　从上世纪80年代始，马老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中医研究院以及国际合作的十几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奖无数。6名博士生、12名硕士研究生、40余名进修生出自他的门下。

　　问他这个专业的最大乐趣是什么，他说：“当你走进这个领域，你会发现好多东西是别人所没见过的，这些知识是前人的经验成果，不仅当时让人们受益，今后也会让人受益。我为我能从事这项工作而感幸运。”

　　 他奉献给世人的一定是要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东西　　

　　马老做的是正本清源的工作，本底不明，源头不清，学科“下游”的发展就会受阻。

　　1984年，马继兴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治学琐记》，他这样写道：“搞科研要用事实说话，即言必有物，物必由本……在中医文献和医史研究方面，具体内容就是原始资料和实物证据（包括历代文物在内)，如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入一线，而是人云亦云，展
转引录，又不加核实，就易造成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的弊端。”

　　马老学问做得扎实，向他讨教诀窍，他笑笑说：“老实讲，我是一个愚笨的人。做学生时，背诵古医书原文如《内经》、《伤寒论》及汤头、药性等，往往要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才能记牢。我一生主要得益于一个‘勤’字，上课靠认真听记，自学靠背诵和随手摘录，保存下来的历年笔记、卡片，一直帮我起到了‘记忆’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马继兴和文物学家一起完成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医学部分)的写作出版，后来又经过大约20年时间独自完成了近百万字的《马王堆古医书考释》。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出版序言中写道：“马大夫知识渊博宏富，态度谦冲谨慎，于中医各方面，特
别是医史文献，精通娴熟，对克服整理注释工作中的许多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逐渐了解到他多年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经历，知道他怎样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以科学的方法钻研探索，积稿充柜满箱。我能够读过的他的著作，仅仅是其一小部分，已足令我兴望洋之
叹了。”

　　马老的“勤”不仅仅体现在他一生所做的数不清的卡片、笔记，也不仅仅是他奉给世人的累累硕果，那成箱整柜没有发表或出版的著作更让人感慨惊奇：1943年至1945年写成的《微针探源》，1952年写成的《汉魏以前非医学文献中论医的研究》（3册)，1956年写成的《中国本草学源流初集》（5册)，1957年写就的《伤寒论现存版本源流考》（上下卷)，1962年写成的《黄帝内经原文出处考校》（共10册)，1974年写成的《人类催眠性抑制的理论与实践》，1987年写成的《中国针灸学史》（第三稿，6册)……问马老为什么不将这些书出版？他淡淡回答：它们还不够完善……

　　马老还保留着当初自己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签订的有关《中医针灸学史》的出版合同，记者看到，那上面甚至都已定好了具体的出版细节。但最后关头，他主动选择了放弃。他说，他奉献给世人的一定是要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东西。

　 　他干的就是一个清贫的专业，能省就省

　　马老和夫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起初，彼此并没什么感情，但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他们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在他们家找不到他们年轻时的合影，却在墙上发现他们夫妇72岁时补拍的结婚照。虽青春不再，但依然灿烂的笑容却清楚地传递着幸福的信息。

　　有人说他们像“李双双”先结婚后恋爱。从不看电影的马老瞪着眼睛问：“谁是李双双？”

　　老伴儿笑着说，老头子就是这样“迂”，除了嗜书如命，再无其他爱好。解放初期的节假日，他们俩全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她的任务是帮马继兴抄写资料。马继兴和她商量说，咱这辈子可都得这样过了，只能要一个孩子了。

　　马老生活简而又简。一袭蓝布中山装，一辆吱嘎作响的老式26女车是他外出时的全部“装备”。

　　著作等身，却没有一间像样的书房。60平方米的住房里除了几件老掉牙的旧家具外，其余地方堆的都是书籍资料，书桌只能委屈地跻身于狭小拥塞的阳台上。旁人看了摇头感叹，可马老不在乎，“有个地方能安静看书就行”。

　　马老的很多书稿是用废旧的账本写就的。办公室里的电话还是那种老式的黑色拨盘。复印纸一定是两面用完才踏实。搞文献须臾离不开的文件夹、卡片盒，马老均亲手制作，所用的材料是别人当垃圾处理的废广告纸、废纸盒……

　　马老说，他干的就是一个清贫的专业，能省就省。

　　他给记者看一册他珍藏的彩色敦煌医书残卷照片，一帧帧讲解着，面露喜爱之色。他说，这是日本一学者在英国用彩色胶卷拍摄下来后送给他的。“虽然国外流失的敦煌医书文物绝大部分回到了祖国，但由于经费所限，回来的都是黑白的，彩色的就这些了……”他话语中
流露出深深的遗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史文献研究从资料收集到成果出版，每一步都需要有经费支持，不知自己每月薪水几何的马老却常常因事业经费匮乏而犯愁。眼下，他正致力于中华炎帝（神农)药学文化研究，起步阶段不得不靠热心朋友们的点滴相助，他说，要申请课题也要自己先干些名堂出来。

　　其实，马老完全可以利用他的威望挣钱，也有人曾打过他“名字”的主意，结果招来了马老的犟脾气：不用看，不用管，使使我的名字就让我得“好处”，那不是欺骗别人，作践自己吗？

　　 只有真正走近他，你才会发现，他的感情世界是多么丰富

　　马老曾将成功归为七字箴言：动脑动体不动心。对于“不动心”，他这样解释：永远不为身外各种诱惑而动心。

　　面对身外世界，马老心静如水、淡定从容，但他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的学生郑金生研究员说：“只有真正走近他，才会发现，他的感情世界是多么丰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是多么干练。”

　　大家记得，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为马老举行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庆功大会上，他深情地忆起已故的老师，一时竟满含热泪，哽咽难言……

　　1952年，马老曾被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人体解剖学的兼课老师。当年该系三年级全体学生写给他这样一封信：“……为培育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您想了那样多的方法来教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的客观条件还不够，没有死尸，然而困难并没有阻挡您利用模型和零碎的标本，使所学的知识都能使我们了解得很清楚……您为着准备做好试验工作而牺牲了您的
午饭，当实验室有一位同学还在时，即使很晚，您从未离开过，当我们有问题时，您是那样热情、诚恳地指导我们……”

　　马老完好地保存着这封渗透着学生真诚情感的信，像保存珍本古籍一般，连信封和上面的邮戳都倍加珍视。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学生深深的想念和关爱。

　　不错，真正走近他才会发现他的内心单纯而又绚丽，清寂而又热烈。

　　他平生最喜是书，只要得知哪里有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会千方百计收集回来。但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利用这些资料，他多次将他觅得的“宝贝”无偿捐出，仅1994年，他一次就向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捐献了价值难以记数的中医古籍珍善本图书14部96册和缩微胶卷4盘。

　　他平时最不善应酬，但他认为只要于发展中医事业有益，他就积极参加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其间所表现出的才能与机敏，与他平时木讷、谦和的形象判若两人。

　　尽管已年近八旬，但为了加快古籍回归和研究的步伐，他努力让自己去接触计算机、扫描仪、数码相机……

　　他常常站在自己半个多世纪来精心收集的一柜柜中医古籍资料前，久久规划着：神农，铜人，出土的拓片，回归的古书，沉睡的书稿……他写下这样的诗来勉励自己：人生行程方峥嵘，精神抖擞心情爽，终日欢愉自轻松，果断自信火焰旺，为国尽劳永效忠，所幸曩昔未虚度，再为人民立新功。

　　他说，再给我200年，我要做的工作还没有完。

　　人物介绍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家、医学史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1945年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1947年至1948年兼任《中国针灸杂志》主编，1949年兼任华北国医学院教委会副主任委员及教授，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至今，历任针灸研究所学术秘书、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全国中医药学会成立后，经他发起成立中医文献分会，并先后担任主任委员和名誉主任委员。他还在中国药学会担任过多届常务理事、药学史学会主任委员等职务。1986年获中国中医研究院优秀教师奖，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同年成为国家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先后出版过《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医文献学》、《马王堆古医书考释》等十余部学术专著。他的科研成果曾先后荣获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奖著作类一等奖以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40多个奖项。其著作先后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及医学工具书金奖、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