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泓
不久前，读到过一篇杭州学者散木先生写的短文《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这是文章的主标题，副标是“兼说从‘中统’专员到图书馆馆长的童世纲”。一文说了两人，爬梳清晰，述要精辟，点到为止，其中谈到了当时胡适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也谈到了此时胡适之所以出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乃因生活拮据所致，文中这样写道：胡适之妻江冬秀“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同居住在泰国……吵着要来美国，一人还好办，来去方便，夫妇两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胡适不得不考虑找个工作，好在他能上能下，下岗再就业对他不是难事”。这里所谓“下岗再就业”，指的就是1950年胡适受聘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件事。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孰知他底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唐德刚出语一向轻松诙谐，话中有话，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胡适出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好像出自一种“无奈”似的。虽然美国人在面子上“还算相当尊敬”，但在敷衍胡先生之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唐德刚由此举了一例：一次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高层人物共进午餐，此公这时正在罗致人才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唐德刚建议不妨请胡适来帮忙，谁知那人竟微笑着说：“胡适能教些什么？”胡适先生做过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著述等身，又当过几年中国驻美大使，一些美国人对胡适却似有天然“隔膜”，如此“敬而远之”（唐德刚语)，可见当时美国文化学术界在对待华人学者时的一种疏离态度。不过，具有远见卓识的胡适先生则不加理会，不仅做了近两年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还做了十年的“荣誉馆长”（1952—1962)。近读1975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期，刊有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先生撰写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文，方知胡适先生当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屈就一个规模不大的“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其真正的动机和“需要”并不在于每年五千多美元的薪水，而是认定这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图书馆，“为了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一定要使它具有特性，让它在众多的图书馆中放异彩，既成为研究中国医学、药学仅有的特殊地方，也成为传播中国一般文化的大众场所”（陈纪滢语)。1952年秋天，胡适先生在去职之前，曾经郑重其事地对自己的忠实助手、继任者童世纲说过：“您至少须在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童世纲自接任馆长一职后，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退休，前后干了将近有二十五年，远远超过了胡适所说的“十年”，还获得了“终身名誉馆长”之荣誉。童去世后，校方为表彰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馆内借书台上竖起了一个铜牌，有“凡来此借书者，都应该感谢童博士”云云。童世纲早年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图书馆系，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中统”的一位专员，估计没少做过违背己愿或众意的事情。但在历经了人生的沧
海桑田之后，终于在海外“学以致用”，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其中无疑有着胡适先生对他多年的教诲和信任。童世纲后来编撰过一本《胡适文存索引》，是否抱以对胡适先生的一种终生感激亦未可知也。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美国第二大收藏中国图书的场所。它的出现应当说是一个偶然，且又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这里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最初购买这些书籍的人是一位名叫邱昂·穆尔·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的美国建筑师、工程承包商，他是一个清教徒。当年他来华延揽生意时，因久患绿内障（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青光眼，作者注)而屡治未愈，对西医失去了信心。后与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义理寿（Adviser Commander Irvin Van Gillis，1875—1948)结识，在义氏的劝说之下开始试用一种由中国河北定州研制生产的品牌——马应龙眼药，想不到“霍然大愈”。从此，葛思德对中国药品顿生兴致，于是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其代购中国医书、医药资料等，特别是一些有关治疗眼疾方面的书籍，不期而然地便成了葛思德个人收集中国书籍之开始。后来有人寻思“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之兴起，发现这完会是由于一小瓶中国“定州眼药”而促成，这话其实并不为过。在义氏为葛思德所购买的这些书籍中，仅医药方面的就有五百多种，近二千册。与此同时，葛思德对中国的其它书籍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后来竟演变成一种投资，同时也是他个人在经济上一项不小的负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出现“大恐慌”，葛思德的财务状况有所拮据)。不过，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兴趣，尽管引发之因或许有点微不足道，但无形中却又是在孜孜以求地构建中国文化传递、交流、传播的“功德无量”之事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义理寿这个人，这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人物，他后来为了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竟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一职，娶了一位满族中国女子为妻，并以妻子的名义在北京购置一所房子，从此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的研究工作。义理寿原为国际一流的刑侦专家，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与之过往甚密。袁先生曾对友人说过：义理寿可以凭借放大镜对其手指之用力进行科学分析，当众表演判断一个人是否用了两台或三台打字机所打出来的文件，而且“屡试不爽”。后来义氏将这种“精确技术”运用于对中国书籍及版本的研究之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的文集《冷庐文薮》，其中提及他曾经受聘（1946年)研究过葛思德图书馆中的中国善本。王重民对义理寿的目录学研究评价甚高，他说“我已经又把义理寿所作项目的英文注解（自1029—3707)审查过了，我觉得他对中国目录学是非常的优异。在注解中，他几乎没有发生一点错误……”并且认定葛思德所收藏的这些中国图书有着极高的价值，“在所有我曾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指美国，作者注)审查过一千五百个图书项目。我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在美国的二千七百个书目加以审查，我已以发现葛思德收藏的A部分（古典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D部分（文艺写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这样足够证明葛思德收藏的价值了”。1926年，经由葛思德购买、义理寿整理过的这些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
大麦克吉尔大学内，后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共有二百三十二种项目，包括图书八千册。到了1931年，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万五千册（义氏为他购买图书的工作此时基本上已停止)。1937年，普林斯顿大学高深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得到洛氏基金会之助，获得了葛思德以上的部分收藏，并被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这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系陶德先生（Harold W.D0dd)，他是葛思德的一位朋友。葛思德后来致信陶氏表示要将自己的所有收藏都买给普林斯顿大学，陶德先生不置可否，无法认定这一大批中国图书价值几何，遂请胡适先生出面加以鉴定。对于医书部分，非胡适之所长，但博学的大师对此并不陌生；而国学部分，他“知道的当然很多”。胡适认为这些医书虽皆出自于中国，可是当时任何一家中国图书馆并没有像葛思德这样集中地收藏起来，他建议陶德校长不妨考虑这件事情。陶德先生欣然接受了胡适的这一建议，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胡适先生必须出任这个图书馆的馆长，“以谋继续发展”。胡适在其任上审查过义理寿的目录编注，对此留有深刻印象。他曾经以1337和1338号这两个项目的注解为例，以此来证明义理寿的研究方法是“优异的”。这两个专案为两套清朝选集，即“武英殿聚珍版重印丛书”。由于这些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全套，曾任国民时期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藏书家陶湘先生说过“……这套丛书的单本时常发现，可是整套迄未被藏书家获得……仅有最近收藏家缪荃孙先生经过一生寻觅，才找到一套英武殿聚珍版一三八种原书”。在义理寿的英文注解里，特别叙述了在搜集这套丛书时的“重重困难”，他本人就是从中国近代图书馆之鼻祖、号称“艺风老人”的缪荃孙先生手中才购得这套丛书的。不过，这肯定是在1919年之前的事情了，因为缪先生寿终于此年隆冬。陈纪滢听童世纲介绍说，这套丛书当时在世界上仅有五套，义理寿竟收集到其中的四套，第五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内。义理寿不仅果断地以高价购下此书，而且能够细心考证与分辨各省版本与原版的异同所在。义理寿在给葛思德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当这些书（除去前四种八卷是在活字体以前，用木板印成的)及活字体印刷时，最后校正发现每本书都有些错误。这些错误用通常方法加以改正——把错字删去，在空白处粘上一张小条子，上边用一个正确的字代替。各省重印版是拿原版作模型，所以除非这个版是按照有错字的版本刻的，否则，它里边是不会有错字的。……所以省版没有错字，是很容易发现非原版本。”正是基于这种实证推断，义理寿仔细审读了所购第一套全书中将近三万七千六百个双页，列出了二千多处这样的错误改正，并注明卷、章、页、行与每处的字数，从而确定“武英殿本校阅者的姓名，刊在每一双页的边上中间，并且如有错误未被发现，负责人要受到规定的处罚。因此，印刷的改正是原版的最佳的证据”。之后，义理寿又全力购得三套全书，其中一套是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代购的，第四套拟以两千美金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但未被接受。不过，义理寿这种悉心考证、“从小处着眼”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之态度相去不远，因而受到胡适的赏识和认同。王重民先生也称赞义理寿“中国目录学的知识格外优异”。1941年“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下令拟将义理寿囚禁至山东境内，由于此时义氏染病在身，不能成行，便由中国朋友向日方代为说项，最后方才获准暂时滞留北京。1948年9月，义理寿在北京因病故去，其大量的私人藏书遭至无端流失，从此“散无踪迹”，实为憾事矣！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大量藏书中除较为完整的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之外，明版书籍则亦为一大特点，这主要缘于当时义理寿所作出的一个聪明决定。在葛思德有限的资金下，义理寿认定此时“如果与中国和日本书商做宋明版书籍的搜求竞争，简直是椿绝对愚蠢的事”。于是他集中目标与资金，以搜求明版书籍，而且走的是从私人藏家那里获求的这一捷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在当时已近有二万四千五百多册，在这些众多的明版书籍收藏中，虽然今天我们无法挑出哪一种来高估它们的价值，但这些书籍确实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特别发展，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书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大部分是朝廷家印的各种版本的儒家经书与佛经，更有十七本加标点的佛经，是在1399年刻板印制而成，在当时也是颇为少见的。在这些明版书中，既有宫廷版、北京与金陵两个大学的版本，又有各省与地方衙门版本、私人家藏版本与商业版本等，其中印得最为精致的一本就是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所撰的《乐律全书》（1599年)。人称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全书共四十七卷，涉及律学、乐学、舞学、历学、算学等学科，汇集十四种著作而成，包括《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旋官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律历融通》等，文字部分约有六十万字，占全书的一半左右，其余均为乐谱和舞谱。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内，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将其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但王重民先生却认为：葛思德收藏中的若干明版书，恐怕连义理寿本人也无法知道这是全世界现存仅有的书籍之一。此外，这些明版中还有许多在当时因政治及种族等原因而遭至清朝下令焚毁的书籍，如钱谦益的书就是一例。钱氏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善本藏书家，亦为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不知何故，钱氏竟遭至乾隆皇帝的憎恨与丑诋，乾隆下令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钱谦益的书立当“就地焚毁”。不仅如此，钱氏为他人所写序文甚至友人之间相互来往的书札，也一律遭到查禁。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至今藏有钱谦益于1643年所撰的文集。这一年正是明亡前夕，这本文集由那时最好的书法家缮写，最著名的艺术家刻板，被版本鉴定专家们认定为是明代最好的木刻版本之一。这部书共有一百一十卷，为当时的藏书家甘冒抄家丧命之危险而秘密收藏，保存十分完整，由此可见葛思德与义理寿等人敏锐的专业眼光。所以，有人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就不足为怪了。当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十万册之众的中国图书，其中约有四万多册均为收藏家的“珍爱之物”。胡适先生曾先后几次翻阅王重民所编善本目录的草稿（三大本)，并认真核对过王重民所确认的“善本”总数。胡适于1950年10月16日日记中这样记道：A、经部，140种；B部、史部（明实录未计)，209种；C、子部，411种，CM（医书)，36种；D部、集部，337种，总计：1133种。胡适说：“Gest L.[葛思德东方书库]收有旧刻佛经几千册（折子本)，我曾抽点几十函。其中最可宝贵的宋末元初‘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刻的藏经，即所谓‘碛砂藏’……”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胡适又说：“……有医书五百多种，也甚可宝贵。此等书将来都会散失了。也许我们将来还得到海外来做影片回去收藏参考呢！”1952年2月20日至4月20日，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举办过一次为时两个月的“中国书展览”，胡适为此写了《中国印书的一千年》展览序言，他认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三十年来，葛思德东方书库是除中国和日本外，储存收集中国印刷书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的需要……”胡适先生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任上以及担任名誉馆长期间，正是他本人受到大陆意识形态隔海猛烈批判的时候。美国专栏作家乔治·E·索克思曾写过一篇有关胡适先生的文章，他高度称赞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相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乔治·E·索克思与胡适在1915年曾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认为其子胡思杜以及过去的友人对胡适在政治上的批判与谴责令人无限伤感……而此时，身在海外一隅的胡适却默默地忍受着这一些，虽然他在每周五上午才从纽约去一次普林斯顿，下午即归，但并末因其图书馆之小而感到有所失落。在胡适先生出任图书馆馆长不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泉井久之助先生到访。开始时，他并不知道陪同自己参观馆藏图书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参观行将结束时，胡适无意中说起自己也认识京都大学的一些人，泉井久之助急忙请教这位陪同者之大名，听后大为惊讶，直称自己在少年时代就听说过“胡适之”这个名字，“不意在此相会”（胡适日记)。这时，校方来人催他走，泉井久之助不肯离去，非要与胡适先生长谈不可。胡适只好将自己在纽约的住址留给了他，泉井久之助这才怏怏而去。或许，在泉井久之助看来，以胡适先生这样高的学术地位，屈就一个小型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后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发展和实际应用，实可证明胡适先生确实是一位具有深邃目光的文化先哲。1975年1月，陈纪滢为了让自己在美国的小儿庭标能够“比一般人先有机会一亲祖国文物、让他看看唯一的中国医书图书馆、罕有的中国图书”，特意带着他再度访问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这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图书已达到了二十九万册，包括大陆新印的医书与亚洲各国近年来的出版物，“更由于善本书之丰富，保藏的整洁与利用之充分，在国外图书馆中也堪称独步”。正是由于童世纲等人自始至终“遵循胡先生的谆嘱，单独挑起这副担子，埋首经营，多方计划”，才使得这个图书馆能够由中国人自己来经营，“免于走入歧途”。陈纪滢深有感慨地说：“我还没有听说过海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图书馆，把中国所有的医学书籍，都搜罗在一块儿，而蔚成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中国医书图书馆。因为书虽然来自中国，而中国却没有把它收集在一起成立一个图书馆！”在这之前，陈纪滢曾根据胡适先生原著编译出版了一本《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收藏》的小册子，“以期介绍该馆收藏于国人”，其实又何止是“国人”呢？胡适先生当年正是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在长时间继续经营，不但方向要正确，而且要至少有一位耐心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陈纪滢语)这一远大前景，才毅然决然地先挑起了这副开创的重担，“以奠定基础”，再光大发扬之。在当时，确有一些胡适的老朋友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这与胡适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实不相称？陈纪滢认为其中有四个方面为人们所忽略：“第一，大家以国内一图书馆的地位衡量这个图书馆；第二，大家过分轻视一个图书馆馆长的使命；第三，谁也没有想到‘葛思德图书馆’的特性；第四，谁也没有想到胡先生的苦心……”胡适先生后来不再做这个图书馆的馆长，尽管有着一些客观上的具体原因，但陈纪滢的这一番分析则不无道理。所以，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胡适因其“经济拮据”而出任该职，固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较之他心中的那个“远大理想和目标”，则未免有点过于简约了。正因为如此，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即便如时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且规模也不算大，但确实在它的所有书籍收藏之中，除“中国与日本之外，截止到今天，还没有图书馆可跟它匹配，这是葛思德收藏的骄傲与价值”……而这一切，莫不与胡适先生的“高瞻远瞩”以及“薪火相传”的文化人心态相关联，说起来，可谓功莫大焉。事实上，如同“普林斯顿”这个面积不到十平方公里的小镇一样，在一般的全美地图上，有时甚至没有标出这个小镇的名字，然而“普林斯顿”却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化教育重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正因为早年得益于胡适先生（包括王重民先生)生前所倾注的几多心血，以及后继者们苦心求发展、数十年如一日的“埋首经营”，才所获得了如此不同凡响和特殊意义，尤其是哲人们殚精竭虑地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金针度人”的热切期望，却不是一两句话就可说尽的……
（原载2004年《书屋》杂志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