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广州街头,医药业稍复元气,广告林立。

抗战期间中共以药材行作掩护的十三行地下交通站旧址。
□郑洪 陆金国

通常提到抗日战争,人们联想到的是血与火的壮烈。提起沦陷区,也只是想到敌后武工队的英勇。但不应忘记的是,在那里还有着广大被迫成为“顺民”的同胞,在沉默中等待曙光的来临。中医在沦陷区服务民众的同时,也在进行无声的斗争。

沦陷区的中医政策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废止了传统“汉医”,这种做法也被带到从1895年起就被日本占据的我国台湾。日本的做法是将“汉医”一次性登记为医士,然后任由其自然衰亡。台湾与此类似。已经登记的中医,相继成立了“台湾皇汉医药学会”、“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等中医社团,还与日本国内一些要求恢复传统医学的声音相呼应,成立了“台湾汉方医术复活助成会”等,延续着中医药的命脉。

在逐步侵占中国领土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医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也意识到废止中医药不利于争取占领区的民心。在伪满洲国,日本统治者开始也要废除中医,后来决定实际考验一下中医的疗效。经调查,决定请东北著名中医马英麟到新京(长春),马英麟不去,但被逼前往,日本将他安置在长春最大的粹华医院。这个医院共分10科,每科都有日本的医学博士任医长。马英麟到后另设中医科,让他当医长,实际上等于在西医院里让中医摆擂台。两个多月后,有一名化脓性腹膜炎患者,经外科医长确诊,决定开刀,但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英麟治疗。马英麟用中药治疗,一剂痛减,二剂痛止,三剂痊愈。日本医长检查属实后大为震惊,承认中医确有独特的疗效。此事对伪民生部保健司决定保留中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1月26日,伪满国务院公布了《汉医法》,规定“欲为汉医者,须实地学习汉医术5年以上,且经汉医考试及格,受主管部门大臣之认可”,方准许行医。伪满民生部保健司防疫科长张继有说:“我国(指“满洲国”)政府于《医师法》公布之同时,又有《汉医法》之公布,是乃以国人数千年之习惯信赖,不能即时破除；并因现在医师缺乏,汉医于医疗界占重要之地位,若即时摒弃而不用,则不但使二万余汉医失业,即三千万之民众,亦必为病苦所成胁。为一举两得计,而制定《汉医法》,正式许可其诊疗业务。”1937年又公布了《汉医法施行规则》。

伪满洲国的“汉医”人数达2万5千多人,比西医三倍有多,官员承认“汉医药与吾国民保健上之紧要更不待言”。伪满民生部保健司提出了“实施西洋医学、汉法医学二体制”的政策,成立满洲中央汉医会,还计划创立汉医学院,吸收中医参加医疗机关等。

伪华北临时政权中,也采取了承认中医的做法,并且称之为“国医”。日伪组织“新民会”在各地组成国医职业分会,作为控制中医的机构。如北京新民会指示:“为统治指导及教化起见,所有首都存在之北京国医公会、北京国医学会、北京中医学术研究社、北京国医研究会、北京医士学会、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博爱医学会,北京中医改进社、北京中西医药研究会等机关,自应一律停止工作。”将这些机构统一合并为北京国医分会,于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著名中医汪逢春担任会长。国医分会要受新民会的领导,会员入会也必须经新民会审批。

汪精卫在成立伪中央政府后,同样也给中医以合法地位。汪精卫曾经以反对中医著称,自他的母亲被中医治好病之后(见“关乎“国际体面”的《国医条例》之争”一文),对中医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汪伪政府成立后,自视为国民政府之正统,继续实行前南京政府的《中医条例》、《中医审查规则》等法规。1940年又公布了《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和《核发中医证书变通证明办法》,对中医进行考询注册,准许合法行医。

在广东,伪广东省卫生处和伪广州市卫生局也都对中医进行相应管理。1942年11月伪广东省卫生处发布了《广东省卫生处中医注册章程》,共11条,规定即使有内政部证书的,也须在该处核验,申请注册,方可在省内行医。伪广州市卫生局在1941年还公布了《广州市中医生考试章程》,组织了一次中医考试。

一位研究沦陷区中医的外国学者魏克曼说:“日本占领并没有改变中西医之间力量的平衡,它只是使分歧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使中医在(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主义下得以生存,从而成为50年代平民主义的宠儿。”结合日本废止传统医学的背景来看,它对中国占领区的中医进行支持是出人意料的,虽然它的目的是维护伪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但也证明了中医对社会具有无可否认的作用。

敌后中医艰难生存

日伪政权支持中医,主旨是为了笼络民心,另外它也迫切需要中医为其服务。例如伪满“勤劳奉仕局”就征召中医为“劳工医”,负责劳工的医疗。伪满地区的中医还被赋予执行卫生防疫任务之责,成为其卫生行政的组成部分。

广州伪政府的卫生局利用中医开展社会救济,在全市各地设立中医赠诊所。初期按各警察区署设置,每区一所,共20所。1940年11月起调整为10所,分布在10个警察署,赠诊时间为下午2时至4时,医生为兼职,每人每月补贴20元。后因伪振务分会也举办有中医赠诊所,位置相近,1941年卫生局的中医赠诊所缩减为6处,医生改为专任制,聘中医程裕初、林习传、王博儒、苏志诚、廖百和、温良恭分别主持,每月薪水50元。

药业方面,许多无法迁走的广州中药店,为维持生计,“丧乱中不能不含垢忍辱,回市复业,但初返时秩序太乱,各家都以看铺为主旨,不敢开门营业,只有日间挟此货品到一德路一带之骑楼间设档摆卖”。后来市面平复,药店逐渐恢复营业。主要经营各地药材的南北药材行回忆:“迨民国三十年(1941年),香港告陷,日敌鱼肉侨商,极为惨酷,而广州伪府假行仁义延揽民心,而越、沪船艘亦有些来往,故港中行号多渐渐移设广州。所以当夫卅一、二年间,本行由十余间增到百余间,可谓一时之盛。”药业在抗战中出现了暂时的繁荣。

在江苏,伪省长陈则民创办了苏州国医医院,成为正式的“省立”的中医院。该医院于1939年4月开诊,至1941年初停办。分设内科、外科、妇科、幼科、伤科、针灸科6科,分头等至四等,共有五十余张病床。名医唐慎坊任院长,叶橘泉任医务主任。“创设国医医院之意旨,一欲以救济贫民,使免受医药之负担,而减少死亡率。一欲以运用经方,俾集明确之效果,而制作统计表”,医院对患者以经方治疗为主,对疗效进行详细统计。

虽然日伪政权对中医采取了扶持的政策,但日伪统治的残暴行径与奴化政策,注定无法真正赢得民心。许多中医都不配合日伪组织。1945年,著名中医陈存仁被日本特工叫去,责问他以前是上海国医会的秘书长,为什么不加入日伪组织的中医协会?并怀疑他有反日行动,陈存仁几乎因此被逮捕。另一上海名医蔡香荪被推选为日伪组织的国医公会主席,他也坚辞不就。当一位同乡刁庆恩因出版地下抗日刊物被捕,遭到毒打时,蔡香荪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多方营救使其获释,并将他接到家中,为其治伤,又资助他率妻儿走避。

在沦陷区,还出现了重庆政府与日伪争抢中医注册的斗争。虽然日伪政权允许中医登记合法行医,可是避居上海租界“孤岛”的许多中医却不愿在当地登记,仍然以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申请注册。按照政府有关法规,中医注册必须经卫生行政当局当面考询。由于沦陷区中医无法前往重庆,为了便利他们领证,1938年重庆政府卫生署专门出台了《非常时期中医领证暂行办法》,规定只要经当地国医公会或其他中医合法团体代为考询,即可发证。

1940年,伪政府开展中医考询和登记,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立即向重庆政府行政院建议,我方也应开办中医考询以争取中医,建议“迅予令内政部举办上海中医考试,免为奸逆所乘”。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即下令卫生署负责此事,很快就出台了《卫生署委托代办战区中医考询暂行办法》(1940)、《核发中医证书变通证明办法》(1940),委托上海国医公会、国医分馆等代为进行考询。

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沦陷区的民心向背。

广东中医的地下抗日

广州沦陷后,许多中医都避难到乡下或迁至香港。留在广州的中医,有的利用中医的职业身份,成为抗日地下工作者。

抗日战争中,在广东活动的东江游击区(东纵)、珠江游击区(珠纵)和北江特委等系统,都在广州设立有地下联络点、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等。他们为了安全,都是单线联系。其中,东纵的一个广州联络站,就建在今日国医大师邓铁涛当时工作的药店里。

1938年,邓铁涛刚刚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毕业,就遇到了战乱,只得随行医的父亲迁到香港。在香港,邓铁涛先在小学教书,不久又与几位同学一起创立了一所“南国新中医学院”,传授中医。在这期间,邓铁涛由于爱好文艺,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香港组织的“文艺通讯社”的活动,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培养港九文艺青年,同时宣传抗日。他的一位朋友谭军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文通社,后来,谭军参加了东江纵队,成为文工团副团长。

1941年底,香港沦陷,邓铁涛一家生活陷入困顿。为了生计,只得携家回到相对熟识的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此时,谭军找到了他,奉东江纵队司令部之命,请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邓铁涛毅然答应。此后,经常有地下工作者以看病为名,到他坐堂的地方接头。他还不时陪东江纵队来的一位乔装打扮的女同志上街购卖游击队需用的物资,存在自己家里,等游击队派人来取。在邓铁涛的启发下,又有一个十三行药材店的少东家冯杲也参加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后来冯杲还到东江纵队担任外文翻译。对于这一段经历,东纵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彭会回忆说,邓铁涛和冯杲所在的两处药材店,“因为看病和抓药更便于接头”,“起过很多的作用”。

广州沦陷初期,中共组织撤离到香港。香港沦陷后,地下工作的重点再度回到广州。1943年,中共决定派一批同志到广州建立地下领导机关,但要在广州站得住脚,要有合适的职业作掩护。中共地下工作领导人梁广等在广州十三行开设了一家“华昌京果药材行”,梁广回忆说:“这间药材行既是我的职业掩护,也是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梁广离开后由陈翔南接手,“我不在这个商店住宿,只在每天中午前后走来转一趟,有时还要和那合股老板同上茶楼饮下午茶,应酬一下。看上去我很悠闲,心里却时时处于紧张状态。”

在广东其他地区,中医也积极为抗日游击队进行医疗服务。如东莞中医陈培(1888—1975),精于正骨和外伤治疗,医术远近闻名。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后,他多次为游击队伤病员治疗。东纵北撤后,国民党军队大举扫荡。游击队将伤员安置在梅塘大山中,陈培天天往山中替伤员治病。国民党刘光部封锁了上山通道,他便派小女儿以放牛为掩护,把粮、药带上山,使全部伤员治愈,安全撤出封锁区。

沦陷区的社会一向较少为人们关注,这与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老中医赵绍琴被红卫兵批斗,罪名之一就是曾拜汪逢春为师,因为汪逢春在日伪治下出任北京国医分会会长,被极端的红卫兵们视为“汉奸”。其实,沦陷区的种种事例说明,尽管许多中医因为生计或其他原因,被迫留在敌占区,但他们主要是为沦陷区人民服务,与日伪保持着一定距离。有的在形式上虽与日伪合作,但也只是从事医疗活动,绝不能因此就视为汉奸。其中,有的中医还参与了抗日工作。这一段历史,也是了解近代中医不可缺失的一环。


来源：南方都市报
－－－－－－－－－－－长见识了!多谢梁先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