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年学习西医。这是他1888年10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与友人的合影(左二为孙中山)。
、●郑洪 陆金国


    历史是由群众缔造的，但关键人物的一笔往往特别醒目。在中医的近代发展中，民国政府首脑要人的态度堪可玩味。

    孙中山“不服中药”识中医

    众所周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学西医毕业，曾在澳门和广州行医，后来才放弃医务投身革命事业。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他对中医是什么态度呢？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这是孙中山曾对著名中医葛廉夫说的一句话。葛廉夫，名荫春，江苏江都人，元名医葛乾孙后人。1925年元旦刚过不久，孙中山先生病情加剧，中外医生诊治之后，认为必须手术。但是此时孙中山先生年近60，家属和部下都担心他体力不支，不能决定。约在1月24日，孙中山与葛廉夫见面，说了上面那句话。

    但这句话，并不表明孙中山厌恶中医。孙之所以见葛，是因为“昔年有乡亲返粤者，常以先生医案示余，明理卓识，不愧名医”，说明孙中山在广东时就接触过葛氏的医案，并有积极的评价。他开门见山向葛廉夫表明自己“不服中药”后，接着又说自己“常喜聆中医妙论”，请葛廉夫“以中理测我病机”。

    孙中山自述当时症状为：“夜不成寐，每晚则面热耳鸣，心悸头眩，嘈杂躁急或胸中作痛，干呕，甚则上气而浮，有时而消。”询问葛廉夫“此何故？”葛廉夫回答说：“此水不涵木，气火上升。”并作了具体的解释。孙中山又问治法，葛廉夫劝其戒怒、节精神等，均为孙中山所无法做到的。于是孙中山又请葛廉夫拟一中药方，葛氏开了一剂复脉汤加减，并为孙中山解释了用药的机理。孙中山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葛廉夫说：“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最终，孙中山未服葛廉夫的中药。

    1月26日上午，协和医院医师认为形势危急，再来请孙中山尽快决定手术，孙中山应允后，当日下午3时即入住协和医院，稍事休息，6时进行手术。主刀者为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德国医生克礼也参加手术。打开腹腔后，只见肝脏表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整个腹腔的脏器粘连扭结，属于晚期癌症多处转移的诊断。主刀医生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块组织，当晚由德、美、俄3国医生对切片进行病理检查后，断定是肝癌晚期，无法施治。所以在将肝部的脓吸出以后，只好缝合起来。

    手术后，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第301病室。最初几天，孙中山反应良好，但不久就恶化。维持治疗至2月17日，刘瑞恒正式以英文通知家属，认为已无法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家属们主张试行中医治疗。但孙中山认为：“在医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以不诚待人，此绝不可以。如必须用中医，须迁出医院再议。”

    2月18日，孙中山办理出院手续，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因“医院治疗不见效用，家属及友好同志认为应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国父生命”。有人推荐中医陆仲安，为了让孙中山接受，亲友们找到曾由陆仲安治愈肾病的胡适，请他出面劝说。

    孙中山一向看重胡适，当胡适陪陆仲安来到后，孙中山对他说：“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说：“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宋庆龄握着孙中山先生的手说：“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孙中山于是伸手让陆仲安诊脉，但转脸向内。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药有人参、石斛、沙参、生地、沙苑等，后来又加用黄芪。孙中山服药后，身体状况大为好转，脚肿消尽。主诊的克礼医生报告：血液循环渐有进步，午餐饮食已和没病时一样，而且能够安睡七八小时。2月20日再次复诊。这时克礼医师也承认服中药令病人减少痛苦，不过认为对癌症根本治疗仍未敢望其解决。

    2月24日还有中医唐尧卿、周树芬来视诊，发觉其头身发热，脉象洪大，舌乏津液，其色鲜红，已是肝血大亏之证。25日身体日益衰弱，至27日停用中药，杂用精神治疗、新式抗癌药等，都无效果。后来腹水严重，江苏中医王子贤又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小便通畅，症状减轻，孙中山赞许说“中医有中医的特长”。然而由于病情无可挽回，孙中山在3月12日辞世。

    从孙中山临终的经历和态度来看，他所说的“不服中药”，并非因其“不科学”而抵触，纯粹是一种个人习惯而已。因他是西医，平时有病自己即已解决，所以未用过中药。但显然他对中医药的理论很有兴趣并有一定的认识，而且最终也接受了服用中药。

    孙中山去世之时，中西医的论争还未激化。假若他能活到后来，对余云岫等人废止中医的“医学革命”会持什么态度呢？民国中医王宇高十分肯定地说：“中医治病的学术，中山先生一定保存的。”因为孙中山说过“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世界文化而光大之”，并且他推重日本医家高野太吉的“抵抗养生术”(主要是食疗与按摩)，观点与中医相通，“中山先生对日本人肯保存先人的汉医，作医学革命的定义，尚肯极力称赞他，难道对于中医的固有的学术，很精美的，还肯抛弃么？”他痛惜“中山先生无暇干医学革命的工作”，“能不令中医界痛哭流涕长太息也么？”这种惋惜确是有其道理的。

    汪精卫：对中医态度摇摆不定

    汪精卫生于广东番禺，一直追随孙中山。孙中山临终前，汪精卫始终侍奉在其身边。请中医为孙中山诊病，他也是同意的。当时，西医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治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语。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当时的汪精卫，立刻回击汤尔和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可是，如此为中医仗义执言的汪精卫，却在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发言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一直阻止《中医条例》的通过，按其所说原因是据“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他在母亲被名医施今墨治好之后，对中医态度又再大为改变。在抗战时投敌后主持伪政府期间，也未采取限制中医的措施。这些情况此前已作介绍。

    汪精卫后来也找中医看病，还因此衍生出有关他死因的一种民间版本———传说有位爱国中医“刘一贴”，利用汪的信任，给他贴了用毒药制成的膏药，令其伤重不治。这个传说多少有点影子，实际上为他看病的是广东中医陈汉怀。

    在投敌后，汪精卫由于多年前遇刺的弹头还留在身上，经常疼痛发作，晚间难以入睡。后来人们听说有一位姓陈的中医给他用药，效果良好，据说这位医生是上海名医陈存仁。消息传到乡下，陈存仁的家乡人十分气愤，商议要掘他家祖坟。其亲人赶来上海查问，陈存仁再三辩白并未去过南京。托人查证，才得知为汪精卫看病的是陈汉怀。陈汉怀曾经为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看病，陈璧君要他也给汪精卫开药。陈用了含有安神药物朱砂等的处方，有一定的效果，使汪精卫晚上得以时时小睡。后来，日本专家检查处方说朱砂有毒性，陈汉怀担心万一病情有变说不清楚，赶忙辞别。然而由于他曾为汪精卫看病，已引起南京中医界的不满，无法再在当地立足，不得不另赴上海谋生。这一事件，反映了汪精卫为国人不齿的汉奸形象。

    汪精卫个人对中医态度摇摆不定，但就其作为而论，他对《中医条例》的阻挠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十分负面的作用。

    蒋介石：支持中医有权谋

    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最激烈的阶段，都是蒋介石在掌权。蒋介石对中医的态度如何呢？

    1929年，为反击“废止中医案”，中医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请求面见蒋介石。“时蒋主席已赴三全大会，由国府要员代见，略谓主席对于贵团请愿，极为重视云云”。

    据请愿代表之一的陈存仁记载，蒋介石在3月23日接见了请愿团，蒋介石说：“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还说：“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他还指示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证诸史实，这恐怕是对12月第二次请愿时的误记。第一次请愿的结果实际是废医议案“虽无明令取消，而亦停止进行”。

    1929年12月，因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和卫生部禁止中医称医院等问题，中医界进行了第二次请愿。请愿团报告载，12月20日，“先至国府，蒋主席特派亲信秘书朱文中君延见。代表等缕述请愿意旨后，朱君即谓主席对于此来请愿，极为注意，良以中国医药具有悠久之历史，著有优良之治效，政府自当依据民众之信仰与需要，促其发扬光大。据呈各节，主席极肯负责令知主管机关，予以维护云云”。报告也未记载有蒋介石接见之事，可能与蒋介石要求批谕发表之前不要发布谒见消息有关。23日请愿团获得了国民政府文官处有关“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的公函，全文如下：

    “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团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医国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消，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在1930年代，蒋介石还发表过“提倡中医为自强之道”的讲话，他说：“中医精神所集注，心灵所觉察，决非科学之法则，所能说明；机体之精良，所能试验。是中医不独确有保存之价值，且足以在世界医药史上，占一位置。况总理创三民主义以救国，首重民生，今中国受外人经济力之压迫，每年漏卮十二万万两之巨，自西医药销行中国，使成为中国有系统之医药，则此全国出产之药品，以及全国数百万之药商，势必因而消灭，于民生问题，关系甚大。”因此，每逢中西医争持不下的重要时刻，中医对蒋氏都有所寄望。但是，在围绕《中医条例》等的各次纷争中，却一直未见到蒋有何关注或回应。

    抗战后，1946年底湖南省中医药界组织发起赴南京请愿要求中西医平等待遇，这次获得蒋介石批“分别交办，妥慎处理”八字，中医界兴奋地认为“如是则我中医药界请愿之目的不难达到，自有无限之光荣的前途矣！”

    1948年3月17日“国医节”，蒋介石更意外地特颁训词：

    “国医节创始于民国二十年，十八年来我中医界同人沉潜坚贞，精进不懈，绍述轩农和缓之宗风，致力济世活人之伟业，中西相辅，艺学兼长，其于民族保健之功，良足称道。此次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纪念，所望淬砺奋发，穷究极研，本数千年之宝贵经验，而予以有系统之科学诠证，然后我国医学乃能璨然大明，并与世界各国齐架而无愧矣！愿共勉之。中正寅铣印。”

    其实，留意蒋介石对中医有所积极表示之时，往往是他在政治上的关键时刻。

    1929年中医请愿时，蒋正面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挑战，迫切需要巩固国民政府。据当时接见请愿团的林森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国民党三全大会秘书长叶楚伧也说，“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还说最高当局(应指蒋介石)曾经当面询问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由此可见，蒋介石希望这一事件尽快平息。

    1948年的国医节，则正是“国民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要在本届大会上竞选“总统”。而前段时期中医请愿不断，1947年还闹出了全国中医师会公郑曼青等闯入政府所在地绝食3日的大事。这个时候特颁训词，恐怕也是安抚中医、争取部分民意的一个手段吧。蒋介石处理中西医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权谋。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来孙中山先生是患癌而去的……
－－－－－－－－－－－20年前曾在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看到过介绍，说孙中山是死于肝硬化。由于解说词只有几行，不得了解详情。
上文关于孙中山死因的介绍，甚为详尽，是一则珍贵的史料。由这则史料可知，中医、西医的优劣高下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他能早一些服用中药调理，可能也不至于发展到肝癌，寿命自然也可以大大地延长啊！

孙中山经常闹胃病，他自己曾作过介绍，用按摩和食疗的方法治疗胃病，并使身体状况大为好转（在本论坛有过帖子介绍)。而实际上，胃病仅仅是表象，按中医的说法，就是肝木克乘脾胃，表象是闹胃病，而隐形杀手就是肝气横逆。

一直到现在，西医和庸医只知道表象，而不知病之根本！西医，只有在将病人开膛破肚后才能发现祸根，然而，对肝病为何从表面上表现为胃病，则茫然不知。而中医的五行生克理论则完全可以通彻地解释这一切！这就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威力。西医看不懂中医，只能说明彼国之人智力低下而已，于我中医则丝毫无损！
一个人，哪怕他是伟人，如果背弃的中医，那他的生命历程就注定会遭到许多坎坷，甚至于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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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接受自然疗法治愈胃病2007-05

      孙中山先生早年以特优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属西医学院,毕业后先后于澳门和广州行医两年.他接受的是正统医学的训练,自己却能接受自然疗法,治愈自己的胃病.先生之开明,足为吾人之楷模.

孙文学说,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

    民国七年,“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所有动物皆顺其自然之性,即纯听生元(细胞)之节制,故于饮食之量一足其度,则断不多食.而上古之人,与今之野蛮人种,文化未开,天性未漓,饮食亦多顺其自然,故少受饮食过量之病.今日进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则去自然亦愈远,而自作之孽亦愈多,如酒也,烟也,鸦片也,种种伐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进化而增加,则近代文明人类受饮食之患者,实不胜量也.作者曾得饮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常以事忙忽略,渐成重疾,于自行医治,稍愈,仍复从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数之.其后则药石无灵,诋得甚讲卫生,凡坚硬难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颇觉效,继而食至半年以后,则此等食物亦归无效,而病则日甚,胃痛频来,几无法可治,乃变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术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数周后旧病仍发,每发一次,比前更重.于是更觅按摩手术而兼明医学者,乃得东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术固超越寻常,而又著有<抵抗养生论>一书,其饮食之法,与寻常迥异.寻常西医饮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坚硬之质,而高野先生之方,则令病者祛除一切肉类及溶化流动之物,如粥糜,牛奶,鸡蛋,肉汁等,而食坚硬之蔬菜,鲜果,务取筋多难化者,以抵抗肠胃,使自发力,以复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信之,乃继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连半年,而病终不愈,乃有一试其法之意.又见高野先生之手术,已能愈我顽疾,意更决焉.而先生则曰:手术者,乃一时之疗法,若欲病根断绝,长享健康,非遵我抵抗养生之法不可.

遂从之而行,果得奇效.惟愈后数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鸡蛋,汤水,茶,酒等物,病又复发.始以为或有他因,不独关于饮食也,其后三四次皆如此,于是不得不如高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类,牛奶,鸡蛋,汤水,茶,酒,与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则硬饭与蔬菜及少许鱼类,而以鲜果代茶水,从此旧病若失,至今两年,食量有加,身体健康胜常,食后不觉积滞,自谓颇有心得,乃反于一己之饮食养生,则忽于微渐,遂生胃病,几于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养生病,而积年旧症一且消除,是实医道中之一大革命也.于此可见饮食一事之难知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