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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转帖]傅孔之争为哪般——“废止中医”风波回顾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丁兆平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


  ●西医诊断柏杨先生患了“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他投奔中医,现在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


  ●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害了眼疾,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中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


  2004年第9期的《读者》杂志上,有一篇刘墨写傅斯年的文章,讲到了著名的傅孔之争,主要是一个有关中医争论的小故事。这颇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经过一番深入探究,了解了其真相以及前因后果。在此不妨以傅孔之争为引子,谈一谈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


  傅孔之争为哪般?


  傅孔之争的主角中,傅者,傅斯年也;孔者,孔庚也。傅斯年(1896年~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为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又先后赴英、德留学。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学生领袖,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月始)。孔庚(1871年~1950年),字文轩,号雯掀,湖北浠水(蕲水)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议、讨贼鄂军总司令,后为国民党参政院湖北委员。


  刘墨对傅孔之争是这样讲述的: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的身体很胖,这是颇有名的),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吧!”


  傅孔之争所为的中医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要牵扯到七十多年前为是否“废止中医”而激烈论争的一段历史。


  1941年,孔庚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了这样的提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傅孔之争,当因此而起。而其实质,则是支持中医和反对中医、废止中医的激烈交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范围颇广也颇为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反对中医者提出了“废止中医”等提案,他们甚至不屑称祖国的传统医学为中医或国医,而贬称之为“旧医”。而支持中医者以及中医界人士等对中医阵地进行了坚决的捍卫。在这段历史中,傅斯年的立场是站在坚决反对中医的阵营中,并且充当了先锋。


  傅斯年,绰号“傅大炮”,是说他好冲动、敢说话、声音高。在当时,傅斯年是坚决反对提倡中医的。傅曾有这样的话:“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当然,在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也绝非傅斯年一人,余云岫(余岩)也是一位“废止中医”的急先锋,郝光明在《现代教育报》2001年9月21日A1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中提到:“直到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


  学术之争演变为政治之争


  关于这段中西医论争,邓文初在《“失语”的中医——民国初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发表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总第168期)一文对此论述得颇为详尽: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1934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1941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4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多有探讨。


  1925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事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1934年3月5日傅斯年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1934年8月13日、8月18日,《独立评论》第115号、118号、120号及121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1941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即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三届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可以看出,四次大的争议中的两次由傅斯年为主角。当时的争论就是如此的激烈,大争伴随大闹。张鸣文在《读书》杂志2003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旧医,还是中医?——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中指出:“1929年初,由国民党的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全国中央卫生会议”,“(这次会议)虽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一九二九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扰。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


  当时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会上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如《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闹剧演绎到了高潮,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废止中医”的“决议”就这样出台了。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当年3月17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甚盛,大家不了了之。


  虽“废止中医”最终没有得逞,但“骂中医”之风却一时甚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三次、第四次论争。自1929年之后虽历时已十余年之久,从南京又到了重庆,傅斯年对中医之骂仍然是那么起劲,以致于要动老拳!读刘墨所写的傅孔之争,那傅斯年似乎很高大的形象,又很有礼让之举,而其真实面目则是坚决否认中医的作法(当然还可以归结到反传统之所谓“新”、“洋”做派)。傅斯年毕竟没有扬起他的老拳,而中医最终也没有被骂倒,更没有被废止。重庆那次国民党参政会的结果是孔庚关于“中西医并重”的提案得到了通过,这也许对此是个补充吧。


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


  在了解了真实的背景之后,再来读傅孔之争,我们的心态是颇为复杂的。有人把当年的“废止中医”风波归因于文化范围内的中西冲突,它所引起的激荡范围远非仅仅限于中医层面。张鸣在《读书》杂志2003年第6期著文对“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进行反思时谈到:“仔细想想,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中学的命运,跟中医也差不了多少”。既如此,让人了解那段历史绝对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也就不必仅限于与中医药相关的范围。


  以下是台湾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的节选,其中有对傅斯年的评论之语,也有对中医的评论之语:


  吾友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有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


  ……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面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竿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很少肯在不能马上**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个优秀的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不科学是中医最严重的致命伤。有时候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像是治病,倒像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斐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老洛克斐勒是也。想当年老洛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


在近现代史上,傅斯年和孔庚都很值得研究,笔者在此仅仅从中医发展史的角度来探究傅孔相争这件事。在捍卫中医的那场斗争中,应当说孔庚不惜吃老拳的所作所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似傅斯年等对中医的否定现在看来也已成过去了。但对中医如何继承发展以及发展道路的争论似乎并未停止过。


  回顾中西论争与“废止中医”的这段历史,是否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这值得回味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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