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论语述而》中提到：“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知死？”自古至今，社会生活中总有许多神秘现象，不好解释。如巫的治病，占卜，有许多不确定性。语言不好表达，常人难以理解。孔子以平时的态度，存而不论，以道德教育来超越宗教鬼神的束缚。孔子的学问，更主要的是在《易经系辞》里，这是他韦编三绝的果实，解释宇宙时空的规律，充满了理性的光芒。

《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时代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在《周礼》中可以清楚。

“礼”是指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具体礼仪；

“乐”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获，大武等具体的乐曲；

“射”射箭。有军事之射，有平时之礼射。是体育，军事，劳动，礼仪的结合。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不主皮。是指礼射。到春秋末期，主射穿其皮，尚力不尚德。孔子便有叙故之叹。军事之射，自然要稳准狠。

在同朔大地，今天还可以看到许多长城，古堡的遗迹。登临应县木塔，仿佛还能感受礼佛拜佛时，辽国契丹，金国女真，宋的汉人，金戈铁马之声。金元时期，武术功夫有个大发展。在各个民族冲突融合中，在作战中，克敌制胜，要真本领，不靠神佛的佑护。这在一定程度，打破了神佛思想的束缚。春秋末期，诸侯争战，是以射御为急。自古世事变化，国家民族，内用黄老，外用儒术，富国强兵，不可缺一。国之富，财力之富是其一；思想之富，更为首要。国学之中，医学是其重镇，不可自毁长城。中医学人，能在临床中克敌制胜最为关键。

“御”，是驾车，包括驾驭战车。
“书”是识字书法教育。
“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和礼教内容。
“六艺”的教育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其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书”与“数”称为“小艺”。自周代，贵族子弟能接受完整的六艺教育，庶民子弟只给小艺的教育。

把“六艺”指为〈〈诗经〉〉〈〈尚书〉〉〈〈乐经〉〉〈〈易经〉〉〈〈周礼〉〉〈〈春秋〉〉是不妥的。那是西汉废百家，尊儒学，对儒学改造的结果，六经，六艺混同是始于西汉。

(7)顾颉刚在〈〈史林杂记初编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说：“自孔子殁，门弟子展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浸假（始见于《庄子》，原是两个单音词的临时组合，“浸”为副词，表逐渐义；“假”为动词，表假借义。凝固成词表逐渐义。----李先华注释)而羞言兵，而唯尚外表。”孔子生前的学生多从事政治，而后来弟子多文化教育。

唐代画家吴道子画的孔子象，身材魁梧，腰挎佩剑。文武双全的孔子是真实的。季亢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学之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知兵，懂军事。其弟子冉有，子路，公良都知兵尚勇。

“辛苦遭逢起一经”，南宋的文天祥也是精通一经而考试得官。在《明史选举志》中：“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学界评论把曾国藩做为近代大儒，曾国藩有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夜不出门。这成就了曾氏的果敢和坚毅。毛泽东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提到毛泽东：“而资质俊秀若此，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因以曾涤生（国藩)，梁任功（启超)之例勉之。”毛泽东在曾国藩的治军精华中汲取了营养，悟出自己的道理。在带部队上井岗山路上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多来自曾国藩在江西的《爱民歌》。曾国藩建议满清用“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来恢复国家，但积重难返。近来兴起的国学热，评出的国学大师，按规矩，是不能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国学的定义是什么？不单单是儒家的内容。单论儒家，是要能文能武，还有一个内明的过程。儒释道医武都有一个内明的过程，只是在文字里打圈圈，远远不够。

(8)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个“一”，曾参理解为“忠恕”，曾国藩也沿用这个理解。近有学者，把“一”做为数词。在以前的文字里，我曾阐释自己的观点，“一”是高度智慧的状态，合于道的境界。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和净土宗的“一心不乱”相通。儒释道及耶酥和穆罕默德都达到了如此的境地，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化众生

曾子著《大学》，开明宗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有先后，则近道矣。”
“明明德”，“亲民“， “至善”为其纲。“德”，从彳（chi), 惪声。左步为彳,右步为亍,合则为行。（《字汇》)。直心为德，直心，是纯真，不杂。而“彳”和行走有关，笔者解释为心的灵动。德，升也（《说文》)，纯真不杂的心的灵动是一种内在的升华。止—定—静—安—虑—得，是精神的变化和感悟。

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湛若水在其书院，早晨进堂先是督令弟子静养默养多时，再来教读，这都是在开启智慧。文字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以文教化，“汗牛充栋”对有些人也不能“化”；“目不识丁”的人或许已入“化境”。禅宗六祖惠能就是个例子。

康有为早年求学，觉悟陷于故纸堆中，究复何用？于是“绝学捐书”，静坐默想，格物观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他自己称是“飞魔入心，求道心切”。明代心学宗师陈白沙也自述有“天地万物皆我一体”的感受。这是入门后的风景，而不是“道”。象道家讲的哪个“圆陀陀，光烁烁”是更高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近有学者提出“瑜枷”是“儒家”的谐音，笔者尚不能考。不要以为儒家只是读书，也有个“形，气，神”的修养。早年求学，曾听这样的故事，有两个举子进京赶考，一来自南方，一来自北方。旅店中坐而论道，三天三夜。北方举子的脚动了一下，南方举子便笑道，今科状元是小弟了。为什么呢？儒家讲止，定，静，安，此时，思索应对，各有所得，我们常人坐下来就是2个小时的定静，也是好难啊！

（9)山西大同历来为北方重镇，大同一词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又论述“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再到“太平世”（大同)的理念。

物质的有形财富是不会极大丰富的，煤炭，石油不可再生。《大学》中“明明德”，“亲民“，“至善”，是讲人内在的觉悟可无限挖掘，“亲民，至善”，是自然结果。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人的这种类特性在远古社会或许是一中低水平的体现。而今，在物质发达的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博爱喊的很响，而人的类本质还是被扭曲和异化的，其根源是私有和神学。儒家讲的“明明德”，应是对宇宙时空在智慧层面的理解。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觉悟。比如，佛学中禅定的初禅—欢喜禅，内心愉悦欢喜。对外部世界的有形的物质享乐就会淡漠，我们把这个感受也称之为“内材”，人就可能从私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多么精辟的见解。
（10)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区以西16公里的五周山南麓，依山而凿，气势恢弘，东西绵延约1公里。石窟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艺术成就上乘秦汉之现实下开隋唐之浪漫。2006年余秋雨参观云冈石窟，曾题词；“北魏雄风犹拂面，万里铁骑归佛山”。笔者此时不由想起一个故事，古代有位高僧，劝征战的双方休兵，劝不了。高僧说，好，我让你们见识一下，就一抖僧袍，红光遮天，漫山遍野。双方也就此偃旗息鼓。僧人显了神通，就不好在世间了，死吧！于是就来个“到栽葱”，头下脚上，到立圆寂。他还让自己的袍子不向下掉。他的妹妹来了，就说，你啊，你啊，死了也要搞名堂。高僧悲天悯人，视死如归的宗教情怀可以想象，至于神通就当故事听听罢了。
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诞辰，恒山乃道教圣地，北魏文成帝拓拔浚即位后，为纪念释迦牟尼诞，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有诗云：“音亦可观，方信聪明无二用，佛能称士，须知儒释本同源”。自此，在恒山举行“四月初八”的庙会。佛道信徒都到恒山添香，明清两朝，北岳大庙香火达到鼎盛。真是“社当四月轮蹄集，朝罢三更士女班。”（清代，张应薇《四月八恒山会》诗)
佛教博大精深，早年求学，师曰，佛教的经典大约六千卷，他都读了。道臧六千卷，及1949年前的中医著作七千卷都也通读过，想这也是开发智慧的结果。师曰，他是打个滚从佛教里走了出来。我们今天对佛道的学习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开启智慧，来做入世的学问。
怀着景仰的心情瞻观云冈佛窟，当年的工匠，用智慧和虔诚雕刻的同时，身心一定也得到了洗礼和升华。
（10)北岳恒山于浑源境内，浑源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为“中国黄芪之乡” ，顶级黄芪—正北芪就出于此，为《本经》上品。《本草纲目》称其“补药之长”。在悬空寺脚下，笔者看到有出售黄芪的摊点，感叹治病还是要道地药材。
清末民初，北京名医陆仲（1882—1949年)以擅用黄芪而绰号“陆黄芪”。1920年，胡适发现有口渴，多尿，多饮等症状，西医初步诊断为“糖尿病”，友人推荐请陆仲安治疗，胡适认为中医“无科学根据”，在西医治疗无效时，始延医于陆氏，霍然而愈。当时上海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曾刊登全部药方。初诊药方（1920年11月18日)为：
“生芪四两，云苓三钱，泽泻三钱，木瓜三钱，西党三两，酒芩三钱，法夏三钱，杭芍三钱，炒于术六钱，山萸六钱，三七三钱，甘草二钱，生姜二片。
编者附注：胡君之病，在京延西医诊治，不见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病，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愈。
林琴南是清末民初文学大家，“五四”前后，白话与文言之争，是文化界争论焦点之一，胡适与林琴南曾激烈笔战。林氏感激仲安先生济世之劳，画《秋室研经图》送仲安展示儒医正在研读经典，并题文颂扬陆氏医术，用桐城体文言，古意盎然，文妙韵雅。（见《畏庐文录》)此次，仲安先生取图亦请胡适题文，胡适欣然命笔：“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激，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以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此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我看了林先生的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实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围裙，拿者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1920年正是“科玄论战”初期，胡适是科学派的主将，崇尚西医，他的病竟被中医治愈，引起轰动。后来医院把糖尿病的诊断给否定了，此事也就成了一个公案。报道说：“据传，胡适的病，最初发现有糖尿病的现象。住进协和医院之后，经过三十回的尿便化验，七日严格饮食限制，最后诊断报告不是糖尿病。”胡适也在《努力周报》第三十六期上登一则启事：“此次诊断的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这一层使我安慰。乘各地朋友慰问，十分感谢。”
胡适在某些方面是绝顶聪明，想他是矛盾的心理在表达自己的观念。对于祖国医学和文言文的理解，胡适应是幼稚的。中医的根源是“形而上”的气化论和经络论，用“形而下”的所谓的“科学”去缘木求鱼，结果可想而知。“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实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围裙，拿者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书。”的图景而今是实现了，而且大行其道时，祖国医学的衰败已成定局。文言的使用，祖先的用意是要把文和言分开使用。文有规矩，《内经》《易经》等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稍加训练，就可以读懂。而言，说话,平时说的白话，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民国的白话文，已经许多不用，或不好搞懂什么意思了。近有学者提出，重要的国家文告，用文言来写，以显其庄重。笔者认为，其到更会流传久远。
1926年初，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误割右肾，主刀医生是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的刘瑞恒。梁公还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医院辩解，真是用心良苦。其原本身体强健，病肾依旧在，好肾却被割除。手术之后才过3年，梁启超就撒手尘寰，享年56岁。1970年梁思成因病住进协和医院，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到了其父早逝的真相。
中国医史学家程之范先生指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笔者到认为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国学大师，“枪杆子里出政权”；“赤脚医生”的理论和实践解决了国人的生存。现今西医一统天下的制度及其在理念和技术层面的局限性，看病贵；看病难；看不好；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11)《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如切如磋，自契激扬之义；同心同德，孰分清浊之姿。”（《淡交若水赋》宋，范仲淹)矣!2007年，收获颇丰，徐小周等诸学长之激励，炎黄国医馆王凯明先生之提携，不由心存感激，仰天长啸。（明空于2008年1月15日星期二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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