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市嘉禾、桂阳两县企业违法排污致儿童血铅超标及中毒事件持续发酵。截至3月22日，郴州市已发现铅中毒儿童45名。

　　3月22日，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已派员奔赴郴州督查善后。“乡镇为了发展经济，饥不择食。”一位华南督察中心的官员说，血铅中毒事故当地此前就发生过。

　　其主管部门——环保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的官员则解释，“血铅超标原因仍然是企业违法排污，但当地政府有责任，被发现的几家企业没有任何手续，更别提环评手续。”

　　与郴州事件相隔不过10天。3月14日，四川省隆昌县忠义合金公司周边1599人次的体检又有近百人血铅含量异常。

　　上述两例血铅超标中毒事件均延续过往的“黑色定律”：当地政府为发展经济上马高污染化工企业，健康受损的居民自发体检，发生群体性事件。

　　频频爆发的血铅事件或许有了新的治理模式。记者获悉，环保部将在今年6月底前编制完成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并报国务院批准实施。而一些省份也正在调查重金属环境质量状况，已经确定了需要治理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元素。

　　“主动发现，主动采取措施，可能会一下子冒出更多更大问题，但却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需要很大的经济投入和解决污染的决心。”上海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颜崇淮说。

　　无助的血铅患者

　　颜崇淮从事儿童血铅检测20年，他告诉记者，铅污染对儿童健康影响很大，90年代以前，血铅中毒现象更为突出，现在情况稍微好转。

　　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以前铅超标方面城市病人会占三成左右，但现在更多的病人是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城市病人只占3%左右。颜透露，自己近几年的病人一半是浙江人，其中又以义乌居多，这些病人大都在家庭作坊从事首饰、旅游纪念品和小五金工作。

　　颜崇淮介绍，儿童血铅达到250微克每升就会影响神经，一般血铅每上升100微克每升，IQ（智力水平测试)就会下降1到7分，并将导致性格和行为上的诸多问题。

　　颜崇淮建议，根据刚结束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进行重点地区筛查，主动权可能就在政府的环境部门和健康部门。“这需要建立一个全国血铅筛查网络，根据污染源普查结果进行，但这需要花很大力气，投入会很大。”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说，重金属污染，哪个机构组织都没办法自己做好，只能是国家来一个综合的调查，该淘汰的淘汰，该达标的必须达标，该拆迁的有拆迁。

　　王所在的法律帮助中心曾经为2006年因铅污染受害的898名甘肃徽县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当时共有300多名儿童血铅超标，当地政府除了小范围检测、让部分孩子住院外，没再做其它的事情，并拒绝提供孩子的出院检测报告，后续赔偿事宜也不了了之。

　　直到现在，徽县法院以案情重大，不归自己管为由拒绝立案，陇南市中院也作出裁定不予立案，甘肃高院则以“诉讼一方人数众多，由管辖法院受理”为由，请陇南市中院“酌处”，至今，村民们仍在等待一个说法。

　　“如果环境方面的公益诉讼能立案并有一些胜诉的话，老百姓就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企业，自己的身体，对环境保护也是巨大的推动。”王灿发说。

　　但王灿发要失望了，一位参与环境维权的律师表示，类似环境诉讼立案都非常难，因为污染案件大多数涉及人数众多，地方政府会考虑和谐、稳定、企业发展等因素，法院要么不立案，要么不表态。

　　以国家的力量

　　现在需要国家来运用它的力量。

　　环保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的官员称，“在国家层面，环保部、卫生部、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正在联合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实施细则。按照国务院要求，一定会确保老百姓的知情权，而且还将大规模进行体检。”

　　该官员介绍，环保部在去年就已经布置了各省排查摸底重金属污染。以四川为例，四川环保厅要求2010年3月31日前，全省各地环保部门要对本辖区内涉重金属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尤其是涉汞、铅、铬、镉、砷等企业。

　　与上述官员强调的知情权相悖，因为重金属污染话题敏感，记者找到的多位环保部专家都拒绝多谈，一位参与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的专家表示，重金属污染的，现在各地都是只做不说，即使规划类的文件都是机密。

　　记者从一位环保部专家处获悉，重金属污染防治因为涉及面太广，多部委协调工作并不顺畅，环保部甚至专门成立了重金属治理办公室，专司协调。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保专家告诉记者，在重金属防治方面，中国环保预防和治理的力量仍然不够，仍然是问题导向性，哪里出问题，就去哪里。

　　现国务院和环保部这么重视重金属污染，是因为去年爆发了很多群体性事件。

　　此前，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公开表示，2009年环保部共接报陕西凤翔等12起重金属、类金属污染事件。这些事件致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32起群体性事件。

　　“工矿企业开工这么多年，在重金属污染方面累积到了一定程度，是时候爆发了。”上述专家透漏，重金属污染治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底数不清，历时多年的土壤普查，虽然数据已在整理中，但非常粗糙。

　　浙江环保厅的官员告诉记者，浙江省目前正在调查重金属环境质量状况，已经确定了需要治理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元素。

　　据其介绍，浙江省将重金属污染物铅、汞、镉、铬以及类金属污染物砷等5种危害较大的元素作为重点治理对象，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电镀、制革、蓄电池、工矿冶炼等。

　　“环保厅正在部署企业的污染源调查，对电镀行业也进行飞行检查，浙江一些地区的特色行业容易产生重金属污染，因而也是防控重点，如温州的电镀行业、湖州大兴的蓄电池行业、丽水市的制革行业。”该官员透露。

　　早于浙江， 3月初，江西省环保厅制定《江西省环境保护厅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江西省环保厅将在各地检查的基础上于每年4月和10月由厅领导带队对11个设区市的重金属污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

　　但江西省一位从事环评的人士告诉记者，在江西鹰潭等地，虽然国家规定炼铅炼铜企业必须离居民区一公里，但是很多企业并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而是在环评的时候开假证明，“做环评的时候，说附近居民要搬迁，但实际上不会搬迁，你要是过来看看，几百个例子都能找到”。

　　江西一位环保官员就抱怨，要不是市长非要引进那些高污染项目，那些企业根本不可能过环评这道关。

　　
（作者：邓丽)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大面积的儿童血铅中毒事件，近几年在全国频发。仅今年3月，四川隆昌发生近百名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接踵而至的是，湖南郴州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

　　南方周末调查发现，这些血铅事件都有共同的特征：爆发之前，企业与村民斗争多年，反复投诉，总是被地方政府告知“排放合格”。

　　直到那些乡村儿童，用流淌在身体中的血铅，作出污染的证明，才会最终触动地方政府……

　　拿到血铅检验报告单的那一刻，梁堂英跌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她3岁的独孙女钟莎在成都华西附二医院查出血中铅含量达到“303毫克/升”，是国家规定的儿童血液含铅量安全标准“100毫克/升”的3倍。

　　而与钟莎一同到华西附二医院接受检查的26个孩子除一个是88毫克/升外，其余孩子的血铅含量均不同程度“超标”。其中血铅最高的张贤蕊，达到了307毫克/升，年龄才满1岁。

　　这是3月6日，四川省隆昌县组织渔箭镇儿童在成都华西医院的检测结果。后进一步发现，共有86当地儿童被证实“中了铅毒”。

　　这次发现大面积血铅中毒，肇始于该村一名儿童的血铅自检，该检测发现了孩子严重的铅毒问题。

　　几乎是接踵而至，湖南郴州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的情况也被媒体爆出。而在此之前，江苏大丰、湖南武冈、陕西凤翔、福建龙岩、甘肃徽县等地，均爆发了大面积儿童血铅超标的公共事件。

　　宛如开水锅里沸腾的水泡，近几年来，儿童铅中毒事件在中国乡村此起彼伏，频频爆发。

　　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科主任医师郝凤桐认为，这些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血铅事件，上演的几乎都是同样的版本：即由村庄周边的环境污染引发，最终以儿童血铅超标的形式表现出来。

　　与成因复杂的城市儿童铅含量超标不同，中国乡村血铅事件的肇事原因基本都明确指向于附近某个或某些特定的涉铅污染企业。

　　发生在今年3月四川隆昌的血铅事件，又一次重演同样的公共卫生危机。

　　总是“达标排放”

　　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家名叫忠义合金有限公司的炼铅厂的投诉，结果总是“达标排放”。

　　拿来这份重沉的血铅报告，梁堂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孙女总是不肯吃饭，经常肚痛，脾气暴戾，“老爱拿头往地上撞”。而村民杨素萍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9岁的女儿马灵至今身高只有1.1米，几乎和四年前一样。

　　郝凤桐分析：“铅是一种多系统、多亲和性毒物，主要损害神经系统、造血系统、血管和消化系统。对儿童心理、智力和行为发育损伤具有不可逆性。并且，铅的毒性作用可能在血铅水平很低时就已经存在了。”

　　村民认为铅毒来源于当地一家四年前建立的废旧电瓶回收还原铅锭的工厂。

　　但他们遭遇了几乎与湖南郴州的嘉禾桂阳、江苏大丰、湖南武冈、陕西凤翔、福建龙岩、甘肃徽县等血铅事件一样的经历：

　　在这些血铅事件爆发前，对企业污染的投诉，或被敷衍，或被告知“一直是达标排放”，没有污染。

　　如湖南茶陵的血铅事件，当地村民从六年前就开始反映，甚至怒砸了铅厂的烟囱，也未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厂方和当地政府告诉他们“要拿出证据”。

　　此次四川隆昌的血铅事件，概莫能外。

　　隆昌渔箭镇的村民们称，过去四年，他们没有停止过对这家名叫忠义合金有限公司的炼铅厂的投诉。结果，政府及环保部门总是坚称，这家企业“达标排放”，环境监测“全部合格”。

　　甚至在血铅事件爆发后，隆昌县环保局副局长李家琪还向媒体称，该企业一直“达标排放”。

　　走到隆昌镇渔箭镇陈家林村，远远就能望见一根有点歪斜的烟囱。作为炼铅厂的“标志”，村民们说，这根“歪脖子烟囱”就是多年炼铅，被含酸的排放物腐蚀的结果。

　　梁堂英的家，就在这根烟囱背后的山坡上。梁堂英心疼的说，孙女比住院前瘦了整整一圈。3月22日出院时，钟莎的血铅含量，仍有190毫克/升。

　　3岁的钟莎在梁堂英的怀里疲惫而安静的睡着，至少看上去，不再像原先总是躁动不安，用头撞地了。但梁堂英还是难掩担心：“医生说，排铅只能排血里的，骨头里的排不了。会不会影响智力，还有将来的生育？”

　　梁堂英说，四年前建厂时，村民们就曾强烈反对。因为听说这家炼铅厂就是因为污染严重，被另一个乡镇的村民“撵”出来的，“撵”铅厂的双凤镇龙灯村民证实了这一说法。

　　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在的厂址紧邻村庄、茶馆甚至公用井水。

　　但村民们说，当时隆昌县环保部门和渔箭镇政府都曾向他们保证，新建的炼铅厂将不会再带来污染。

　　但2005年运行不久，烟囱冒出的黑尘却使庄稼枯黄和死亡，“像火烧过一样”，弥漫的臭气也令人作呕。但环保官员李家琪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的当年隆昌县环保局监测报告，结论是“全部达标”。

　　此后数次，不少村民刚种下的秧苗被毒烟“烧毁”。隆昌县环保局以罚款“一万元钱”了事。庄稼受损的村民则得到了几十元至几百元的赔偿。但环保局结论仍是“达标排放”。

　　至2007年，冲突终于爆发。这一年，涉及两个村的水稻因污染大面积死亡，“被烧得漆黑”，愤怒的村民堵住炼铅厂的大门阻止其开工。

　　最终政府出面调解，赔偿了结。村民们再次怀疑工厂有毒，政府答复仍是“监测合格”。

　　此后每年，遇上农作物减产和损害，村民都会投诉。赔偿成为惯例，容忍成为常态。

　　为了安抚村民，炼铅厂开始招收周边村庄200多残疾人做工人。一些残疾工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工资不高，污染大，但对村民来说，确实也减轻了一些负担。

　　和其他血铅事件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偶然”，村民们还要浑浑噩噩地和“铅污染”生活下去。

　　偶然的自检

　　和众多血铅事件一样，此前村民屡次投诉，都未能引起政府重视。直到孩子们用流淌的血铅“拿出了证据”，地方政府才会被触动。

　　这次“偶然”发生于炼铅厂建成四年后的2009年10月。

　　一直在北京打工的渔箭镇村民张家友和妻子回到家中。发现孩子成绩下滑厉害，脾气暴虐，“老是打架”。卫生学校毕业的妻子对炼铅厂产生了怀疑，便带孩子去县疾控中心检查血铅。一周后才拿到检验报告单，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低于250毫克/升，正常。”

　　张家友信以为真。但今年年初，他回到北京偶然在网上查到了“儿童血铅含量的正常标准”为100毫克/升，他发现报告单上的数字是“194毫克/升”，早已超标。

　　这一情况被其他村民获知后，陆续带家人去医院检查。梁堂英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孙女钟莎的种种怪癖与血铅过量有关。

　　村民们长期以来的担心终于被证实。对铅毒的恐慌迅速蔓延，铅厂周边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发前往各大医院检验血铅含量，炼铅厂内部的工人也开始自发去医院体检。

　　这种情况，曾在震动全国的甘肃徽县血铅事件中重演。该县是因为一名村童触电受伤到医院治疗，才“偶然”发现了血铅异常。而陕西凤翔、湖南武冈等血铅事件，也是村民带子女去医院看病才“偶然”查出了血铅超标。

　　此后必然上演的是村民的愤怒责问。隆昌血铅事件中，梁堂英及查出血铅超标的村民拿着报告单找到铅厂和政府质问：“你们当初不是说没毒吗，这是什么？”

　　在镇政府，一位干部告诉梁堂英“没得事”，吃几个苹果，喝两盒牛奶，“就好了”。但梁堂英不相信。因为泸州医学院的教授曾建议她“搬家”。

　　渔箭镇党委书记秦振尧说，了解到村民自检血铅异常后，3月1日，马上责令炼铅厂停产。情况被上报隆昌县政府。隆昌县立即成立了以县长为首的处置领导小组，将处置工作划分为了体检医治、维护稳定、情况调查、责任划分、情况处理、总结评估六个阶段。

　　和众多血铅事件一样，此前村民屡次投诉，都未能引起政府重视。直到孩子们用流淌的血铅“拿出了证据”，地方政府才会被触动。

　　“达标排放”与血铅

　　“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相比，我国现在执行的土壤环境质量含铅标准太宽松了。”

　　此后，隆昌县政府，不得不反复面对媒体的这一质疑：“达标排放，为何还会血铅超标？”李家琪的回答是：“达标排放，也会有一定污染。”

　　这怪异的情况，在2009年陕西凤翔的血铅事件中曾出现。

　　当时，环境监测组对肇事企业的监测数据显示，废水、废气、固水淬渣排放等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河南济源血铅事件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环保部一位专家解释，达标排放，只是说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对此，隆昌县当地一位受害村民曾愤怒质疑：“环境保护就是为了保护人，‘工业标准’定得再好，把人身体搞坏了，还有啥意义？”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潘根兴，则直言不讳的指出：“国家标准低了。”

　　他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相比，我国现在执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还是太宽松了。”以土壤含铅量标准为例，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最高不超过90微克/公斤，而我国的标准为最高不超过300微克/公斤。

　　若以世卫组织标准，隆昌检测“略为超标”的那份土壤样本铅含量达到了258微克/公斤，已接近其三倍。

　　同时，潘根兴认为，我国企业环境影响评估的缺陷和监管的科学指标体系不健全也是导致“达标排放仍会造成血铅超标”的原因。潘根兴说，在常规环境影响评价中，一般注重控制排放物浓度指标，轻视环境长期的影响评价，特别是对生态系统、当地农作物生产和人群农产品消费的影响评价。

　　潘根兴说，国外例如美国的监管经验是规定日最大容许排放量，这种对排放总量的控制是根据环境的吸纳能力计算的，考虑了人居情况。而我国的很多环境评价没有这样的科学分析和评估，遂出现了“企业的污染排放达标，但与人居指标仍有差距”的悖论表象。

　　但除了技术标准的问题，人的因素仍不可忽略。

　　迟来的“关停”

　　“县里肯定会关停它，这次给县里惹了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在每一起血铅事件背后，都难掩政府相关部门对环境和底层民生有意无意的“疏忽”。

　　2009年湖南武冈血铅事件，当地政府为追逐经济利益，纵容和鼓励设立高能耗高污染冶炼厂。

　　陕西凤翔，肇事企业的环评报告曾明确指出，距其一千米以内区域为不宜居住的环境，居民应当搬迁。而县政府承诺3年内搬迁工厂周围住户。但到血铅事件爆发，搬迁远未完成。

　　湖南嘉禾，300名儿童血铅超标，肇事企业曾屡关不停。甚至连盖有县长印章的县长督办卡也无效。

　　四川隆昌，尽管环保部门向记者坚称该冶炼厂监测合格，一直是达标排放，但2006年11月6日隆昌县环保局下发的一份文件承认，包括忠义合金公司在内的隆昌县4家再生铅冶炼企业“生产环境较差，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落后，能耗高、产量低，管理不到位，对环境的影响仍然较大”。

　　而据环保局副局长李家琪称，2008年该企业申报《四川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时，环保局曾建议渔箭镇政府对炼铅厂周围的居民实施整体搬迁，镇政府答应考虑，但没有设定具体时间。渔箭镇党委书记秦振尧的说法是：“我也没想到铅污染会这么厉害。”

　　对炼铅厂负责人叶为民来说，血铅事件爆发的时机让他有苦难言。因为据他称，去年11月份，他刚刚投入350多万，完成了对铅厂一系列污染治理设施的技术改造。

　　但多位村民却向记者证实，技术改造后的炼铅厂烟囱里冒出的烟尘并不见小，反而更大了，“白天看不见，但一到晚上就看见了”。

　　隆昌县环保局副局长李家琪说，酿成此次血铅事件的原因，不排除该企业没有使用环保设施，而偷偷“无组织排放”。

　　隆昌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均称，事发后，隆昌县政府已初步推断污染源为忠义合金有限公司，并启动了立案调查程序。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合法的处理依据。”刘均说，“县里肯定会关停它，这次给县里惹了这么大的政治风险，随便哪个来说都不会管用了。”他向记者保证，绝没有县领导参与这家企业。



记者：冉金 实习生 林春挺 发自四川、重庆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