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过多个离奇的医疗纠纷苦主，对这样一些患者，我觉得奢谈“理解”已近乎玩笑。我想惟一能够抚平他们伤痛的，就是通过法律还他们一个公道，如果法律不公，那就得修改法律。

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让好医生得益，让坏医生淘汰。但很遗憾，现实中，在“开单提成”、“药品回扣”等恶劣机制作用下，我看到的是好医生被淘汰，坏医生反而得利。

一

7月26日晚上，我和作家六六一起参加上海电视台一档谈话类节目，主题是医患关系。参加节目录制当天，我看了《心术》的电子版以及六六为南方周末写的文章，然后给主持人发了一条短信：我与六六的立场和观点完全不同，希望你有所准备。

节目进行得很困难。往往是六六发表一个观点，我表示反对。主持人努力将话题拉回到“和谐”的轨道……

六六在现场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就是她去医院“卧底”，是经过医院领导同意的（但她说大部分医生并不知情，我怀疑)。而且，按照她在文章中的说法，她和医院的院长还是朋友。以这样的方式去“卧底”，很难想像不会站在医方的立场。

经过一番“卧底”，从没有医学经历的六六说她自己已经能够读片，分得清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后来医生也不再背着她，“当着我的面说黄色笑话”。

在主持人和六六看来，医患之间的矛盾似乎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双方沟通不到位，引起误会，进而激化矛盾。用六六的话说，是“希望它可以为（医患)双方打开一扇门，架一座桥，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

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种奢望。医患矛盾绝不仅仅是“态度”问题那样简单。

中国的医疗纠纷，每年多达100万起，而且70％“采取与医院直接对抗”的方式。这么多医疗纠纷，这么严重的冲突，显然不是因为医患双方“理解”不够造成，甚至也不是因为什么“看病贵、看病难”造成的。我凭借多年的医疗报道经验认出，众多医疗纠纷背后，其实掩藏着不少犯罪问题，而这些罪恶，又无法在法制轨道上解决，所以才酿成一桩桩人间惨剧，使医患双方均成为受害者。

二

节目中，我举了10年前死于医患纠纷的医生王万林的例子：王万林被他的病人白血病患者彭世宽杀死，彭世宽被判死刑，王万林则被当地卫生部门授予“人民的好医生”称号。然而，鲜有人注意到，当时执业医师法已经实施，王万林没有执业医师证，按说不能行医；修改后的药品管理法也生效，他给病人使用的“快速生血剂”没有经过注册，其实是假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同样也已实施，他发明的那个用以治白血病的医疗器械其实是非法产品。

在彭世宽之前，多名白血病患者曾向卫生部门告发，但均未讨到任何说法即相继死去。假药、假器械、假手术，没有执业医师证，彭世宽杀死的，正是这样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医生，你让患者如何“理解”？

但我并不想将矛头仅指向王万林，正如我不想将医患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医生一样。我想问的是，是谁让王万林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行医？而这样的医生，又如何成为“人民的好医生”？当初若能有人纠正他的做法，对他的不法行为进行查处，是不是也不会导致如此结局？

王万林当然是个案。但“非法行医”现象绝不仅仅是个别。去年的北大医院女教授熊卓为死亡案，让我们知道全国有多少没有毕业的医学生在缺乏上级医生监督指导下独立行医，并且酿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即使是熊卓为案的当事责任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法律追究。

我接触过多个离奇的医疗纠纷苦主：他们当中，有糖尿病人输葡萄糖死去的；有连续做六次开颅手术变成植物人的；有因为想查明病情反而死在检查术中的；有本来没有手术指征却被做手术。这些人大都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但他们被要求必须得做医疗事故鉴定，而做鉴定的又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专家，最后他们的官司大都输掉。有一位长期上访的患者随身带一把刀，时刻准备在卫生局或法院自杀。

难道这用一个“态度”问题就能解释？对这样一些患者，我觉得奢谈“理解”已近乎玩笑。我想惟一能够抚平他们伤痛的，就是通过法律还他们一个公道，如果法律不公，那就得修改法律。今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作为一个专门章节纳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退出诉讼，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

如果非要说“态度”的话，我认为首先是医方的态度，“医方”不仅仅是医生，更主要的是院长，他们对红包回扣是真正想管还是半开半闭？对于卫生部明令禁止的“开单提成”是严格贯彻还是阳奉阴违？对于医生里的害群之马是坚决清除还是故意放纵？这个态度倒真是很重要。

六六有一个观点：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坏的只是极少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没有人可以反对。但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让好医生得益，让坏医生淘汰。但很遗憾，我在现实中没有看到。相反，在“开单提成”、“药品回扣”等恶劣机制作用下，我看到的是好医生被淘汰，坏医生反而得利。像前些年媒体报道的胡为民、肖启伟、陈晓兰、王雪原等揭黑医生大都难逃这种命运。

参与节目之前，我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六年前的哈二院天价医疗费案，发现原来站出来揭出真相的王雪原医生已经不知下落，相反倒是他的科主任、曾逼他造假病历的于玲范（根据媒体报道)，在被吊销行医资格5年后，于去年重新取得了执业医师证书。

读《心术》的一大收获，是纠正了我以前对“医闹”的刻板认识。书中提到一个细节：科主任老陈被“医闹”围攻，一个人被堵在办公室，同事们很着急，结果副院长一句话大家就心安了：“老陈黑白道上没有他搞不定的事。他自有方法。”果不其然，老陈设法打了求救电话，不一会儿，黑道上来了三五十人，将“医闹”团团围住。

按照一般的定义：“医闹”是指受雇于医疗纠纷的患者方，与患者家属一起，通过“设灵堂”、跟踪、殴打医务人员等手段给医院施加压力，从中牟利的人。但看了《心术》，我知道原来医闹同样可以为医院所用。而且，由于用的是“黑道上的人”，效果也远胜于患方的“医闹”。

我希望这是一个虚构的细节，否则，我无法想象医患关系的将来。


记者 柴会群

来源：南方周末

[ 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10/7/29 16:30 编辑 www.med126.com/wszg/]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六六 发自上海

　　编者按：因《蜗居》当红的作家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的身份“卧底”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她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与深刻，但为观察医患矛盾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体验——理解医生。而有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建立良性的医疗机制和制度，单靠“理解”并不能真正解决医患冲突。

　　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他们说话谨慎，善用模糊词汇。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医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才知这位患者来自贫困农村，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医生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打破对医生的成见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冷漠”是第一印象。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他是我的朋友，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

　　你该怎样信医生

　　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人在虚弱的时候，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他们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以方便榨取钱财？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

　　等我转危为安以后，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我被医院同意，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走进了医生的世界(注，约半年)。

　　一天，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

　　我坐在吴教授身后，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医生啊，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说我有垂体瘤，麻烦你给看看。”

　　吴教授：“你没有垂体瘤，CT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可我为啥不怀孕呢？”“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妇科大夫说了，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

　　“可我说了，你没有垂体瘤。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为啥不怀孕呢？”“同志，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我不希望。”“那我跟你说了，你没有垂体瘤啊！你去妇科再看看。”

　　……

　　那一个下午，吴教授需要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解释给病人很多遍类似的问题。人对于医生的信任应该怎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去年我摔断胳膊，医生告诉我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让骨头长在胳膊里，缺点是有可能以后阴天下雨疼痛。另一个是开刀治疗，取出碎片，缺点是有可能损伤运动神经。

　　正常情况下，医生会说：“我告诉你两种后果，你自己决定治疗方法，我不能替你做决断。”

　　这个医生我信任他，我让他替我决断，他最终让我不开刀保守治疗。我的信任，为我省了一刀的费用和疼痛，且保护了我的运动神经。目前为止没出现下雨疼痛的症状。他因我的信任而担负了责任。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上，你该怎样信任一个医生？

　　信任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医生的委屈

　　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有个孩子，五岁，病毒反复感染角膜，视力迅速下降，一周前还0.8，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0.1了。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素昧平生，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要最快时间做出各种诊断，尽早手术。

　　我是跟着后面楼上楼下地跑的。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小波刚推门，有个七十多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说，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利用职权，老是插队！那要我们拿号干吗？他一说，群情激愤。小波只好解释说，这个小孩只有五岁，马上就要失明了，要抢时间。

　　老头说，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我们为做这个检查，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礼拜的？谁都不能插队。

　　小波解释说，你能等，小孩不能等。

　　老头说，谁都不能等！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

　　我当时真想煽他耳光。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不见有什么关系？他才五岁，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

　　老头拿拐杖打我，要不是小波拉着我，我肯定就煽过去了。

　　你们没见到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多可怜。你不拉他的手，他就会顺楼梯滚下去。后来小波跟老人说，你先看，你看完了我们再看。

　　老头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维护正义的。我不看，我看在这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

　　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子这样投入情感。也许是自己有儿子，不忍心看小孩受罪。

　　小波说，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为此难受了很久。有个小孩做手术，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第二天上了手术台，又撤下来，因为完全没视力了。对小孩而言，时间就是视力。他到现在都在自责，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其实是在弥补过去自己的内疚。

　　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

　　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就是这样毁坏的。

医院的信、望、爱

　　我在手术室遇到个我以为要死掉的男人，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不行了。

　　但医护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关头奇迹发生。这个人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救回来了。连医生都擦着汗说：“他命大！”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对医生要多些感恩，少些责难，要知道，神明再保佑，医生放弃治疗，管子一拔，啥都没了。

　　在医院呆的这一段，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医生护士再委屈，内心里是有杆秤的，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纠缠，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圣经》上说，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爱)。我认为，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就是医院。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因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他做这样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远不会知道，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又多话好问，这样的事就湮灭了。我知他也拿红包，也拿回扣，也推荐最贵的药给富豪，但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

　　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由病患自己选择，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那么，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就不会再把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

　　态度决定医患矛盾？

　　我在医院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医生，一度颠覆了我对医生的全部判断。

　　他是医院里处理医患纠纷的院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也是一位医生。他跟我说，你写的小说都是浮在表面的：我告诉你一个事实：60%的医患纠纷，责任都在医院。

　　这句话对我实在是太震撼了！

　　他说，病人到医院来是干什么的？看病的。谁吃饱饭没事干，到医院来吵一架弄点钱花花？

　　病人来闹，就是因为医疗不顺利，就是有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认为是态度问题。有的时候的确是医生的责任心不够，疏漏；有的时候是态度不好，解释不到位；有的时候是给病人的期望值太高，最终没达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问题。

　　他说，你各个医院走一走，大部分医生可能职业生涯里都会有被投诉的经历，但经常被投诉的，就那么少数几个。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害群之马，就是这几个人坏了医生队伍的素质。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把病人当机器，把自己当操作员。他们的口头禅就是工厂产品都有2%的次品率，我们医生一天都看一百个病人，怎么不能错两三次？有这个态度放这里，他就不配当医生，这和你待遇高低、公平不公平没有任何关系。你增加了病患的痛苦，你拉长了治疗的过程，你多花了病患的钱，你就是坏人。

　　他说，我工作一生，门诊一天看病八十个以上，每个患者一到两分钟。我的手术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没有一个病人投诉我。因为我以心换心。病人进门，你冲他笑一下有什么难的？你的说话语气加一个请字，有什么难的？来看病的人，你当他们都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小孩，你会这样呼来唤去居高临下吗？

　　他说大部分病患都是通情达理的。你工作做到位了，他们大多能够理解。他们要的也就是一个平等对待，争的是一口气。

　　他的说法，被我在医院里当“卧底医生”的那段经历验证了。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我起到了甚至连医生都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令我极其诧异的。病患是病急乱投医，他们只要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和善的面孔，挂着照片和名牌，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倾诉。我的医生朋友们在解决完他们的工作以后，便将这样一部分病人转移给我，我的功用就是出借耳朵和同情心再加上温存软语。

　　我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听他们说疾病的起源，家庭的纠纷，老板的残酷，未来的担忧，甚至房贷还有多少没还等等，听到动情处，我会提出我的意见甚至给予拥抱。在我离开医院以后的好几个月，还有病人跟人打听那个“张大夫，人特好”。

　　所以我尽量地告诉医生朋友们，你如果换一种柔和的语气，多说哪怕一句关爱的话，病患和家属，都对你恨不起来。

　　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相对而言，可能医生更简单。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心术》，我希望它可以为双方打开一扇门，架一座桥，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