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军
来源：人民网-《市场报》

　从去年的“中医不科学”、“取消中医签名”，到近日的“中医治死陈晓旭”，引发的中医药存废之争至今未绝。其实，上述反中医的论调并不新鲜，历史上大同小异的案例已有多次，论激烈程度，也不能与“五四”时期诸多文化名人之论相比。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反对中医，鉴于当时批判传统、学习西方的特殊历史背景，人们或可理解；那么，在中国伴随民族复兴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重又泛起反对中医的论调，则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和忧虑，意味着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贫瘠了。

　　中医产生于长期的医学实践，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当中医在长期养生治病的实践中日渐成熟，在2000年前从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时，借助了当时的哲学、天文学、农学等成就，采取了“取类比象”的方法，被赋予了本民族文化的内涵。比如，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小自然，自然界的规律也体现其中，所谓“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经络气血”、“寒热温凉”等。

　　正是由于其自成一体，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中医理论“费解”，但这并不妨碍中医解决现实中的医学难题。时至今日，在病毒感染性疾病、各类慢性病、功能障碍性疾病等治疗和养生保健等方面，中医仍具有西医无法取代的优势，已得到国内外主流医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中医四诊的“主观性”特征，也不妨碍优秀中医的准确诊疗，还因“简、便、廉”等优势深受群众喜爱。可以说，那种将中医困境完全归咎于其自身“缺陷”的观点，如同将一棵大树的枯枝败叶，归咎于树自身有“病”，却忽略了树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因素。

　　其实，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就被部分主张“全盘西化”的国人，被不加区分地踏在“批判”的脚下，受到重创。鲁迅、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等近代名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中医不科学”等矫枉过正的言论，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背后则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此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多，对传统文化反而日渐陌生。比如，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弱化，使得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古文为载体的中医理论，对多数民众来说无异于“天书”。加之，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对“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中医产生怀疑甚至抵触。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新中国初期中医药走过“弯路”，到目前的“取消中医”签名，均可看出这种阴影的延续。

　　因为要时时面对“不科学”等质疑，中医被迫处于“自我辩护”的窘境，寻找着各种“客观的”证据，到头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影响，日益被动。不仅中医，其他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大抵如此，前段时间国学的争论就是典型一例。

　　日本历史上也曾有过传统医药存废的争论，到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复兴汉医”，直至今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药价值和作用的肯定，中国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如今却上演着“取消中医”的闹剧，困扰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以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为前提。同样，中医的传承和发展，有赖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广泛认同。中医的困境，一方面是后人创新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文化的困境。当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了，传统医学的道理深入人心了，中医生存的文化土壤就会逐步恢复，中医界也将不再疲于“自我辩护”，重拾自信，更专注于怎样继承和发扬好中医“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