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被“温水煮青蛙”的百年反思
——评张效霞博士《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一书
作者：王世保
历史总会有些事件反复发生，比如废除中医的事件就在20世纪初发生过一次，然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刚进入二十一世纪，余云岫的阴魂再现，以张功耀、方舟子和何祚庥为首的一批人在唯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控制下，打着“中医是伪科学”的旗号老调重弹，在2006年掀起了新一轮的废医风波。“告别中医药”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对中医现状已经麻木的中医学界。苏醒过来的中医人在大力批驳废医论的时候，也有一些明智之士开始了对中医近代发展史的反思：为何废医的沉渣再次泛起？摆在我们面前的由张效霞博士完成的《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一书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一部反思中医近代发展史的佳作，达到了其应有的深度与广度。读罢此书后，现就本书的内容谈谈我个人的理解和一些自己的发挥。
一、百年反思，中医近现代发展史就是生存的斗争史
本书采用纵向的历史笔法，以详尽的历史资料再现了中医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也印证了我提出的“中医近现代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存的政治斗争史”的观点。
首先，张效霞博士在其书第二章《根由》中，以开阔的视野在文化的层面上详细地分析了近现代出现“废止中医”思潮的背景以及根源。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所造成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是导致中医存废之争的最根本原因。
西方诸国在经过18世纪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之后，不断地强大，既而走向了抢劫东方国家的侵略之路。中国人以另外一种自发的文明一直安静地生活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上，面对来自另外一种文明的入侵，丝毫没有准备，时逢中国又进入改朝换代的阶段，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近代中国受尽了凌辱。在这种大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近代的那些先烈们崇尚和传播西方文化、诋毁中国固有的文化自然在情理之中。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断地在各个领域扫荡中国固有文化的势力，以六经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随着君主体制的废除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的作用下，退出了国家的主流意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任何运动都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往往会超出自己应有的作用范围，带来额外的效应。中医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具有救死扶伤的作用，却因为不符合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意识，自然成为早期那批传播西方文化的仁人志士们攻击与诋毁的对象，也被列在废除之列。作者在文中分析了近代历史中全盘西化运动、科玄论战、废科举、废五行和废汉字等诸多历史事件，给人们清晰地展示了当时西方文化冲击中国固有文化，并最终在中国形成了唯科学主义的近现代主流思潮的历史画面。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中医的“存废之争”延续百年的历史。
随后，作者在《方案》与《斗争》两章之中具体阐述了西化派废医的过程和中医界各位先辈争取生存与合法性的斗争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中医学界先辈们的大智大勇和对中医事业忠诚的赤胆之心。
既然以民主和科学为主流的西方文化意识成为了国家意识，那么以余云岫和汪精卫为首的废医派必然要将废除中医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政策体现出来，这样中医的存废之争就最终上升为政治斗争，并一直延续下来。中医学界的先烈们为了阻止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废医案的具体实施，相应地展开了艰巨的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活动，要求废除荒谬的毁灭中医的政策。作者在《方案》一文中列举了几位“废止中医”的著名人物，即俞樾、汪大燮、汪企张、余云岫和汪精卫，并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各自的言论和废医措施，其中汪企张提出的“同化法”最值得后世警醒，这种同化法事实上在激进的“摈绝法”被阻止后，就披着“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的外衣一直被实行到至今，这就是导致中医日趋衰微的根本所在。作者在《斗争》一文中详尽地阐述了中医学界在1913年、1929年、1943年和1946年的几次拯救中医的大请愿。这几次请愿阻止了国民政府由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医案，初步获得了建立中医的学院教育体制的权力，但是中医的自主行政管理权和与西医平等对待的权利却不了了之。
难能可贵的是张效霞博士指出了中医学界在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导致了中医学界自己内部的堕落。《蜕变》一文清晰地明确了中医内部的“和平演变”过程。那些废医派激进的“摈绝法”没有得逞，但是缓和的“同化法”却最终变成了现实，当时弥漫的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简直就象瘟疫一样感染了大多数的中医界人士，并最终成为慢性“和平演变”中医的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细心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医被西化的必然性：首先中医赖以生存的中国固有文化氛围已经不存在，主导国家意识的是科学主义，这必然导致中医学界斗争的不彻底性；其次，就是在那种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是中医学界也难以拟制自己对科学的崇拜，这必然导致科学主义在中医队伍里蔓延。这种“和平演变”的具体表现就是作者指出的“外部形式现代化”、“内部结构的科学化”，并最终导致“中医理论的易辙和失语”。为了存续中医，在民国时期的中医学界主张按着西医的方式创办学校，然而教学内容却受当时科学主义的主导融入了大量的西医内容；同时以陆渊雷为首的一批中医学界人士在废医派的帮助下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目标，这是废医派极为想看到的局面。然而，就是这些在当时科学主义精神控制下的愚蠢之举却一直延续至今，继续被列为中医的发展战略目标，由国家在支持中医的名义下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大力推行，这是令人痛心的。
接着，作者在《余音》一章中具体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中医政策上的几起几落，分析了毛泽东罢免贺诚和王斌两位部长的事件和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政策，指出了中医在建国后发展之路的曲折与艰难。
在民国政府时期，中医学界就已经被“和平演变”，众多的中医主事都已经信奉科学主义，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要发展思路，具体内容就是用西医理论阐释中医理论的原理，改造中医理论的形态，最终趋同于西医的科学性。这股主导中医异化的潮流在解放后并没有得到扭转。由于主持卫生部的官员几乎都是西医出生，因此对中医的政策性歧视一直就没有消失，有时又进一步激化成明显的“废止中医”的一些行为，这就是贺诚和王斌两位副部长在1954年被毛泽东主席撤职的事件的起因。但是贺诚和王斌两位副部长虽然被撤职，中医科学化的“和平演变”政策并没有随其一起废止，而是在毛泽东主席本人提出的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主导下，得到进一步深化。这种中西医结合是在权力的支配下得以实现的，以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最高目标。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背后还是科学主义在作怪，那就是中医理论“虚玄”、“落后”，不符合科学的理论形态，所以要用西医和科学知识对其进行阐释，并加以改造；而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中医队伍日益西化，成为了一个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二流医疗队伍，并在西医管理模式的限制下日益萎缩。
中医的这种苟延残喘的现状最终酿成了2006年以张功耀、方舟子和何祚庥为首的一批人在互联网上发动的新的一轮废医事件。这批人继续操持着西方自然科学的标准，指责中医是“伪科学”，并要“告别中医药”。究其本原，这一次废医事件是对中医科学化的一次反动，并直接否定了中医学界一直在往中医身上投射的“科学性”。然而，我们的中医学界不是对此作出彻底地反思，而是继续强调中医的科学性来反驳废医论者，并以占据国家权力资源的优势硬性地肯定了中医的所谓的科学性。这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国家政策中面临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承认中医的科学性，一方面又在按着西方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改造中医。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矛盾，称中医是科学，说的是中医是广义的科学，这样可以在西方文化中给中医谋取合法存在的地位；称要科学化中医，说的是中医理论形态不具备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形态，这里仍然是中医自己又不自觉地按着所谓的狭义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的存在形式。这是中医学界反驳废医论的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造成的。
至此，作者结束了对中医存废百年之争的历史回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科学主义一直在主导着中医存废之争，这种科学主义外化为两种表象：一种是激进的“废止中医案”，一种则是缓和的科学化的“和平演变”。对于前一种现象，中医学界作出了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后一种现象，中医学界却被慢慢地“温水煮
青蛙”，没有丝毫的反应，甚至有的甘愿这样堕落下去。
二、总结教训，中医应该走符合自身文化特征的道路
对历史的反思不仅仅是再现历史事件，而是从历史中寻求一些得失，以便于明白其中的道理，形成一种思路来指导未来的行动。
中医在近代经历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之后，虽然抵制住了直接废除中医的激进做法，却不自知地重新陷于了科学主义的泥沼，不仅采用了那些废医论的“和平演变”的招术，而且成为了这一招术的可悲的捍卫者。中医科学化的战略伴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正在把中医推向异化性消亡的深渊。中医从民国时期的80万大军萎缩到现在的27万，并只有3万余人能够采用纯粹的中医方式进行诊疗疾病；西化的学院式教育根本培养不出来能够独立临床的中医生，而民间中医又在急剧减少；各大中医院不断地被西化，成为了二流的西医院……面对这种种衰败的情境，我们中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张效霞博士在其书中最后的一章《出路》里，提出了自己对未来发展中医的一些建议。他在书中指出“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并在否定了近代先贤们采取的上书请愿和集会游行的办法之后，提出了回归中医的策略。对于其具体思路作者没有进行具体的展开，这或许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
就我个人认为，要想拯救中医目前的这种继续被“温水煮青蛙”的异化性消亡的局面，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对自从19世纪末就开始在中医学界内部渗透的科学主义思想进行彻底地批判，让中医学界认识到“水温”正在上升，不跳出来最终就要被烫死。这就需要我们中医学界消除文化自卑的心理，树立起文化主体的意识，维护中医的独立的文化地位，要求那些具有科学意识的人士承认中医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所具有的文化独立性，让中医继续走向一条不依靠现代科技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
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并不仅仅限于中医外部，批驳那些歧视和要求废除中医的言论，还要对内展开自我批判，消除中医内部的那些认为中医只有在西医和现代科技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发展的荒诞观点。中医在西方科学技术和西医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就一直在根据自己的内部演进规律不断地丰富和拓展自己的内容，为何西医一进入了中国，中医离开了西医就不能发展了呢？这到底是中医理论必须获得西医理论的支持，还是中医人士自己内心产生一种文化自卑的心理，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毫无价值，既而产生对西医和科技的一种依赖心理，并把这种心理投射到中医的发展上呢？因此，中医学界内部必须要清楚地认识中国固有文化的智慧，树立起文化自信心，摆脱对科技和西医的依赖，放弃那种“入科为奴”的小人心态。
只有树立起了文化自信心，才能自觉纠正那种根深蒂固的中医科学化的发展思路，既而回归中医本体，在中国固有文化中去寻求中医生存的合法性和认识事物的正当性，并以一种我自为主的态度要求那些认识中医的人士自觉地去从中医自身的文化角度去理解中医理论，最种形成“以我为准”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第二件事就是弘扬传统文化，重新营造中医赖以生存的文化氛围，并与儒学界、道学界等研究中国固有文化的学术群体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共同体，结成战略联盟，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医衰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失去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强有力的支撑。中医是在以六经为主的文化土壤中长出的，并在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不断地得到发展的。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那么处在孤立地位的中医就必然会在异质的西方文化里遇到身份的合法性和认识事物的正当性问题。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医是一个他乡过来的陌生人。所以，恢复中医生存的文化环境是关系到中医能否振兴的一个关键要素。
随着中国现代的经济繁荣，稳定的社会局面呼唤着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而近几年的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要补救过去的偏弊。中国固有文化在国家意识的回归和民间的复兴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中医学界要抓住这个机遇，振掉累积在中医自身上的百年沉疴，恢复自己的本真面目。中医与中国固有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荣俱荣，一衰俱衰。
因此，中医学界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并在中医教育和研究上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本位上来，并积极地与儒学界和道学界等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群体共同组成中国古典文化复兴的统一战线，共同实现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复兴。
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医赖以发展的前提，只有在不断地改革现有的存在着诸多弊端的中医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不断地壮大中医队伍和拓宽医疗阵地，在很好地继承中医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去谈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而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也只有在中医临床遇到新的疾病现象时，在中医自身的理论框架内所进行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不是现在所进行的无病呻吟和毫无意义的中西医结合。
话已至此，我也希望中医学界有更多的象张效霞博士这样的明智的仁人志士不断地反思中医的近现代发展史，以史为鉴，总结其得失，自觉地更正自己的言行，既而为中医有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