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枫
   
 
提要：中医，因为祖传秘方和辨证诊治而多少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媒体经常报道香港某某星向好友推荐中医秘方、民间大师。市民中也广为流传一些所谓治疑难杂症的秘方、单方。在古老而现代的中国，“欧风东进”后备受冲击的中医仍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形成“学院派与师承派”，如何将中医传承、光大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自《汉书·艺文志》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形成祖国传统中医理论基础以来，家传师承式的传术授业是中医教育和传承的主要形式。从相传中的雷公师从黄帝、李杲师从张元素，到朱丹溪师从罗知悌，中医的理论和临床辨证经验就这样以一脉相承的形式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医进修学校或高等院校相继开办，中医的这种师承制为主的传承模式才逐渐为院校教育所取代。
 
几十年的院校培育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学院教育、师承以及成人继续教育三管齐下的教学体制。
 
然而，在民间有着良好基础的中医，在各大医院却呈现出登门者年年萎缩的局面，这多少提醒大家思考：现行的中医培养机制于中医发展是最好的路吗？
   
 
一杯茶引发研制一味新药
   
 
王岳就是一名幼承家学而颇有建树的老中医。
 
王岳于1933年9月，出生在湖北咸宁的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在药铺里长大的王岳对中医中药充满了兴趣，父亲教他用什么药治什么病，他都一一熟记于心。
 
小时候，有一件事情在王岳的印象中特别的深刻，那些捂着嘴来求父亲的病人，父亲仅用一杯茶就为他们止了疼，这使年幼的王岳看到了中医中药的神奇，也为他后来发明“速效牙痛灵”奠定了基础。
 
中学毕业后，王岳考取了湖北农学院农业经济学专业，但早已对中医如痴如迷的他，选择了到湖北中医进修学校(现湖北中医学院)系统地学习中医。后来，他19岁便担任了区卫生院院长。“文革”过后，王岳在父亲秘方的基础上，发明了“牙痛一滴灵”。这项发明被专家更名为“速效牙痛灵”，被《国家药典》收录，荣获《国家新药证书》。后来他又研制出了“小儿泻得康”。利用从肛门剂药，回避了婴幼儿吃药打针难的问题。
 
然而，近二十年来，像王岳这样执著于纯正中医学研究的医生越来越少了。西医因见效快而广受患者欢迎，新的形势下，很多中医转向中西医结合诊治和研究。
   
 
父子风格各异南北坐堂
   
 
杨春是“70后”，2002届的湖北省中医学院毕业生。老杨家三代从事中医事业，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兼收并蓄一些西医的先进之处。
 
“我与父亲对中医的基本理解是一致的，但是我更倾向于中西医结合的临床诊疗方案。”杨春在谈他对肾病综合症的治疗方法时表示，西医往往因大量使用激素而致出现股骨头坏死等并发症发生，这时适时的通过中药疗法可以缓解并发症，有效的防止“反跳”（病情的反复发作)现象，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可能达到的理想效果之一。
 
尽管大量使用西医疗法，杨春仍不忘自己的本源。“家学于我裨益颇深。”杨春说，他能成为较早考取执业医师证书的年轻中医师之一，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的父亲杨锡国，是在爷爷辈手把手地教采中药、辨药方、识症状等传统方法培养下练就的真功，对“望”“闻”“问”“切”的辨证治疗方法深谙其道，特别是某些祖传“金方”，能起到“偏方一味，气煞名医”的神效。“当然，因为我出自学校，跟父亲的风格多少会不一样，我们在家中是有争论的，特别关于中西医结合方面。”谈及争议，杨春笑了：“我在中北路开诊所，父亲在汉西坐堂。南北对峙，各领千秋。”
   
 
老中医挑战视网膜脱落症
   
 
10月23日，老中医赵树森在汉口黄浦路的诊所门庭若市，赵老一边接诊男科病患者，一边就一味方剂的疗效做着说明：“为什么会有如此良好的治疗效果呢？用药要辨证施治，对中药材的特性要了如指掌。用药时，如点兵选将，根据战况决定下药。”这是从军42载的赵树森经常挂在嘴边的辨证施治方略。
 
赵老的老伴早年患有视网膜脱落的毛病，这种病西医一般通过开刀治疗，比较容易复发。赵树森则按明目、消炎的功用，配制中药内敷结合外用，几个疗程后老伴连眼镜都不必戴仍可读书看报。
 
赵树森，1960年进入河南开封中医专科学校，四年后毕业参军投入了部队中医临床实践工作。虽然医术不是得自家传，但他的思想却再正统不过。他认为，中医的灵魂是意念，中医者的天赋是悟性，只有意念与悟性的具备并结合临床经验，才能充分体现传统中医的精髓。有悟性还要经历多年临床的积累，诊治的根节却在用药。
 
赵树森年轻时曾像所有的学生一样，把“金方”奉若神明，数百个方剂烂熟于心，但是，这些方剂在临床中却并不总能灵验。他发现，这些流传的方剂并不完整，有的还有不少缺陷。如治疗癫狂症的安神药用方剂“珍珠母汤”，以茯苓为佐药，茯苓性味平淡，功在利尿则损阴，使阴虚则阳邪更甚，病情加重。缺陷性“学说”能不能引为经典？别人的药方可不可以生搬硬套？要不要独树一帜，自创一体？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赵树森打破了方剂学的“死方框”，紧扣“君、臣、佐、使”（即用主药、辅药、佐药，使其到达病痛的位置)的组合原则和原理，为患者对症下药。
 
“这就是中医学的神妙和难以把握之处 ，”一位熟知赵老的研究者感慨，“能打破‘金方’而自行添减且药效增长，这是中医的更高境界。”他评论，现在很多中医受制经典、半路出家、临床不够，所以医术不精，相对他们，传统的子承父学接触早、临床多，出师也会早。赵老如能幼年承学，做的贡献会更大些。
   
 
“两派”融合育出中医精英
   
 
像杨春这样出于蓝而非蓝的中医在建国后还有很多。加上西医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的扩张，家传的中医越来越少了，中医在院校里的培养也就随形势发展而日益走上院校师承的综合道路。“我是在1962年通过‘师带徒’的形式，拜洪子云先生为师开始走上中医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道路的，那时我是湖北中医学院的大二学生。”国家级名老中医、湖北省知名中医、省中医学院博士生导师涂晋文教授回忆起当年求学的时光，仍豪情满怀。
 
涂晋文教授是我省脑病（神经内科)、老年病、热病、血症、疑难病等方面的专家，长期从事省中医院的临床实践与省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上世纪60年代的中医教学就融入了不少西医理论，比如，那时我们就学习解剖理论以及切片等临床操作。”涂教授认为，当年学到的知识广泛而坚实，为今天的临床和教学打下深厚基础。
 
其实，湖北中医学院早在筹建前后，就在民间选调了一批学识广博、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师。并荟萃形成了当时湖北中医界的精英师资队伍，形成了该校第一代可承之师，如蒋玉伯、蒋树人、洪子云、杨百茀、李培生、李今庸、田玉美等。“自2004年起，我院对03级30名本科生恢复进行系统的‘师带徒’教育形式，这批学生的临床实践及理论知识普遍较强。”湖北省中医学院副院长周安方教授认为，师承与学院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湖北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薪火传承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截至2007年底，按照“结合师承、突出经典、强化临床”的中医继承型人才培养模式，湖北中医学院共培养了7235名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民间中医无“执照”引人思考
   
 
杨春出自中医世家，因考上中医学院而走上中西医结合之路。实际上，民间还有一些同他一样有家学却没能考上大学，也没能通过行医资格考试的“医生”。
 
青山区老中医陈铭（化名)就是这样。业内人士表示，像陈中医这样可以拿脉问症却没有处方权的“民间中医”，在全省估计有近千名。
 
中医界人士表示，中医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特殊经验和民间疗法，有的疗法虽然目前尚不能用现代科学解释清楚，但效果极佳。陈铭深知中医的这种特殊性，他坚信“能治好病才是硬道理”。
 
据了解，199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开始执行，要求所有医生都必须经过执业医师考试，没通过者不许执业。从那一年开始，陈铭先后三次参加省卫生厅组织的“申请医师资格”考试，却均未能通过，从而被挡在了全国执业医师职称考试大门之外，个中原因令人唏嘘。
 
业内人士介绍，上世纪60年代，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民间中医师朱步拜名医朱良春为师，并得到悉心教授。以后，这个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职称不高的中医师成了卫生部编写的《实用中医内科学》的统稿人，后担任《中医杂志》副主编，现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诊病。
 
有专家认为，朱步的成功表明，院校教育不是中医成才的唯一道路，对人才的选拔应充分考虑到中医的规律及特点。
 
有关人士呼吁，应结合现代执业医师资格要求，制定民间中医师专门的资格认定和执业监督办法，设计适合民间中医的培养方向和目的的考试内容和形式。


来源: 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