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法》草拟稿应当重写


　　2011年 4月1日我从网上见到曹东义先生转发的《中医药法》草拟稿，征询大家的意见。
　　作为中医中普通的一员，我个人拜读后认为，这份草拟稿问题较多，应当重写。理由如次：
　　1 把主角搞错了
　　发展中医的主角应当是全体中医人，而不是zhengfu，zhengfu只是起一个制定政策和引导的作用。此法律草拟稿将全篇立足于“县级以上人民zhengfu”应当如何做（即管理)，而不是全体中医人应当如何做。这是很大的失误，全篇共68条，其中含有“国家”一词和涉及“县级以上zhengfu”应当如何做（即管理)的地方不下50处之多（提及国家意志的有26处，县以上zhengfu的有24处)，即有相当多的条款似乎是针对“县级以上zhengfu”制订的，或者说是在向他们下达指示。
　　《中医药法》本应该以中医药业内人员为主角，是主要为他们制定的行动指南和行为规范，因此应以中医的临床、教育、科研，以及中药的生产（采集)、流通、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为主线，分别阐明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支持和提倡什么，禁止什么，给大家立下一个行为准则，使遵照执行之，而不应是以zhengfu如何管理为主角。那样做，有主客颠倒之嫌。因此，这个草拟稿，从章节的分类上就不尽合理，显得有些散而乱，并且遗漏了一些重要内容。
　　2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目前在中医界内部还存在较大争议，还很不统一，也可以说是还在试验当中，并不成熟，仅仅是一种探索，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匆匆写进《中医药法》，这对中医的自然发展是否有利？首先在学术上对这个“结合”的基础搞清楚没有？几十年来所谓“结合”的成果被公认了吗？连科学界的权威钱学森先生都认为“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没有办法结合，不是西医吃掉中医，就是中医吃掉西医，实际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难道我们想通过立法，心甘情愿地、主动地让中医被西医“吃掉”吗？中医与西医应当并重，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配合，但配合不等于结合。
　　3关于中医与科学
　　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确实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不能把中医与科学硬拉在一起，“科学”不是“真理”和“唯一正确”的代名词，在科学之外还另有一套认知生命和宇宙的知识体系，那就是“非常古老、充满智慧、丝毫没有欧洲特色的思想模式”的中医。贾谦先生说：“中医药学百年来渴望被‘科学’承认和接纳，却一直被科学大墙阻挡。”难道中医学这么不自信，非要挤进这个“大墙”不可才能生存吗？
　　既然这一问题存在着争论（不仅在医学界)不妨暂搁置在一边，不宜将“中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草稿第二条)这样的话写进去。中医就是一种医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
　　4 关于中医药的自主权问题
　　中医药在中国应确立自己自主的地位，决不能依附于西医，不能当西医的附属或配角。当前，中医的话语权是否应该被承认，即中医的诊断书是否被法律认可，是否仍然要以西医的标准来作定论，在这个草拟稿中没有说，没有提及，当然也就等于默认了依然是维持现状。《中医药法》草拟稿没有为中医人争来这份权利（连朝这方面去努力争取的条文都没有)，这是他们本来应当得到的。中医自主的地位依然没有获得。
　　5 关于中药
　　对于中药，在《中医药法》草拟稿中没有专列出一章来叙述，这是很不足的。中药与中医密不可分，是中医存在的基石。没有中药，何来“产业”（第五章)？我国迄今尚未颁布过《中药管理条例》，这方面的内容正好写进《中医药法》中去，既然是《中医药法》，就应该既讲医，又论药。何况我国当前在中药领域内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中药的价格波动异常、产销失衡，有人为炒作或囤积居奇、掺杂使假。药之不存或不真，医将焉附？又如此草稿第39条写的“国家鼓励中药新药研制与生产”——请问：什么是“中药新药”？是新的中成药，还是加了西药成分的中药，还是中药针剂？据贾谦先生说：“中药不可能有一、二类新药，换句话说，一、二类新药也不可能是中药，除非是新发现的药材。”因此，草拟稿的撰稿人应当对：“中药新药”做出解释。
　　6 关于个体中医诊所与民间中医
　　草拟稿负视了个体中医诊所和民间中医药人员在发展中医药事业，服务民众中的作用。如在第16条“健全中医医疗服务体系”中，例举了四个方面（都是公立的或集体的)，而唯独没有提及个体中医，难道他们是局外人吗？不在这个“服务体系”之列吗？这样的“健全“是否有点缺陷呢?对于民间中医药，也不应仅仅是“整理、总结和研究”，而应是制定具体的政策、扶持和鼓励其发展（它们没有要zhengfu的投资)，把它放到重要的应有的地位。中医药管理局应当转变观念，不能总把工作的重点和目标仅放在公立医院上。
　　7 关于中医治疗传染病与急症
　　草拟稿没有明确写明中医药是否可以参与对急性病、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等的诊治。中医到底有没有权利和资格诊治这些疾病？对其治疗效果是否应当肯定？这是事关中医的荣誉与未来发展问题，《中医药法》对此不应当保持沉默。如果否定中医的诊治权，就是对中医的歧视。
　　8 中医药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份草拟稿并未提及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的职责与作用。他们能否参与，如何参与，是可以作为西医药的补充、配角，或是可以独立进行诊治？如果他们不能独立参与救治，又何言“并重”？（当然，中医也可以请西医配合与协作)草拟稿仅在第41条说，可以“配制中药制剂”，但须“按照省级以上中医药管理部门发布的处方”。也就是说，此时作为中医师个人是没有这个独立处方权的，即对你中医还是不那么相信，中医药在这方面仍然受到限制。
　　9 关于社会办医
　　对于社会办医（见第17条)，不能只强调是“社会资本”，而应当是社会力量，强调发挥民间人士的积极性。这个积极性比资本更重要。有资本的人（包括公办)未必能把中医医疗机构办好，而有积极性的个人未必就办得差些。医疗卫生事业是公益事业，应当打破垄断，向民间开放，焉知中医界就不会继续产生类似过去的同仁堂、胡庆余堂、西泠印社，以及现在的御生堂、观复博物馆和樊建川博物馆这样民间的著名单位或品牌呢？
　　10 想起了《中医战略》一书
　　一说起《中医药法》，我就立即想起了贾谦等人写的《中医战略》一书。《中医药法》就是要具有《中医战略》的眼光，那样的胸怀和胆识。这本书是贾谦等人对中医药现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是实事求是的，所提出的若干建议和意见都是中肯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完全可以作为制订《中医药法》时的参考，以邓铁涛等8位著名中医专家对本书的评价和推介绝不应当成为白费其力。
　　制定《中医药法》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医药确立（或争取到)自主权，改变中医目前的从属地位，使之真正成为与西医“并重”的医学体系——不仅仅是反映在法律条文上，而是要求在事实上。从这一点上看，草拟稿显然做得还不够。
　　制订一部新法律，就必然涉及到它与以往的法律、法规的冲突。比如《中医药法》就涉及到它与《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传染病法》等。对于这些冲突或有矛盾的地方，不能避开；是否解决，如何解决，都应当在新法律中反映出来。如果避而不谈，就降低了制定新法的意义和作用。
　　以上仅谈了本人阅读这个草拟稿后的基本认识和看法，至于稿子中某些具体条款也有若干可商榷之处，限于篇幅，容待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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