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xiao萸今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2007年07月10日11:59 　 新华网

                                     

判决后，郑xiao萸被戴上手铐，表情复杂

       2007年5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郑xiao萸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并于5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郑xiao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郑xiao萸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一、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xiao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2001年至2003年，郑xiao萸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抽查发现，郑xiao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郑xiao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郑xiao萸对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郑xiao萸作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利用事关国家和民生大计的药品监管权进行权钱交易，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多次收受制药企业的贿赂，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其虽有坦白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和退出部分犯罪所得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郑xiao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国家药品监管严重失序，给公众用药安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和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亦属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并与所犯受贿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核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郑xiao萸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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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应该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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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2月09日10:15 　 南方新闻网　

1995年至今，高纯一直未停下举报的脚步

药监风暴

钱都拿去行贿了，结果药价就定得很高。

我去国家药监局上访，住在附近的招待所，那里住着的，都是提着十几万现金等着药监局某些领导接见的。
对话人物
高纯原是湖南省岳阳市中湘康神制药厂的制剂室主任，该厂曾是江南最大的一家抗生素制药厂。高纯从1995年至今从未停止过署名举报工作所在企业新药造假，被企业扫地出门后，又连续多年被剥夺“执业药师考试”资格，只得离开了医药行业在外打工。他还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持续向中央各部门举报企业和国家药监局的违规行为。
先把批文搞下来再说
当时就从香港买过来几种药，换了一个包装，就送去审批了
记者:一说到举报者，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个疑问，当时你已经是那个企业的制剂室主任，一个中层干部，你为什么会选择举报你所在的企业的问题？
高纯:我从大学毕业就在这个企业工作，对这个厂感情很深。我是毕业后的大学同学里第一个成为工程师，第一个被提为主任级别的，我是制剂室的主任，所有的原料要通过制剂室来报批，制剂又是个对外的窗口，所以我知道的肯定多一些。可是自从1994年开始，换了一个所长之后，我们就开始不做实验了，开始偷别人的产品报批。谁都知道这是不行的，这是偷，是拿来主义。
记者:你们厂是怎么做的呢？
高纯:我们有12个业务骨干，厂里就开了一个骨干会议，说今年我们要完成多少的新药指标，按照这个行业的规律，没有三五年是研制不出来一个新药的，你一年要完成十个新药，可能吗？我们说不可能。但是所长说:没有不可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把别的企业的药买过来换一下包装，不就可以了吗？当时就从香港买过来几种药，换了一个包装，就送去审批了。
记者:如果这样做，你们怎么生产呢？是分析出里面的成分然后仿造吗？
高纯:说起来这就是一种悲哀。其实申报的时候，根本无法生产。当时做的就是先把批文搞下来再说，到生产的时候再去找别的企业买配方资料。因为我们每种药的研发都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省下来了，就可以做别的用途了；另外项目完成了，政府还有奖励。
记者:这种情况普遍吗？
高纯:非常普遍，但是这种做法不行。最后只能是害别人害自己。
记者:你们这个实验室一共有多少人？
高纯:我们药物研究所一共是60多个人。
记者:那为什么最后别人没有去举报，站出来的是你？
高纯:当时我们也是斗争了很久，这个想法是在1994年底就产生了。我是主任，这件事就由我来牵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要么是把他告下去，要么就是我们失败，再无退路。大家商量了很久，都觉得有风险。我站出来说:我是主任，那就由我一个人来签名吧。
记者: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高纯:考虑过，会有困难，会有压力，但是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迅速，这么可怕。我没想到政府会这么护着企业，我刚刚把材料送到我们市里的药政局(后来主管部门变成药监局)，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实名举报材料交给了我们所长。我就在厂里再无立足之地了。从此我就“停职反省”，说我是诬告领导，破坏生产，从那以后我不能上班，不能拿工资，只能继续把举报之路走下去。
造假队
一个2000人的医药企业，起码要组成一个10人的队伍专门造假，来应付药监系统的检查，或者搞批文
记者:你觉得药价飞涨的根本原因在哪些方面呢？
高纯:很多问题。第一个是GMP认证，把企业的成本提高了，一个企业做GMP认证，要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还有一个药品流通企业的GSP认证，把标准定得老高。这样的后果就是99％的企业达不到这个要求，那怎么办？结果就是作假，行贿，给权力部门造成一个很大的空间，还对具体的设备和生产方案提出要求，企业为了有口饭吃，不得不去买药监部门推荐的高价生产设备，这些成本都打到药价里面去了，这是药价升高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生产企业为了便于销售，给医院等大量的回扣，钱都拿去行贿了，结果药价就定得很高。这两个原因是药品价格奇高的最重要的原因。
记者:去年曾经被禁的隆胸药物奥美定，也是拿到国家药监局批文的，却给千万妇女造成了永久的可怕伤害。据你所知，这种危害巨大却能堂而皇之拿到药监局批文的情况多吗？
高纯:像奥美定这样造成严重的恶劣后果的，不多。但是临床上发生各种不良反应的药品非常多，应该引起重视。还有就是医院进行的临床试验药品，给人体造成的伤害非常大。有的医院并不告诉患者，你所用的药品是试验药品，还要收取巨额药费。
记者:这些试验是医院要做还是企业要做？
高纯:两种都有。企业要医院做的，起码还有个批文，但是医院自己做的，就什么都没有。
记者:你了解的情况还有哪些？
高纯:一个2000人的医药企业，起码组成一个10人的队伍专门造假，我们叫它造假队，来应付药监系统的检查，或者搞批文。
记者:搞这个批文难吗？
高纯:怎么说呢。不花钱就很难，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搞不到的。但是只要有钱就能搞到。在行业里，这是公开的秘密。有一家企业的老总跟我聊天，他说你信不信，从送资料到拿批文，一个星期我就能把两个药批下来，结果他还真的拿到了。我去国家药监局上访，住在附近的招待所，那里住着的，都是提着十几万现金等着药监局某些领导接见的。
记者:现在每年拿到国家药监局批文的药品有一万多种，这里面企业自主研发出来，到底能占到多大的比例？
高纯:非常非常少。有几个是新药？很多都是翻新的东西。没有新鲜东西。
记者:是抄袭了国内其他企业的呢还是国外的？
高纯:都有，主要是国内的。中国人非常聪明，看到一个工业流程，就能把它做出来。而且国家药监局都会把你的申报生产资料卖给别的厂家。
记者:那有没有这种情况，一个企业费了很大力气研发出一种新药，但是目前的这种制度就很容易被其他的厂家盗窃、复制了？
高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开始申报资料，马上就涌出几十个企业都报类似的甚至同样的资料。这个材料怎么泄露出来的呢？值得去追查。
记者:你当时就亲自参加过报批工作，是吗？
高纯:对。在国家药监局里面有个跟我们比较熟悉、负责跟我们联络的官员，她有药品(生产)资料可以卖给我们，让我们去报批；我们也把上报的资料先给她，她帮助我们和药监局领导联系，有一次因为她给我们资料太晚了，导致时间已经过了申报截止日期，她就跟我说，这没问题，改一下不就行了嘛，她就把资料上的日期给提前了一段时间，改在了有效期内。
记者:她是义务帮你们这么做？
高纯:当然不是，小的方面我给她送过很多土特产，大不了里面夹一沓钱，这不算什么，大数额是我们领导给她。这个大数额是多少，对所有人都是保密的。
记者:你确定是有的吗？
高纯: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企业一年里要花掉这样的公关费几百万元。
旁白:因为长期举报，高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仅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还被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0.5厘米；长期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反映举报未果之后，2003年，高纯把国家药监局告上法庭，起诉国家药监局不作为，并且要求给予自己职业医师资格。一审二审得到的结果都是不予受理。
三届总理给过三次批示
郑xiao萸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我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我欢呼雀跃
记者:你现在已经离开医药行业了。
高纯:没有办法，我拿不到执业药师证，我们单位和地方药监系统不让我考，我没有办法，只能离开它，另起炉灶。
记者:你的举报之路还在走？
高纯:一直在做。我现在仍然向药监局要答复。
记者: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高纯:很想拿到执业药师证。像我这样有职业操守的人，却拿不到执业药师证，这是这个体制的悲哀。
记者:做一个举报人，到底有多难？
高纯:在药品界，一个是我，一个是(举报假药的)陈晓兰，我在国家药监局信访办看到她多次，我亲眼看到她在那里流泪。我是个男子汉，我不能哭，但是我理解她的感受。我最穷的时候，带着200元块钱去北京，在北京过了21天。你想想我怎么过的。这些年，在国家药监局，我见过8个局长，他们有个形象工程叫局长接待日，我的日记本上记录了他们每个局长的接访日，我先后去过8次。
记者:每次都充满希望？
高纯:每次都充满希望去，失望而回。
记者:这12年，支撑你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高纯:我做的是对的，总有一天我会取得胜利。
记者:告药监局的结果在你意料当中吗？
高纯:我很清楚。自从我起诉国家药监局之后，只要我到省市药监局去，他们就派人来抓我，带到车里，强制送回去，他们把我当作精神病。我起初向药监部门举报，但是后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