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永明
“生病起于过用” 的理论源于《内经》。《素问•经脉别论》指出：“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与外感六yin，内伤七情，饮食失节，起居失常，劳倦过度因素等密切相关，而产生疾病的关键在于“过用”，此乃以整体观念为基础，以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疾病观，对于中医病因分析、病机阐释、养生防病，以及疾病论治各环节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度因素的致病特点
《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人与自然界关系密切，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健康及疾病产生有重要影响。《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人体顺应天地阴阳变化的原理在于“不失四时”。《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人顺应自然界清净之气则阳气固密，虽有邪气外袭，也不能损害人体，其关键在于注重“因时之序”。《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因而有“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等变化规律。《素问•玉机真脏论》云：“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阐述脉从四时之变，则谓之可治。《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的六气，因其正常变化，万物得以化生不息，但其异常变化则成为致病之因，后世称之为“六yin”，“yin”就包含“过多”、“过甚”之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直言：“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素问•气交变大论》记载，五运太过与不及皆可成为致病因素，强调“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从上述正常条件的“不失四时”、“因时之序”，生理状态的“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到病理变化的“四时之序，逆从之变”，乃至病机阐释的五运太过、不及，气候“寒温不和”等，强调了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阴阳变化，六yin致病就在于“过用”，从而揭示了人体“过用”致病的发病特点。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七情是人体对客观外界的反应，若七情太过，则易成为内伤致病因素。《灵枢•百病始生》告诫人们，忧思伤心，愤怒伤肝，“喜怒不节则伤脏”，导致病从内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大怒则形气竭”，造成血郁于上，使人发生薄厥。《素问•举通论》将七情致病影响脏腑气机的规律归纳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感叹“百病生于气也”。不言而喻，从生理之“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到病理之“喜怒不节”，愁忧不解，喜乐无极，盛怒不止，揭示了“过用”乃情志致病与演变为致病因素的前提条件。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脏象论》)，水谷饮食乃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灵枢•五味》说：“五味各走其所喜”，即五味各与五脏有一定的亲和性。《灵枢•五味》也指出，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说明五味偏嗜，不仅可影响本脏，造成五脏之气偏盛偏衰，而且可涉及其他脏腑变生多病。文中还指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认为食物过分精细油腻不利于健康，且易于滋生湿热，促成
疔疮等病变。《素问•痹论》明言：“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热论》则进一步指出：“热病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认为热病患者饮食不当，可使疾病迁延不愈，示人注意疾病康复过程中的饮食宜忌。可见，“本在五味”说明人体依赖五味之滋养而生存，而“伤在五味”、“高梁之变”、“饮食自倍”、“饮食不节”等则表达了五味过用，又反过来对人体造成伤害，阐发了饮食五味过用的发病特点。
“形劳而不倦”，即人体适当的活动是维持健康的必要保证。劳倦过度，则又是产生疾病的因素之一。如《灵枢•九针论》提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素问•举痛论》则解释了劳倦致病的机理，劳则使人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劳则气耗”。《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烦劳则张。”因而会造成精绝，反复积累到夏天可滋生煎厥。《素问•腹中论》曰：“若醉入房中，气竭伤肝”，易导致妇女月事衰少不行。《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若入房过度，汗出浴则伤肾”。可见劳倦过度致病，涉及形劳、神劳、房劳等方面。
现代实验研究复制中医脾虚模型的诸多方法，如苦寒泻下、耗气破气、饮食失节、饮食偏嗜、泻下加劳倦、过劳加饮食失节、劳倦加饥饱失节等，其着眼点在于，根据中医脾虚形成的有关发病机理，巧妙地采用相关中药、饮食、劳倦等“过用”之因素，复制了比较成功的模型。这既是“生病起于过用”的特殊应用实例，亦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内经》“生病起于过用”理论所蕴涵的睿智与深远影响。
摄生防病的合理法则
《内经》摄生防病理论是建立在天人相应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在摄生防病时必须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遵循客观规律，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健康，积极主动地预防疾病发生，即要处处注意勿使“过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强调，“阴阳四时者，乃万物之终始，死生之本”，故“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倡导“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阐释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理论与方法，体现了顺应四时阴阳变化的养生特色。《素问•八正神明论》认为，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候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既强调顺应四时以调养身体，又主张对外邪要及时避之。《素问•上古天真论》倡导“法于阴阳，和
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之养生法则，并抨击了诸如起居无节，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放纵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等错误生活方式。告诫人们在外“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在内宜保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强调“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要求养生做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崇尚内外结合的全面养生之道。
《灵枢•师传》提出“食饮衣服，亦适寒温”，力求寒无凄沧，暑无出汗，食饮热无灼灼，寒无沧沧，认为“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使邪气不易侵袭。《素问•宣明五气》还指出“五味所禁”，如辛走气，气病勿多食辛；咸走血，血病勿多食咸；苦走骨，骨病勿多食苦；甘走肉，肉病勿多食甘；酸走筋，筋病勿多食酸，强调“是谓五禁，无令多食”。《素问•生气通天论》倡导 “谨和五味”，可使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谨道如法，则有利于健康长寿。《灵枢•九针论》谆谆告诫，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说明生活保健要注重适寒温，调五味，合理适度，切勿“过用”。
遣方用药的适度施用
临床治疗中，“过用”也可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偏盛偏衰、机体功能失其常度而造成疾病。因而，医者诊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针对“过用”之原因、部位、性质，有的放矢，适时纠正相关偏差，使之恢复正常。《素问•徵四失论》提出，诊病时如果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取寸口，何病能中？”《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说明临床诊治须密切关注气候与人体疾病变化的内在联系。《素问•八正神明论》又指出，使用针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脉要精微论》则阐释“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之道理。《灵枢•百病始生》推崇医者宜详察其所病，以知其应，得知其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等，强调治疗合于四时阴阳的重要意义。
临证遣方用药、针刺等治疗的施用，亦应当适度，勿使之“过用”伤正，补偏救弊，更宜刻刻不忘顾护脏腑阴阳气血的平衡。《素问•至真要大论》明确表述：“无问其数，以平为期”。盖五味各有所入，各走其所喜，故药食五味不可过之，治疗中补勿宜太偏，攻勿宜太过，否则灾祸接踵而至。《素问•脏气法时论》也认为，用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究其原因在于“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故“四时五脏，并随五味所宜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则进一步将药食对人体的作用综合分析，概括言之，五味入胃，各归所喜，因此“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而增久，夭之由也”，将五味之有益功效，与过用之弊端作了深刻揭示，为临床药食遣用的重要格言而广为流传。《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倡导 “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亦同法。”将药食的使用与天时结合，告诫“反是者病”。文中还强调在治疗中，即使是“大积大聚”可攻之邪，也宜“衰其大半而止”，勿使过之而遗后患。《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尽之，其原则在于“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综上所述，过度因素的致病特点、摄生防病的合理法则、遣方用药的适度施用，其理论渊源于《内经》的“生病起于过用”。临证中要注意各种因素“过用”的致病特点，把握摄生防病的合理法则，治疗中强调“以平为期”，不可“过用”，倡导“无使过之，伤其正”的指导思想，对于正确遣方用药，提高疗效，防止药物不良影响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 中医文献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