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时安


      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剧坛，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剧作家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也不可复制的文化群落。

　　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于无声处》到现在的《杏花雨》，市宫创作群体以其三十年没有停止过的坚实步履，印证了一个大时代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印证了艺术演进的轨迹。

　　可以说，市宫在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中承担了排头兵和尖刀班的角色，承担了所有国营和民营院团没有承担的历史重任，而且是自觉的。

　　这里，我愿意把《杏花雨》看作是他们三十年后带有转型和转折意义的作品。其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艺术群体的勇敢前行，也可以多少感受到一种充满内在紧张度的些许无奈。《杏花雨》是部很有意味的作品，它既有故事层面的丰满饱和结实，也有底蕴层面的空灵和多义。这个表现中医世家内部父子两代人中西医行医方式冲突的戏，具有多种生长可能性的空间。它已经布置了很多让人充满想象和期待的点。但它的发展能指(故事)和所指(意蕴)似乎暂时还没有找到最令人惬意的对应关系。且现在所指本身还显凌乱，能指则有点茫然。所有的让人有所期待的线，在百川归海的瞬间有点茫然，有点迷惘，有点找不到北了。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有基础可以值得期待的优质的璞玉。尤其是导演的运思，舞美的空间和音乐，都显得有那么点出彩。我想，这既是转型的代价，也是转型的希望。衷心祝愿市宫创作群体下一个三十年有自己新的辉煌，为上海书写新的华章。

　　浪漫精神的复归与东亚现代性反思

　　葛红兵刘凤美《杏花雨》表面以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为主轴，而实际上这个冲突却是以中西医文化冲突为根基，父子的代际冲突被赋予了中西医、东西方矛盾的更大内涵，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就成了国家、民族、历史和思想冲突的象征体。“杏花雨”就是中医的视觉象征。

　　我把这出剧定位为“浪漫主义文化剧”。它是市工人文化宫剧作超越产业工人视角，表现更高远更深层文化诉求的一出大剧。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出大剧：它表达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30年经济复兴之后，文化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渴求，由经济立国到文化立国的思维转向。当然，这种转向，目前看来，还是没有找到答案的转向，是情绪性和情感性的转向，还不是找到了理性解释和途径的转向，因而带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性质。但是，恰恰是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失落多时。曾几何时，我们被现实的计较、经济的考量束缚了思想和感情，我们日益变得现实。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这个社会的一般阶层，还发生在这个社会的文化阶层。《杏花雨》让我看到这种现象的反拨，是浪漫、理想的复归。

　　应该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繁荣”，但是，物质生活不断繁荣，社会生活不断地“科学化”的同时，我们也逐渐发现，这种西方化的现代性观念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欠缺，人心的隔阂与冷漠，世道的俗化与颓化，大自然被破坏，人和自然关系紧张，日益机械的现代都市生活让人失去了幸福感，等等。

　　《杏花雨》不在于提出了针对这种现代性观念的反证和反思性结论，而在于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用他们对于人性、人心的敏锐体察超前性地提出问题，仅仅是做到这一点，也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杏花雨》表现出来的中医与西医正面对话，自信平等的文化心态之来源，就在于此。

　　《杏花雨》没有堕入文化保守主义的窠臼，没有把中西医对立起来，而仅仅是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唯一性与普适性，现代西方医学的局限性有所反思，把根植于东方社会和历史的中医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来与它对话、交流，这种对医学知识的多元化看法，对我们反思东亚现代性思想构成了绝妙的象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杏花雨》并没有把中西医的关系当做一个有结论的思考拿出来给观众，而是把中西医的关系作为一个象征，一个关于“爱”的问题的象征来表现的。柳咏春维护中医，不是出于中医本身，而是出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信念，一种基于儒释道三者合一的济世精神，救世情怀，护卫中医不是囿守旧思想，相反是为了体现国家、民族的伟大传统，为了对之作积极的符合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倡扬。

　　由此，我们说，《杏花雨》从根底上是一出关于如何“治病救人”的话剧，一出如何用柳咏春式的大爱来化解狭隘私情，用国族爱、人类爱来化解代际冲突、社会冲突的理想之歌。

　　柳咏春的大爱是否能躲过民族冲突的冷枪，柳咏春的大爱是否能挽救中医现代化的“命数”，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信念的真实，重要的是“扶危济困”、“自我牺牲”的杏林精神的真实，重要的是柳咏春作为父亲对柳子祺儿子的爱的真实，重要的是柳咏春作为丈夫对前后两任妻子的爱的真实———如果这些是符合人性的善意和大美的，符合人类对美好感情的渴求的，那么《杏花雨》就是成功的，因为它找到了比“现实性”更高、更可贵的另一种真实———信仰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

　　由此，《杏花雨》是一部浪漫主义的象征剧，却并不缺乏现实关注的能力，相反，它具有巨大的现实指涉力，医疗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医术和医德的问题，更是体制的问题，好的体制和制度可以让人人看得起病，好的体制和制度可以让医生的医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让医生更好地表现和实现医德理想。

　　三重戏剧叙事下的爱与恨

　　邹平作为第一重戏剧叙事的悬念，或者说推动戏剧冲突向前发展的动力，是多年前妻子余伯澜患时疫而死这件事。柳子祺对父亲柳咏春的怨恨由此产生，余伯韬对妹夫柳咏春的嫉恨也因此而起。柳咏春对前妻致死怀有深深的歉意，是爱情的眷恋；对儿子的无理一再包容和期待醒悟，是父爱的流露；对妻子沈秋蕙的相濡以沫，是亲情的挚爱；对徒弟的严格要求和倾情养育，是仁爱的表现；对女儿的娇宠和喜欢，是父亲的至爱。正像恨不一定带来恨的回应、所谓冤冤相报一样：爱也不一定带来爱的响应、所谓投桃报李，于是，一家人之间在爱与恨的交织下，产生了种种矛盾和冲突，人性的高尚、善良、软弱、利己、偏执、险恶等等，就一一被鲜明地表演出来。

　　然而，《杏花雨》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跟市场走的戏，它有它自己的艺术良心和野心，那就是更广泛地反映有关中医中药命运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这第二重的戏剧叙事。这样，在这第二重戏剧叙事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就仍然是人性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了。于是，重要的不是余伯韬带着登有禁止中医消息的报纸来到柳家，而是他带来的柳子祺回国的消息以及他想把咏春堂改为咏春医院的阴谋。因为有了吴天彪和阿红这两个人物，第二重戏剧叙事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废除中医中药的愚蠢举动也就无需正面去描写而自然而然地陷入在讽刺的氛围中。

　　这部戏的尾声构成了第三重戏剧叙事，它起到了把柳咏春这个人物推到一个更高境界的作用。父与子的误会消除了，咏春堂后继有人了，政府也撤销了禁令，并且把3·17定为国医纪念日，柳咏春的名医声望更高了，这个时候他却带着沈秋蕙要回老家享清福了。这是这个人物身上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行医之道，以德为本，”这个“德”，就是做人的境界，在家庭里就是用亲情去爱所有的亲人，不管是对自己感恩还是怀恨；在社会上就是用仁爱去爱所有的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在事业上就是用大爱去爱所有的同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他的退隐恰恰体现了这种精神，而当静思女中爆发了霍乱、又因静思女中在日租界内日本人不允许中国人进入时，他又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去救治霍乱病人。此时，那个在背景中的悬空演区打开了，第三重戏剧叙事也由此而完成：《杏花雨》从家庭剧走向社会剧再走向哲理剧。它向人们述说着柳咏春身上体现出的精神是一种博爱，这是行医的最高境界。一代名医不仅仅是他的医术之高明，更在于他的医德之高尚。

　　期待历史的纵深

　　期待历史的纵深

　　未泯五彩缤纷、斑斓耀目的杏花雨诗意般地缓缓飘落，当美轮美奂的帷幕在一片掌声喧哗中徐徐闭合之际，一种符合导演主旨的唯美抒情的“博爱”阐释方式终于化解了一切冲突和阴谋。

　　《杏花雨》所涉及的，应该不仅是一桩历史早已判定的传统中国医学公案的回溯性纪录，也不仅是旨在对当前涉及广泛的医疗制度改革的道德性劝喻和某种警示，它首先应该是对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一种根植于历史纵深的反思，尤其当这种反思以更为迫切的节奏把我们无可避免地置于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的严峻背景之当下。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太多的感怀和即兴发挥式的表扬和赞颂，甚至包括某些不无认真、但却无关大局和痛痒的对剧情形式主义呈现方式的探讨，替代了此剧题材本身就蕴涵着的更深遂、更沉重、也更本质的感受和思考要求，于是，历史纵深不经意之间被束之高阁，悬置于表现和批评双重失语的空中。统观全剧，父与子的矛盾、中西医的分歧、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等，充其量只是误会法则所操控的戏剧扑克和舞台游戏，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冲突和深刻矛盾被卑鄙小人的阴谋所全盘取代，历史进步推动的人性升华之“博爱”完全被混淆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费尔巴哈式”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拥抱之中！

　　从某种主观理念出发重写父辈和子辈关系的良好愿望，既不缠绕于争执不休的中西医优劣高下，又不背离于潮流般的振兴民族精神———这样一种与其说是创新突破不如说是面向当下文化复杂语境中的徘徊、游移和仓促突围，体现在主要人物和戏剧冲突脉络走向的反复中；体现在所谓“诗化写意性”置景、生旦净丑的角色符号化和唯美浪漫等多种抒情元素堆积中；也体现在心灵鸡汤按摩抚慰式的剧场煽情反应中。

　　概念化、公式化首先并不是指选择题材的宏大或渺小(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否定掉多少以宏大题材写就的高屋建瓴的世界名著)，而首先是指一种面对真实和真理的智力懒惰与崇高的文化责任心的丢失。就像哪怕直到艺术发展的今天或是明天，我们都不能说《于无声处》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而有些虽“各领风骚三五天”酷毙爆棚的“小白领戏剧”却可以照样被冠以公式化、概念化的绿帽子一样。概念化、公式化可以来自于空泛的教条和僵化的思想，也同样可以来自于打着美丽招牌的时尚和时髦之病。

　　《杏花雨》初创的出发点及其所属团队的荣耀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力争幸免于此。这也是批评所要求和所期待的严肃性所在。就像对市宫创作轨迹三十年的评价一样，成就和功过，荣誉和缺憾，“横看成岭侧成峰”———怎样梳理都不为过，而唯一应该警惕和反对的是“里程碑”式的独断论定位。同理，《杏花雨》也应该有一种除了赢得掌声以外更为重要的期待，那就是人们有理由要求它不是迂回而是勇敢地直面东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宏大的历史纵深，直面一种不仅是表面、而且是内在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的主体反省。如同一个家庭祖辈的遗训不能不经过批判性思考才能更好地承继一样，一个民族精神优良传承的发扬光大离不开浴火重生的“涅”过程。这里，我们面临着瑰丽和高亢，我们更面临着悲怆和诀别！

　　作为观众，对于改革和未来，我们没有一剂保治一切不可预见问题症结的“祖传秘籍”，但我们有信心期待三十岁的市宫创作群体保持一种革新的激情、一种持之以恒的焦点透视和精神关怀，提升一种更为敏锐、更为深刻、也更为宽阔的体察和反映主要产业群体变革的视角，我们可能并不需要一个言之笃笃、旋律高亢的整体化力量的代言人和表达者，但我们无可避免地需要聆听一种“喧哗和骚动”之后的不被遮蔽的音响，一种充满了历史和现实真切的、清晰的回声，一种不仅来自于外部而且萌动于主体内部的精神升华……，无论它只是被昨天的鲜花和锣鼓忘却的《于无声处》，或者是也许并非如现在那么五彩缤纷、斑斓耀目的《杏花雨》。美学常识让我们知道，在那样的杏花雨中，明星演员的嗓音可以不是高音C，甚至可以是嘶哑的，但一定会杜鹃泣血、慑人灵魂。

　　关于主题的契入

　　石川传统中医都秉持着一种悬壶济世的道德理想，但它能否兑现，却绝非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至少还应涉及到医学科学观与社会制度建设等多个层面。就像主人公柳咏春孜孜以求的那样，一个医生想要达成“悬壶明志兼济天下”的道德理想，他必须首先“怀仁修德独善其身”。除了掌握高超的医术以外，还必须怀有一腔扶危济困的医德追求，以及一腔悲天悯人的人道关怀。但是，在那样一个民不聊生的动荡乱世，难道只要有了一腔抱负，掌握了高超的医术，就真的能救万民于水火吗？如果联系到当今社会的某些医疗问题，这里面难道不存在一个对制度建设的诘问吗？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果缺乏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缺乏一个完善的制度建设，即使华佗再世，恐怕也会在某些大规模的“时疫”面前束手无策的。

　　其实，剧情也不是完全没有涉及社会制度性话题，它也讲到了国民政府查禁中医的，可惜作者忽略或者说回避了在这方面进行深入开掘的可能。如果剧情可以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深入推进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

　　由于国民政府无视传统中医的科学价值而强行实施查禁令，致使柳咏春在时疫爆发面前难以施展自己的高超医术，无法达成悬壶济世的道德抱负，而余伯韬趁机钻了政策失误的空子，把咏春堂改成自己大发国难财的资本，使得柳咏春难酬救民之志。这样一来，主题的重心就从道德问题回到了社会问题，咏春堂所面临的困境，也首先是由社会整体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单单缘于余伯韬的个人阴谋。同时，人物性格冲突，也不再是单单围绕柳余二人的道德观念展开，而是有了更为厚重和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次，剧情中也涉及到中西医之争。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前面提到的医学科学观问题。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作为科学，它们都不是万能的，都是有限的，在某些现实困境面前都会有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时候。只有首先承认中医作为科学的有限性，它的进一步提高发展也才具有现实的合法性。但是在剧情中，我们实际上是看不到中医的这种有限性的，相反，柳咏春高超的医术使得他在疑难杂症面前无往而不胜，并且以此最终让儿子相信了中医的科学价值。这样来写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作者一方面在对中医的质疑面前急于为它正名，而另一方面却又放弃了对待科学有限性应有的理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主人公柳咏春的性格是否显得有些过于完美？目前这个人物给人的印象是，因为他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因此不论面对何种困境他都可以从容化解。他的内心挣扎和隐痛，仅仅是出于对亡妻的愧疚和面对儿子子祺的有口难辩。

　　剧情中还有一个细节，柳咏春在平民医院与西洋大夫一道用西医的抗生素来治疗时疫。这个细节似也可以继续挖掘。比方说，柳咏春开始固执己见，坚持用中医药治疗患者，但效果不明显，受到子祺的质疑。但这反倒刺激了柳咏春，让他开始尝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症下药，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这样来写，父子性格冲突的内容是不是可以更丰满一些？此外，从前面的剧情看，子祺除了不断质疑中医的科学价值之外，实在于时疫面前无所作为，这似乎有违他留德医学博士的专业身份。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