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群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找下一代的超级致命病毒，防止它们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类身上、防止下一次大规模流行病暴发。
炎热的森林里，朱利尔仔细搜索猎物。喀麦隆森林里的硬木是中非最值钱的木材，有时能长到15米高，但是朱利尔的双眼却看着丛林底部，他是一个猎人，目标是丛林野味：森林里的
野猪、箭猪、像
猫一般大小的小羚羊、有时还有猴子。只要捉到一样都够他的家庭消耗好几天。野味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尝鲜，对于生活在中非丛林里的居民却是果腹，这是无奈的现实，因为在世界很多角落还存在深度贫穷。如果有多余收获，朱利尔也会把野味卖给通过新修的简易小路进入森林的卡车司机，在中国工人开工修路之前，这些森林是外界无法进入的。几个小时后，朱利尔检查之前设下的一个陷阱，发现铁丝网被动过但笼子是空的，有活物来过却又逃脱了。
内森·沃尔夫正弯腰检查空笼子，他也是丛林里的猎人，不过是另一种猎人，他追踪的对象是未被发现的新病毒，喀麦隆的森林显然是“狩猎病毒”最合适的地方。内森是“全球病毒预警先遣队”(G lobalV iral Forecasting，G V F)的创始人的领导者，已经在非洲、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建立了几十个研究点，以上地方都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的热点，在森林陷阱、动物屠宰棚、潮湿的鲜活市场，病毒能轻易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身上。
内森的野心很大，理念却很简单：引发新一轮恐慌的传染病大暴发往往发源于新病毒，这种新病毒多半是在动物身上发生突变，然后传染对它没有免疫力的人类，
艾滋病、SA R S和
猪流感都起源于动物。与其被动地等待下一个新病毒出现在人类身上，不如主动出击，利用像朱利尔这样的猎人，在森林里收集野生动物的血液样本，检查是否有新的危险病原体。这就是内森成立G V F的初衷。
这是
传染病学上的一场革命，预测并预防病毒、而不是坐等应对病毒。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新病毒袭击，一个简单原因，人类更多了、已经达到70亿总数、经常居住在拥挤城市里，在这里侵略性强的疾病会迅速传播。因为有了飞机，我们又比任何时候都紧密联系，这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出一个地方，包括喀麦隆中部森林，从大城市出发24小时之内还不能到达。几年前在一个偏远村庄就能失去流行性的病毒，今天很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新的受害者，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砍伐森林进一步扩张至野外，我们也把自身暴露在新的动物和病毒面前。
要预防新病毒导致新传染病爆发，内森并不是唯一的应对者。2003年在亚洲暴发的SA R S病毒后来证实最初存在于
蝙蝠身上，后来转移到麝猫身上，通过麝猫传染给人类。禽流感同样通过动物感染人类。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在2003年后都针对新病毒成立预警监控系统，美国的外援机构“国际发展署”还展开一项全新计划，监控世界各地从
牛肉中感染病毒的情况。类似G V F这样的组织也提供病毒学领域的新概念和情报，通过病毒过滤试图阻止酝酿中新的全球生物威胁。内森这样的“病毒猎手”是整个保护网络的第一层，他们的工作能决定成败。
你是否知道艾滋病的全部故事？艾滋病首次出现在美国是在1981年，而H IV、导致艾滋病的病毒是在1983年才被确认。之后30多年内，艾滋病成为全球杀手，威力等同于历史上的
天花和黑死病，每年有数百万人被感染，虽然投入巨量金钱研究，药物略有进展，疫苗还没有出现。内森会告诉你关于艾滋病的
其他方面：大约在100年前，病毒从灵长类动物身上跳到人类身上，有可能是一个不幸的猎人杀死一只大猩猩然后感染了SIV病毒，这是H IV病毒的前身。在H IV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几十年，H IV已经活跃在中非当地人身上，大约是在1929年，那还是美国大萧条之前，非洲数千居民已经感染H IV。但病毒的全球转播是因为飞机旅行的普及、更多不安全性交以及廉价针筒的泛滥。
内森的野心是预防下一个H IV。1998年内森从哈佛大学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他发表一篇论文，论及狩猎野生动物和新病毒在人类中传播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还很少有研究人员触及这个领域，而博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博克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教授，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喀麦隆研究H IV病毒，他希望展开一个研究计划，看新病毒在什么时候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上。内森似乎是从事此计划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善于说服的个性和出色的科学研究经验：他曾经在马来西亚追踪过灵长类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播轨迹。
2000年内森在喀麦隆成立了一家“小店”，当时他一个法语单词都不会，而喀麦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讲法语的，这家“小店”就是G V F的前身。很快内森就利用自己的说服能力招兵买马。今天，拉吉负责G V F的“数字病毒学”计划，他在斯坦福大学遇到内森，内森当时在那里任教。内森劝说拉吉加入，拉吉为此放弃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学业，立刻投身研究。
G V F在喀麦隆全国范围内，向所有村庄的村民发放滤纸，要求他们在屠宰动物的时候将几滴血滴在滤纸上，说明物种、时间和地点即可。经过10年努力，内森已经收集了2万个血液样本。
付出很快就有了回报，2004年内森和同事发现猴泡沫病毒(Sim ina Foam y V iruses，SFV )已经传染到喀麦隆猎人身上，被SFV感染后的细胞组织会变成泡沫，虽然这种病毒和当时已知的任何症状都没有联系，但是令人不安的是，这是一种全新的、和H IV来源于同样基因树的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更重要的是，这种病毒的发现证明G V F通过野生动物预防新病毒理论是正确的。
事实的确如此，在研究村民们送来的血液样本后，内森和同事们 发 现 人 类 嗜T细 胞 病 毒(H T LV )的新变种。在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感染H TLV的1型变种，也就是H TLV -1会导致T细胞
白血病，也有很多人感染了H TLV的2型变种，也就是H TLV -2，会导致神经性疾病。但是内森他们发现的是两种新型变种，被研究人员命名为H TLV -3和H TLV -4。虽然现在还不清楚H TLV -3和H TLV -4和什么疾病有关，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像艾滋病病毒H IV一样，它们也是变种病毒，而且已经在人群中悄然散播。如果人类要寻找下一个引发大面积疾病的传染病毒，需要做的正是内森团队正在做的事情，看来G V F的方向是正确的。
病毒猎手现在“出动”，时机不可能更好了，因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廉价的基因排序技术，配合其他新技术使科学家能迅速分离病原体。
可是预防下一个致命传染病并非将新发现的病原体排列目录那么简单，还要尽可能控制它们。这就要回到丛林里的猎人身上，他们直接接触野生动物和它们的血液。如果停止丛林狩猎，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病毒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类身上的几率，同时对环保也是好消息，目前中非最珍稀的野生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都是交易中的野味。
可是这不是一项生意，说关闭就关闭这么简单，在喀麦隆的村子里，在非洲其他地方，人们不是因为想吃野味而在炎热的树林里步行几个小时狩猎。事实上对这些偏远山区的居民来说，丛林野味是唯一的、珍贵的蛋白质来源，此外随着非洲城市开始膨胀发展，城市里的人还对猴子或者野
猪肉念念不忘。
预防传染病要针对基础生存问题，这就牵涉到更多发展话题，需要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内森希望有组织能向村民介绍可替代野味的蛋白质来源，例如驯养牲畜，养殖牲畜目前在喀麦隆还非常少见，此外G V F还大力推广安全狩猎的概念。
在南部喀麦隆一个小村子里，G V F的职员约瑟夫正召集村民参加他的“安全狩猎”讲座。讲座上主要应用死亡和生病动物的图片，提醒村民由此能理解接触到野生动物血液和其他体液，可能对猎手本人和家人带来生命、健康威胁。他用法语对听众说：“有时候很难一眼就鉴别健康动物和生病的动物，就算你认为自己的猎物很健康，它们身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病毒，所以在从陷阱中取出猎物或者屠宰它们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手上细小的创口，此外动物被遗弃的骨架应该用塑料布或者树叶包裹，目的是阻断血液传播病毒的下一步路径。”
中非已经尝过很多传染病的教训，从生病的灵长类动物身上传来的埃博拉病毒就是个真实威胁，而非好莱坞电影里虚构的杀人凶手。但是在现实中，饥饿总是战胜安全意识，猎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追踪一头大象而不是哪里可能有新病毒。就在约瑟夫结束讲座后，他走到附近一个小棚子里，看到一对母子正在屠宰新捕杀的一头箭猪。首先他们把箭猪拨皮，然后把整个动物放进开水里煮，希望把残余的刺去掉。此时箭猪的肉呈粉红色，还是生的，女人用一把砍刀把它从肚皮剖开，拉出黄色油亮的内脏。血开始大量流出来，她用砍刀把箭猪尸体砍成4分，手不断揉搓着血和肉。这就是一个物种直接接触另一个物种的血液和微生物，按照生物学家的说法，这种接触比人类之间的性接触还要更亲密。每一次这样的接触都有可能使一种全新病毒进入人类身体，而在中部非洲，东南亚和中国南部，每天类似的接触成千上万。内森为此深感忧虑，他说：“对于微生物来说这就好像彩票，一次不会中，两次不会中，但是长年累月，最终就有中头彩的一天，可是对于人类来说，风险就越来越高。”
人类的全球联系使我们面对新疾病更加脆弱，但是也给我们对付病毒的全新有力武器。因为有了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病毒学家能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追踪到，哪怕是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类似G V F这样的组织以及总部在纽约的EcoH ealthA lliance和全球很多政府建立了紧密合作联系，在疾病易发地点建立很多科研机构，帮助当地人更好应对可能的疫情。就连美国国防部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知道美国陆军最近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研究过传染性疾病，为确保海外士兵的人生安全和杜绝可能的生物武器来源，国防部和很多“脆弱国家”的病毒实验室建立了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这里的“脆弱国家”不是指军事实力上的脆弱，而是那些病毒、疫情多发国家，例如埃及、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
对于技术和病毒的角逐，内森视其为一场生死竞争，我们的技术能否战胜全球病毒的生物和地理联系？为此在G V F内部，内森推进了“数字病毒学”，这在该领域尚属先锋。“数字病毒学”的原理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工具，过滤在野外发现的新病毒，预测其可能造成真正威胁的几率。负责这个领域的拉吉现在是G V F的首席创意总监，在成为医学院学生之前，他自己设计出一种医用移动电话，帮助在非洲等落后国家的医生和卫生工作者，在偏远野外能和当地医院取得联系。现在拉吉的团队正在建立一个生物信息战略，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和其他社交网站上过滤有关新病毒的信息，及时找到最新的新病毒传染爆发，并判断这种新病毒是否对人类整体健康构成真正威胁。内森表示，这种方法和中情局通过网络查找潜在恐怖分子的原理一样。
“数字病毒学”并非仅在G V F出现，在哈佛大学，生物信息专家约翰提出了“病毒地图”。他通过搜索各种信息来源，预测潜在疾病和病毒，并把他们按照地理方式表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卡姆郎博士也建立了一个名为Bio.D iaspora的系统，这个系统跟踪所有全球旅行者身上发生的病毒感染和传播。不过还是总部在三藩市的G V F因为和硅谷有更紧密联系，在“数字病毒学”领域处于明显领先地位。
内森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病毒学全面带进数字时代，不再追踪病毒，而是实现预测并预防病毒。他说：“相对于心血管疾病领域的快速进步，传染病学还处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水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理解疫情发生的阶段，而不是被动应对。”目前需要确保的是，在所有热点地区，无论是东非的丛林、东南亚的雨林还是中国南部的鲜活野味市场，都要有当地的“G V F型组织”监测新病毒的出现，判断新病毒是否从动物传到人体。病毒并不尊重边界线，无论是国界还是物种之间的界限，2009年发生的
猪流感最终没有造成重大伤害，这是人类的幸运，但是在今天，当飞机航线好像血管般密集，全球健康因联系紧密变得脆弱，我们的好运还能维持多久？
内森说：“我们在这里拿着一块无形盾牌挡子弹，左挡右挡，但是不可能永远挡住子弹。”
原作：BryanWalsh
原载《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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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潍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