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美国各地零星出现人感染鹦鹉热病例，由于媒体和一些病理学家的大力渲染，在民众中引起一阵恐慌；接着，故事出现180度的大逆转———人们开始否认鹦鹉热的存在，然而，不久之后，负责调查鹦鹉热的科学家们陆续病倒。虽然故事发生在几十年前，在今天，对于动物引发的流行病防控依然有一定借鉴作用。

    1929年12月14日，假日购物季被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股市崩盘阴影所笼罩，西蒙·马丁在巴尔的摩的一家宠物商店给妻子丽莲买了一只鹦鹉作为圣诞礼物。可惜后来的事情证明这并不是一只健康的宠物。为了给妻子带来惊喜，马丁让女儿艾迪斯和她丈夫李·卡尔梅暂时照看这只小鸟，过几天再将它送到他在阿纳波利斯的家中。圣诞前夕，鹦鹉出现生病症状：双眼红肿、脑袋耷拉、羽毛凌乱仿佛刚刚飞过一场飓风。圣诞期间，鹦鹉死在马丁夫妇手上。宠物店老板知道西蒙·马丁是安纳波利斯商会干事，于是答应赔偿一只健康的鹦鹉。但是，新年之前，丽莲·马丁、艾迪斯和李·卡尔梅都感染重病。宠物店老板态度突然转变，矢口否认曾经卖给马丁鹦鹉。与此同时，卡尔梅夫妇病得越来越严重，出现了肺炎、伤寒的症状。

    1930年1月6日，一名当地医生前来看诊。他刚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鹦鹉热的报道。几个月前，这种疾病出现在阿根廷，一名演水手的演员从一只鹦鹉身上感染此病。之后，这种疾病开始在南美蔓延，甚至传播到了欧洲。但人们对它的了解非常少，只知道它可能致命。这位医生立刻给华盛顿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发去一封电报：“能否立刻提供鹦鹉热血清，急需使用。”不幸的是，没有血清，也没有任何已知的有效治疗方法。市长将情况通报给州长。48小时内，巴尔的摩卫生部、公共健康服务部、美国海军、陆军、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和国家卫生实验室的流行病专家都赶到现场。有人还通知了报社。

    1930年1月8日，《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鹦鹉病让专家困惑》的报道。这个医学谜团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迅速被其他媒体转载。成为全国性话题：死亡人数、理论猜测、尸检报告，接踵而至的更多报道引起恐慌。一名美国海军上将下令水手将它们的宠物鹦鹉都扔进大海。一位城市卫生专员建议鹦鹉的主人们扭断宠物鸟的脖子。人们将鹦鹉丢弃在大街上。每个喷嚏都被视为感染症状。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变得像科幻小说一样离奇———科学家大战超级病毒，击败外来威胁，在捍卫家园。

    疫情总是遵循一定的模式，这是因为疾病遵循固定模式。病毒传播、繁殖、死亡。流行病学家们研究这个模式，用以对抗感染。关于传染病的故事也遵循一定模式。故事本身并不致命，但它们却具有病毒一样的特性：迅速传播、削弱抵抗力。在2009年的猪流感恐慌期间，美国副总统乔·拜登曾警告美国人不要乘坐地铁、飞机，药店的口罩被抢购断货。判断某种疾病是否会演变成全国性（甚至世界性)流行病为什么如此困难？随着技术发展，今天，流行病学家们的工作条件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也许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传染病报道专家。

    上世纪20年代，流行病成为美国媒体报道题材，这也是现代科学、科技新闻和科学幻想诞生的年代。疾病的微生物理论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法国人巴斯德于1885年发明狂犬病疫苗，启动了全球性的抗传染病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又发明了白喉疫苗；脊髓灰质炎等其他传染病疫苗的出现还要等几十年，但人们满怀希望。在1927年出版的《征服疾病》一书中，公共卫生学教授瑟曼·莱斯预言，人类最终会将疾病完全从世界上消灭。

    与此同时，普通人开始将时疫———比如在全球导致至少5000万人死亡的1918年流感———归咎于细菌而非上帝。微生物理论让传染病变得通俗化，但它有一个副作用：将流行病神圣化。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时疫揭秘”报告。这类文章的大师是细菌学家改行的记者保罗·德·克鲁伊夫。他曾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曾为美国卫浴公司工作，还研究过可怕的坏疽杆菌。一战后，他开始写作。1925年，他和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合作出版小说《阿罗史密斯》，讲述一名年轻医生和淋巴腺鼠疫斗争的故事，这是最早的医学惊悚小说。德·克鲁伊夫分得了25%的版税。1926年，他又改写纪实文章，出版了《细菌猎人》，从发明显微镜的列文虎克开始，讲述一群真实的科学家们的故事，他们像真人版的超级英雄，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致命微生物。《细菌猎人》启发了一代年轻读者追求科学理想。它出版一个月后，雨果·根斯巴克的《惊奇故事》杂志创刊号问世，开创了后来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题材。

    万众关注的鹦鹉热再次为德·克鲁伊夫提供了灵感。在西蒙·马丁购买鹦鹉3个月前，德·克鲁伊夫在《女士家庭期刊》中发表文章警告说：“美国人喝的牛奶中隐藏着一种疾病，它可能会让你重病在床，也可能缓慢地累积，一年、两年……七年，最终致人死亡。”这种可怕疾病叫波状热。“目前，至少已经有5万人被感染，”他们的症状前所未见，“让医生困惑不解”。这篇叫做《你喝下牛奶之前》的文章吓坏了很多人，让杂志大卖。

    1930年1月奔赴安纳波利斯的专家们并不像《华盛顿邮报》所描述的那样毫无头绪，然而公众显然是困惑的。鹦鹉热真的值得大家如此关注吗？但从报纸文章中很难找到答案。《纽约时报》宣布该疾病“不会在人之间传染”；而《华盛顿邮报》却说它“传染性很高”。到底该相信谁？没有人听说过鹦鹉热。它就隐藏在美国人的家中；它来自遥远的地方；它是隐形的；它可能致命。它还是很好的故事题材。1月8日深夜，《洛杉矶时报》决定将鹦鹉热的新闻放到头版———《安纳波利斯有3人感染鹦鹉热》。

    第二天，在托莱多市，珀西·威廉姆斯太太在梅西医院死亡。不久前她的丈夫从古巴带回两只鹦鹉；在巴尔的摩，路易斯·萨菲太太死于类似肺炎的疾病。此次疾病的受害者大多是女性，包括多名寡妇。有人分析说，这些孤独的老妇人因为用她们的嘴给宠物鹦鹉喂食而感染疾病，因此有人称这种病为“老妇肺炎”。通常，这些零星的死亡事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两位老太太在寒冬去死有什么离奇之处？得知萨菲太太得病前几天曾经与鹦鹉接触过，医生下令进行尸检。与此同时，美国卫生部长休·史密斯·卡明斯（一位优生学家，因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而臭名昭著。美国公共卫生部1932年启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试验品”。为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影响，研究人员有意不给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疗，即使到1947年青霉素被证实可有效治疗这种疾病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对参与实验的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疗)警告美国人远离近期从南美进口的鹦鹉。他强调说，他“并不害怕流行病的暴发”，当然这反而让人们更加热烈地讨论这一话题。虽然尚未得知萨菲太太的尸检结果，1月11日《巴尔的摩女性死亡》的报道上了《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头版。《鹦鹉热杀死两人》的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第3版。《时报》还报道了追踪致病的阿根廷进口鹦鹉的行动。

    1月11日，托莱多一家商店家禽部的几名员工开始咳嗽，市卫生部立刻启动鹦鹉热调查。两天后，一则新闻出现在《旧金山稽查报》上，美联社宣布，美国科学家已经向病菌宣战：“今天，全国疾病防控部队将武器对准新的神秘敌人。”细菌猎人们亮出了他们的显微镜。

    在一战后的几年里，很多美国科学家都在为他们的研究寻求经费。各地的科学机构开始雇佣公关公司。1926年，一个科学家联盟发起运动，筹集“纯科研国家基金”。运动的关键在于赢得公众的支持，德·克鲁伊夫的成功表明，生动的故事是强有力的宣传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记者们几乎不涉及科学题材，更不会报道科学家的故事。战后，科学家们尝试为报纸和杂志撰稿，讲解他们工作的价值，但是，写科普文章的科学家的数量逐年减少，而专门从事科研报道的记者数量却在增加。这一时期最有效的科普宣传机器大概是创建于1920年的科学服务通讯社。化学家埃德温·E·斯洛森创建了这家通讯社，试图通过向报纸提供科普文章宣传科学研究的价值。通讯社的早期资助者是出版人E·W·斯克里普，后来得到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到1935年，有阅读习惯的美国人中五分之一是科学服务通讯社文章的读者。

    细菌猎人要获得经费就必须搜寻并杀死细菌，最好是人们从未听说过的致命病菌。1930年1月6日，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收到马丁的家庭医生的电报后，国家卫生实验室也得到消息。45岁的病理学家查尔斯·阿姆斯特朗受命负责调查。阿姆斯特朗想要立刻阻止疾病暴发；他还希望能够研制出血清用于救治已经染病的患者。这需要进行实验；这类实验需要染病的鹦鹉和人。为了收集样本，阿姆斯特朗需要传播鹦鹉热的信息。他需要一场鹦鹉热恐慌。

    阿姆斯特朗抵达安纳波利斯后，一小队公共卫生官员被派往巴尔的摩北尤托街的宠物商店———该店的四名雇员患病———追踪所有近期进口鹦鹉的购买者。有的鹦鹉已经被卖到外地。1929年12月18日，休·列特太太购买了一只鹦鹉；这只鸟在1930年新年前夕死亡；1930年1月7日，列特太太生病入住剑桥医院。阿姆斯特朗通告美国公共卫生官员，请他们关注鹦鹉热。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宠物店主纷纷上交生病的鹦鹉，开列出圣诞节期间购买鹦鹉的顾客名单。鹦鹉尸体———包括从坟墓中挖掘出的———被运往华盛顿。普罗维登斯、芝加哥、纽黑文和洛杉矶均出现疑似鹦鹉热病例。又一只鹦鹉死亡后，俄亥俄州一个家庭被隔离。不可避免地，这些病例中有的并非鹦鹉热。比如纽约布朗克斯15岁女孩丽莲·穆勒的父母。他们在哈莱姆一家宠物商店给女儿买了一只从阿根廷进口的鹦鹉。《纽约时报》报道说：“穆勒家的鹦鹉胃口一直很好，没有任何染病症状。”

    截至1930年1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全国55个病例和7起死亡。医生们徒劳地警告，疑似病例并不能肯定就是鹦鹉热，“公众无需感到惊慌”。当天，在《时报》刊登死者人数之后，官方宣布，纽约疑似病例死者血液检查均呈阴性。《时报》对鹦鹉热的全部报道，从各个方面说都堪称克制、清晰，还特意公布了血检呈阴性的结果。然而，在其他地方，尸检和血液检查呈阴性的病例并没有得到澄清。此时，最初发病的丽莲·马丁、艾迪斯和李·卡尔梅的病情均已迅速好转；而这一事实未能得到广泛报道。病情好转的故事几乎完全被媒体忽略。

    全国的鹦鹉热排查很快给阿姆斯特朗提供了足够的样本———健康的、染病的、死亡的鹦鹉；感染病人的血样；甚至包括从丽莲·马丁家的鸟笼中采集的粪便。他在卫生实验室的两间地下室内开始工作，技师亨利·安德森担任助手。阿姆斯特朗和安德森戴着橡胶手套，房间门口摆放着装有甲酚（一种杀菌剂)的盘子。然而，他们并不是特别小心。“卫生实验室唯一卫生的地方就是它的名字，”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这样开玩笑说。阿姆斯特朗则解释说，“如果我们过分小心谨慎，缩手缩脚，哪里还能够发现任何东西。”

    这就是虚张声势的细菌猎人们的另一标志———完全缺乏家庭主妇们的谨慎。1913年左右，“细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到1920年，美国人，尤其是家庭主妇们，开始时刻生活在对细菌的恐惧中。报纸和杂志几乎每天都在报道新发现的病菌，它们中间还大量穿插着卫生消毒产品广告，比如李斯特林洗手液（1914年开始销售，堪称家用消毒液鼻祖)、来沙尔消毒剂（1918年作为抗流感产品问世)、高洁丝女性卫生用品（1920年推出医用敷料改进而成的第一款卫生巾)、舒洁牌面巾纸（本是一款卸妆产品，但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将它用来擦鼻涕)。也许因为实验室和厨房有不少相似之处，德·克鲁伊夫等记者拼命地强调细菌猎人的刚毅。克鲁伊夫如此描述阿姆斯特朗，“他绝非那种拥有宠物鹦鹉的人，更不会和它们亲吻。”

    阿姆斯特朗、安德森和其他政府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1930年1月13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道重大突破：《鹦鹉热病菌被分离》。

    鹦鹉热被媒体描绘成一种神秘的、外来的、致命疾病。然而，这种疾病并不神秘；早在19世纪它就已经被科学家识别；它只会感染鹦鹉家族成员。1930年，从南美进口的鹦鹉将这种疾病带到美国；人可能从鸟身上感染这种疾病，人与人之间并不传染；今天，每年依然有1至200人感染鹦鹉热。它确实构成一定危险。现在，强力霉素等抗生素可以治愈鹦鹉热，但在1930年却没有这样的灵药，当时，感染者死亡率为1/5.然而，唯一需要担忧的只是那些和刚从南美进口的热带鸟亲密接触的人。鹦鹉热引起短暂却巨大的恐慌。事实上，大多数人根本无需感到害怕。媒体和科学界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对此次毫无必要的恐慌负责？人们依然为此争执不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和恐慌一样危险：突然之间，人们开始否认鹦鹉热的存在。

    1930年1月15日，《芝加哥论坛报》首先宣布，“美国鹦鹉热恐慌毫无根据。”故事发生两周后，鹦鹉热突然变成了愚蠢的谣言、全国笑话。《纽约时报》驻华盛顿一位记者发表了一篇关于国务卿亨利·斯廷森的宠物鹦鹉的故事。这只叫“老酒鬼”的鹦鹉一直被关在泛美大楼的地下室里，“并非因为它患有鹦鹉热”，而是因为它满口脏话。纽约新新监狱的囚犯们表示愿意收养所有被遗弃的鹦鹉。监狱长说，“这里的囚犯认为鹦鹉热完全是无稽之谈。”

    支持鹦鹉团体迅速形成。1930年1月17日，美国6个最主要的鸟类进口商在纽约海军准将酒店开会，成立了美国鸟类经销商协会。在鹦鹉热蔓延的欧洲，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已经实施鹦鹉禁运。鸟类进口商的生意一落千丈。他们发起反击，声称鹦鹉热这种疾病根本不存在，从未有人类感染此病，“鹦鹉热恐慌完全源于巴尔的摩的记者们活跃过头的想象力。”

    夸大衍生出夸大。否定鹦鹉热的故事迅速蔓延。鸟类进口商指责记者丰富的想象力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第一位以为发现鹦鹉热病例的美国医生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这种疾病的报道。马丁夫妇的医生可能也读过赫斯特报业集团的《美国周刊》。每周日，赫斯特的报纸会发行一份增刊，叫做《美国周刊》。这是一份类似《国民问询报》的八卦刊物。主编默里尔·戈达特知道如何推销一场瘟疫，他还知道推销瘟疫有助于吸引卫生用品制造商刊登广告。1930年3月，戈达特接受美国著名的J·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采访。采访者问道，“目前人们对鹦鹉热兴趣浓厚，对这种病的研究要到什么程度，你才打算对它进行报道？”戈达特纠正采访者说，“我们的报纸最早向美国公众报道这种病，并警告他们家里的鹦鹉可能致命。”当被问到他的消息来源时，戈达特解释说，他每天晚上都会阅读科学杂志，他从中了解到，鹦鹉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暴发：“我派了一个人去阿根廷，他发回一篇粗糙的文章，被我驳回，他又重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并配有图片，我刊登出来。大概四五周后，纽约发现了第一个病例。”

    戈达特对科学并无兴趣。他只是想刊登一篇文章，警告人们家中潜伏的危险：“笼中的鸟儿可能让你进坟墓，这一事实已经足够让我满意。”

    1930年1月16日，就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第一篇鹦鹉热报道1周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驻奥地利记者发回的报道：一位维也纳科学家认为，美国人正受到“集体暗示”影响，尤里乌斯·鲍尔博士说，“早在1892年，科学家就知道鹦鹉热的存在。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它突然在公众的头脑中变成了一场瘟疫。”第二天，《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刊登科学服务通讯社的文章说，“医学界必须时刻提防罕见疾病暴发的可能性。”谁知道接下来有什么病菌会感染人类？鹦鹉热说明，“任何国家或任何人都不再可能与世隔绝。”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

    或者也可以说世人太轻信？《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每年冬天，美国都必会暴发一种新的疾病，今年轮到鹦鹉热。”作家E·B·怀特认为，美国人所患的只不过是神经过敏症，由过度接触报纸引发。而报纸向来喜欢耸人听闻的故事，比如感染炭疽孢子的刮胡刷、夜晚从冷藏库逃跑的有毒气体，等等。在1930年1月20日的《纽约客》热门话题专栏中，怀特称鹦鹉热是“最新一起国民集体感染臆想症的最可笑例子”。

    1930年1月2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丽莲·马丁、艾迪斯和李·卡尔梅全部康复。总统胡佛准备签署行政令，禁止鹦鹉进口。鹦鹉热的故事似乎就要画上句号。但是，可怕的是，就在此时，科学家们开始陆续染病倒下。1930年1月23日，巴尔的摩城市健康部的传染科主任丹尼尔·哈特菲尔德死于鹦鹉热。哈特菲尔德的同事威廉姆·斯托克斯于1930年2月10日死亡。卫生实验室的亨利·安德森死于1930年2月8日。同一天，他的上司查尔斯·阿姆斯特朗被送到美国海军医院，高烧40℃。

    卫生实验室负责人乔治·麦考伊坚持亲手接管阿姆斯特朗的工作。他从一名康复的鹦鹉热患者身上抽取了血样，注射进阿姆斯特朗的静脉。阿姆斯特朗的病情出现好转，最终康复。后来，他撰写了一份详细报告，称1930年全美国总计发现169起人感染鹦鹉热病例，33例致命。在这份报告中，阿姆斯特朗赞扬了媒体的功劳，他说，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人们可能根本无法意识到疾病的暴发。”阿姆斯特朗的工作为他在德·克鲁伊夫的《细菌猎人》续集《对抗死亡的人》中赢得一席之地。

    1930年2月末至3月初，当阿姆斯特朗还在康复之中，卫生实验室又有9人染病。鹦鹉热似乎污染了整栋办公楼。1930年3月15日，麦考伊下令全体工作人员撤离。他独自一人走进阿姆斯特朗的地下实验室，亲手用氯仿杀死了每一只用于实验的鹦鹉、老鼠、鸽子、豚鼠和猴子。“他不停地重复着谋杀，动作熟练利落。”德·克鲁伊夫在书中写道，他将所有尸体扔进焚化炉，封闭所有窗户。灭菌小队于下午2点抵达，开始朝整栋建筑喷洒氰化物。从建筑上空飞过的麻雀也纷纷中毒，一只只接连坠落。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的登载文章：《鹦鹉热恐慌封锁实验室》。两个月后，1930年5月26日，美国国会表彰卫生实验室，决定扩大其规模，更名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原文：Jill Lepore

编译：宇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