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子瑜文 发自深圳 特约撰稿 葛江涛

这是一个特殊的江湖。

在这个江湖中，诸位大侠们不需要刀光剑影，更不需要降龙招式，他们需要的是身体，除此之外，更多的则是运气。

一旦运气不好，则再也不能出现在江湖中，他们说，这里的江湖不仅险恶，更多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你的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是试药江湖，死与生，都在江湖中，江湖人士们，永远隐姓埋名混迹于此。

“埋名隐姓是这个江湖中的规矩”

张穹直勾勾的眼睛看着我，打量了一番后反复说：“我觉得还是再和你声明下，不许出我名字，不许出我照片，更不许和我的家人朋友接触。”

这是在深圳和张穹见面后，他第16次说如此的话，他说，这是保护试药者隐私的规定，但也是试药者江湖的规矩，毕竟，谁想让家人和朋友知道自己是试验品呢？而唯一可以查到他们姓名的，则是远在北京的国家药监局和医药企业。

张穹嘴里所谓的“江湖”，是少为人知的试药界，“简单地说，就是你们要吃药之前，我们来做实验，就和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一样。”张穹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我的面前挥舞。“用身体的健康来做筹码，犹如赌博。”他说。

根据规定，新药物上市之前，必须进行安全测试及临床效果测试，而通过动物试验后，必须找到“江湖中人”——试药者进行测试。

“说实话，有些人是为了钱，也有些人是真的生病了尝试能否救命，更离谱的是，有些哥们就是来体验。”说着，张穹笑了起来，末了又说：“挺有意思。”

因为怕被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选择不公开身份，更有甚者戴着墨镜和鸭舌帽走进医院，“如果有人告诉我家人了，圈子里也会把告密者除名的。”

“埋名隐姓是这个江湖中的规矩。”他这样说。

“用生命去换取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的酬劳”

“江湖”在两个星期前发出征集令，短短几天后应征者就突破上限。“现在试药的人越来越多了，QQ群也很多。”张穹这样说。

而在一旁的试药者吴欣插话，“大学生都很多的，抢饭碗的人多，钱越来越少啊。”

张穹并不是深圳本地人，家在广西的他三年前来深圳做建筑，“那时候一个月只有2000多元的收入”，后来因为长期揽不到活，身无分文的他在一个同乡的怂恿下，走入了“江湖”。

“当时他说去医院试几天的药，能拿到2000元。”张穹这样回忆，他说，看到自己有顾虑，同乡人甚至提到：“我用性命担保药物没问题，都已经试验了很多次了。”

随后，他第一次听到了“试药人”这三个字。

一周后，同乡将张穹和另外14个人带入医院，在签署了《药物试验知情告知书》后，张穹被领入一间不大的房间，“安静得不得了，不知道是空调开着的原因还是什么，当时浑身打颤，冷得很呢。”张穹这样说。

最后，一名护士出现在他面前，拿出配好药物的针管，以及药物瓶，要他和知情书上的药物名称比对确认，并再次告知药物安全性比较高，希望张穹放松。

犹如电影中的画面一般，张穹闭上眼，咬紧牙齿接受了注射。最终他拿到了“营养费”2000元。

“说白了，试药界现在已经是一个金钱的江湖了，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吴欣这样说。

与医生玩捉迷藏

当然，江湖本身也有自己的规矩，不是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去试药的。

张穹解释说，按照医院和药物特性的要求，部分试药者需要“无吸烟、无饮酒，保障休息质量”，但这些要求对于现代年轻人而言，显然有些苛刻，所以在规矩面前，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老实”。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吸烟了饮酒了，或者睡得晚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张穹一边说，一边用手戳了一下旁边的试药者吴欣，彼此会意一笑。

职业受试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应对试验规定的“招数”。

“比如试验一般都不要吸烟的。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职业试药者马斌专业地解释说，抽烟后留在身体里的尼古丁代谢为可替宁，用白醋中和后就能通过检查。

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十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就去献血小板。”马斌说，至于最关键的尿液检验，甚至可以轻易换成别人的样品。

这个过程是：虽然受试者一个接一个上厕所，“提前准备好别人的小瓶尿样，绑在大腿上，这样取样时的温度也不会引起护士的怀疑。”

另外一些特别基础性的规定，比如三个月内不能接受其他药物试验，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证解决，“就算被医生护士看到，因为你脸熟，对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斌认识的一个人，曾经同时参与了三个医院的药物试验。

又比如在一天里去几个医院参与试验，有经验的受试者绝对不会让医生或护士看到自己胳膊上的针眼，“擦点女生的粉底，一切就像新的一样。”马斌咧嘴笑着说，最大的作弊是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服药后医生会要求受试者张开嘴巴检查。”

在这个名字叫做“怎么和医生玩捉迷藏”的游戏中，每个试药者都在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那个平衡点，来自金钱的欲望让他们无视权威和规矩，甚至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试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不过，这样做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附属品，那就是有关生物、化学和药品方面的知识极速增加。

“说实话，有时候为了参与试药你或许可以成科学家”。张穹说。

“中介就是吃完药厂又吃我们的黑手”

职业试药者大部分人都是为了“钱”而踏入江湖，在他们初入江湖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江湖中另一个“帮派规则”——药厂、医院项目负责人、中介、试药者之间的利益分层。

“很少有人知道药厂给出的真正试药个体的‘营养费’是多少。”张穹说，自己曾经亲眼看到过中介的账本，一种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药厂出厂“营养费”为1万元，进入医院项目负责人手里后，被抽取4000元，倒手进入中介方再被抽取4000元，最终自己仅拿到了2000元。

马斌则遇见过更离奇的事情，在一次试验过程后，他使用医生的电脑上网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情，“看到了我们这次试验的合同，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而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块。”回忆起这个细节时，马斌突然有点愤怒。

这个情节的意外之处在于，中间环节的利益分配已经超出“惯例”——从药厂、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的费用支付及“过滤”链条，有时候已不是秘密。

新快报记者加入了“职业试药师联盟QQ群”、“全国药物试验QQ群”，群主和管理员会不定期的发布试药信息，涵盖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广州等地。

“群主就是中介，但他们都是小中介，背后的大中介你看不到。”张穹这样形容，而背后的大佬级中介会游走在医院里，“他们将试药的代理权拿下，然后再找人，并从试药者的报酬里抽水三成左右。”

除了个人中介外，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则干脆注册了公司。

记者在一家类似于“试药中介”的医药公司网站上看到，其业务范畴为：药品注册代理、非临床研究服务、I~Ⅳ期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临床监查与稽查、受试者招募、项目管理培训。

而在首页右侧，该公司发布信息显示，招募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受试者、招募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招募子宫肌瘤受试者、招募2型糖尿病受试者、招募类风湿关节炎受试者。

用另一种话讲，这家公司提供了从新药注册到上市的全部流程服务。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你会怎样”

张穹在做完检查后，被医生领进了办公室，摆放在他面前的是《知情同意书》，他只是瞄了一眼后，就在最下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等待他的是一种“未知”，而这种“未知”或许可以影响他的一生。马斌则常常对自己说，“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即使有些药物是进行首次人体试验，也会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试验，这样做对于试药者来说显然更安全。”

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称之为药物临床试验。它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和马斌一样，张穹试药的安全性有自己的想法，他用一种比较调侃的方式来表达：“哎，你说现在什么安全？吃的还有地沟油呢，药物这个东西，那是在很严格的卫生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试验药物，比食物还安全呢。”

不过，他们也听过很多江湖里流传的“悲剧”，曾经有一名职业试药人在试药1年后出现了状况，“据说他吃了一种治疗皮肤病的药物，吃完后就长期浑身乏力，口渴，至今这种现象都没有改善。”张穹说。

试药者之中还流传着另一个带来负能量的故事，山东试药者何立虎，当年试药的时候没注意是什么药品，只看到了1万元补偿款很心动，签过《知情同意书》后不久，护士在他的小腹上扎了细细的一针。

心里想着1万元，何立虎和其他3名受试者一样口渴、心慌，肚皮像针扎一样的疼。“其他几个人在两小时内都逐渐恢复正常，我一直不舒服，心率已经降低到40次。”这时，他才注意到试验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前后需要注射3针。其他三人完成了全部试验，而他只注射了第一针。

后来医生不断要求他到医院做心电图，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做了20多次。护士跟他开玩笑说，这一天把他一辈子的心电图都做完了。

结果，这一天的检查结果中，“心律不齐的记录有8000多次。”连老医生也没能找出原因，只好安慰他说心脏没有毛病，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慢慢就好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何立虎经常在体检时发现心律不齐。“现在早上起来或者吃饱饭后，我都会觉得胸闷。开始给大夫打电话，对方说那1万元钱包括了赔偿，后来再打电话人家就不接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同时，与药物试验给身体带来的直接可见的后果相比，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中间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除了试药者本身之外，没有人能够对此负责。记者翻阅了之前的一篇媒体报道，重庆一名大三男生在参加了一种肝病方面的药物试验后，不到半年便出现肝功能衰竭，甚至在找工作时因此而被多家单位拒绝聘用。但是试药者和医药公司及医院几方各持己见，针对试药者的病症是否因为药物试验而引起，产生了严重分歧，赔偿事宜久久悬而未决。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出现如此谋生的职业”

职业试药人的职业，长期以来充满了争议。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眼中，职业试药人违背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职业的试药人是在用损害健康的风险来换取金钱。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应该存在如此谋生的手段。这与那些卖器官的人，本质上如出一辙。”

而针对那些通过各种奇招去试药的人，她觉得非常不妥，“你要知道，若短期内参加多种药物的试验，不同的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反应，尤其对于风险较大的新药研究，对身体产生损害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对于试药者在出现问题后，他们的补偿治疗则更叫我们关心。”中山大学教授李明这样说。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四十三条规定：“申办者应对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提供保险，对于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或死亡的受试者承担治疗的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

但在丛亚丽看来，由于诸多原因，该规范并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差。有的没有补偿，有的不为受试者办理保险。

“目前对于职业试药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法规、政策的监管和保护，我国只有较大规模的医学院校、研究机构和三甲医院，才设置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丛亚丽说，按照规定，临床试验开始之前，研究组须提前向所在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包括研究方法、目的、受试者人数等，试验的每一步都必须进行详细计划，包括药品的构成、试验中药品剂量的变化等。只有伦理委员会同意研究方案之后，临床试验才可以正式进行。

目前，伦理委员会承担受试者保护工作的重任。“但是，伦理委员会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受试者和研究组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是试药人的主要保护途径，但有时也无法起到保护受试者的作用。对研究过程的控制依然‘无力’。”

丛亚丽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通过立法途径来真正地保护到试药者的利益。

(应试药者要求及国家有关规定，试药者均采用化名)

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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