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不是宗教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背后是一个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不少在实践推广儒学的学者，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他们都是”有感而发“。

■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一种被”威逼利诱“的状态当中。


■撰文/苏少鑫


应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邀请，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于1月14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作题为《和平文化与对话文明》的学术报告。

杜维明教授认为，文明与文明之间是不冲突的，只有无知与无知才一定会存在冲突，只有对话，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尊重信赖，才能互相参照，“仇必和而解”。会后，杜维明教授就目前中国关于儒学的争论问题与听众展开了交流。


杜维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目前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华南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1年应联合国秘书长邀请，参加“文明对话”顾问委员会。主要著作有：《中与庸》、《王阳明的青年时代》、《仁与修身》、《道学政》、《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等。多年来，杜维明教授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反思等研究，被誉为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


儒学是不是宗教不重要


对于目前中国关于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问题的争论，杜维明教授认为，这样的争论本身意义不大。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问题。

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在印尼有100多万的华人，他们把儒学中原有的一部分放大，而做成一个新的宗教。因为在印尼，结婚是一定要在教堂里举行的，而没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华人，他们因此认为儒学就是宗教。在香港，汤恩佳也成立了一个孔教会；新加坡也有把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放在一起的雕像。

杜维明教授说，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终极关怀。它所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权利、名誉、事业等等，而是人的永恒价值。


蒋庆背后的“中国问题意识”


当被问到对最近中国大陆著名儒家学者蒋庆先生提出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要把儒教定为“国教”的问题时，杜维明教授说，他首先很欣赏也很佩服蒋庆近几年来的努力。蒋庆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也曾经去过蒋庆在贵州的阳明精舍参观过。把儒教定为“国教”，近代的康有为也有这样的说法，当然现在大家对这段历史都已经很熟悉了。

他说，蒋庆要把儒教定为国教的提法明显是走极端了，目前甚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具备这种条件，甚至可能没有这种必要。但是，必须看到蒋庆先生构想背后的“中国问题意识”，中国大陆儒学的现状是处于一种比较边缘的地位，如果要从文化的角度来了解中国，了解华人社会，复兴儒学，让儒学参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都是必需的，因为文化是多元的。

杜维明教授认为蒋庆先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践行者，要客观评价蒋庆先生，我们不能简单看到他说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要看他正在实践什么———蒋庆先生近几年来在贵州办书院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中国许多地方许多人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从民间做起，用自己的实践一点一滴去实现儒者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这样的事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急于走极端，因为这样会很容易造成公众对儒学的误解”。

在讨论中有听众问到，对于现在蒋庆重建儒学的构想中提到要在民间成立类似“佛教协会”的民间“儒家协会”的想法，杜维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能不能成立像“佛教协会”这样的“儒教协会”团体，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至于它能否成立进入操作阶段，由于他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还是特别了解，因此他认为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他说，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有一种现象是值得我们现在忧虑的。杜维明教授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目前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是值得我们担忧的。我们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另外价值的领域是比较稀少的。我们突出的价值领域多半是在经济和政治。比如在海外，如果把一些中文的报纸跟日文的、英文的、甚至印度的报纸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报纸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评论的水平要比中文报纸高得多。日本的报纸每天都有文化评论，都有深刻的社会反思。

因为对国内的情况不熟悉，他举了海外也包括香港台湾在内报纸的例子，在海外，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报纸，讨论最多的是娱乐、电影明星，而且报纸做得非常花哨。如果剔出报纸里面的娱乐、歌星明星、还有那些没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新闻，跟文化有关系的讨论就非常非常少了。从长远来看是值得忧虑的。

杜维明教授强调，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不少在实践推广儒学的学者，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他们都是“有感而发”，他们意识到中国社会现在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他们的实践乃至于构想不过是希望为中国未来社会的建设提供一种路径选择而已。


从民间挖掘传统精神资源


因此，杜维明教授认为，如果我们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必须从民间开始做起。

当然，并不是一定要类似于佛教有“佛教协会”一样，儒家要发展就一定要成立“儒教协会”。杜维明教授说他自己不是佛家弟子，但他认为，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佛教在文化中国要有一个极大的发展。当然，基督教也是一样的。在解释为什么佛教要在中国发展时他指出，佛教虽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是佛教自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后，经过上千年时间在中国生根、发展，又从中国开始逐渐影响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值得珍惜的。

杜维明教授说，在五四时代，我们要“科学”、“民主”，要现代化，要全盘西化，这样不自觉把中国所有的精神资源都丢光了。在五四时代对儒家的批评非常猛烈，比如“打倒孔家店”，把佛教当作“迷信”等等。这种判断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回过头去看，我们应该明确，文化中国的建设需要我们把所有的传统精神资源全部挖掘开发出来。

接着，杜维明教授用台湾发展的经验说明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意义所在。

台湾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的同时民间佛教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台湾的佛教的影响力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亲民党，如果没有佛教的支持，他们是不可能会被选上的。在1999年的在“9·21大地震”发生当晚，灾区的居民都发现到，最先到达灾区，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是属于民间组织的义工。最先将救灾物资送到灾区的，也是民间提供的。还有灾区的重建、灾民的心理康复和文物的抢救等等，走在最前头的，无不是民间的团体。台湾民间组织的强大力量，在“9·21大地震”中，显露无遗。在这些民间团体之中脱颖而出的，则是大家所熟悉的慈济功德会。甚至有报道说，由于慈济做得太好了，为了抢回一点面子，负责为灾民兴建部分临时住屋的台湾军方，还下令要士兵们日夜赶工，赶在慈济人的前头，将简易屋建好。

慈济功德会这个由证严法师创立的佛教慈善组织提供了总经费近两亿美元的救灾服务，从衣、食、住的物质需要，到身心的安抚与医疗以及教育，可说是一应俱全。而毫无疑问，慈济所积极推广、宣导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以及慈济采纳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的简单管理原则以及每个加入慈济者都必须遵守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不赌博、不投机取巧；遵守交通规则；孝顺父母、调合声色；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等等，所有这些，在杜维明教授看来，都可以在未来中国成为难得的精神资源。


中国应有更多“儒商”


最后，杜维明教授在提到中国大陆儒学未来发展的前景时，他说，现在关键是要有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推广和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当中来，要有更多的“儒商”。

杜维明教授强调，不仅仅是儒学，事实上，中国现在的学术现状是比较让人担忧的。他说他有一个不是很成熟的概括，那就是中国的学术处于一种被“威逼利诱”的状态当中。学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儒学的推广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资金，一切都是空谈。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也产生了众多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能够更多加入到推广和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当中来，那么甚至在短时间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成效。比如象此次的广东学术论坛，就很有意义，如果有企业家的经济支持，这样的事情就更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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