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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政老师的教学实践，其实就是“读经教育”理念在数理教学方面成功的运用。 至此，“读经教育”理念已经非常丰满，不仅限于国学、外语教学、音乐艺术以及数理教学领域都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张政老师以及张方老师表示将积极加入“读经教育”的行列。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贡献力量。


神童之父走过的路

本文摘自1992年2月25日《现代家庭报》   钱海文


（一)

1987年，上海。

一个叫张方的小男孩使教育界震惊。他，才13岁，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他所在的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长王乾德躬身问小张方：“是谁教你的？”

张方告诉他：“是父亲。”

他父亲——张政，当时在一所中学当一名领49元月薪的清洁工。

7年以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史坦利教授来到上海，对精选的21名青少年进行SAT（学术才能测验)。在美国，该项测验对象是17岁高校应考生，获单科700分以上者，属学术才能超常者，其档案将储入联邦科学院电脑。然而，在上海，一个名叫朱威的小男孩轻而易举考到780分，获第一名，正好也是13岁。同时，朱威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朱威的启蒙教师，又是张政。

获SAT第二名的是张政同事之子。

张政其人被照上神秘的灵光。


（二)

张政确实当过教师。1959年9月17日，张政“与女生谈恋爱”，先是劳教，后又被判刑。刑满后，高等法院才发觉是错判。但等待他的却不是欢笑而是眼泪——文革开始了，他失业了。

张方降生时，他的父亲张政正在摆地摊、在吆喝、在四下张望有没戴红袖章的人走过来，也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神童”之父。著名作家理由曾写一篇《访神童》的报告文学，其中一章专写张方，写他如何被同学追打欺凌，标题即为“泪花闪闪”。

无数次闪闪泪花终于唤起张政的护犊之情。他决定让张方留在家中，闭门不出，靠《春秋》、《史记》中的历史故事，靠《孙子兵法》中的哲理来打发儿子的时间。

去代课的机会很少，一旦有，张政总是带着张方，让他在听课的同时，也让他知道：他父亲除了是个小贩、清洁工外，还有个“人民教师”的形象。

转机恰恰源于张政代课时“拣”到的一份资料。这是一份美国科学院教育处霍尔姆兹儿童教育会议文件总汇，执笔者是“世界级”教育专家本杰明·S·布卢姆。布卢姆在《教育过程》一文中认为：只要选择恰当的途径，即可把艰深的、包括高等数学的内容向儿童“下放”。

一个令张政再次不“安份”的念头产生了：反正儿子无法接受常规的课堂教育，与阳关大道无缘，何不独辟蹊径呢？

他发现：传统教育都强调传播知识为主，如果转而以开发智力为主，那将会怎样？

传统教材是按学科发展历史顺序来“循序渐进”的，结果导致中学毕业也只学到中世纪数学水平，这样的“循序渐进”是不是科学？张政本人学贯数、理、化。他试图按某一主线，将这三门学科贯通起来。他很珍惜儿子的天性。他觉得所谓“人才”，首先是“人”，而后才能成“才”。那么，如何不逆儿童天性，而把艰深的概念、复杂的方法教给儿童，使其耳聪目明呢？

他，耐下心来，一一做了尝试。

1977年，恢复高考。张政写信给上海科大，请他们派人来考考张方。其实，他也想考考自己：那条“恰当的途径”是否已在脚下？

上海科大来了位姓叶的女教师。结果，张方的答卷让她吃了一惊：数学，张方已具有大学一年级水平。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13岁的张方成为上海籍首批学员。


（三)

就在这时，历史在他身后悄悄地翻过了他当清洁工、小贩的那一页，现在他的身份是：人民教师、实验班理科组组长，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围墙中占居一间教室。

学生：6~7岁儿童，就近招收。

智商测定：基本属常态儿童。

如果实验成功，他们将在6~8年时间内，完成12年（当时普教学制)中小学全部课程，并进入理工科大学深造，在20岁时，他们将比常人提前进入最佳创造发明期。

张政开始亲自刻蜡纸、摇油印机，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他“制造神童”的“秘方”。

“秘方”告诉人们：智慧的开启，使儿童变得聪明，胜于知识的传授，“神童”不在于他已经超常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他超常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即：培养儿童逻辑思维能力。

编写教材的顺序，张政抛弃了按学科发展历史先后顺序的做法，而是按儿童的逻辑思维发展能力。如在一步完成演绎推理的求解题中，原来一年级算术中的1+2，“进化”为代数中的a+2a，或三角函数中的Sina+2Sina；原来一年级就要求求解的应用题，从析题到解题需要二至三步推算，他使之“隐退”到后期。

张政打破数、理、化之间的学科界限，他在教三角函数时，物理就跟上力的三角解析；物理讲了定量、面积的度量，数学就跟上小数运算；代数讲比值，化学就跟上分子式运算……

经常引起张政反感的，是传统教材中常让儿童去计算生产队亩产，工厂生产率。他觉得教育要与时代同步，就要让儿童接受现代、至少是近代科学概念。他不教单纯的二十以内的四则运算，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学会，他的基础训练就是要儿童走进现代科学的王国。于是，在他编的教材中，出现了他周围的人听不懂，或者从不敢道给儿童听的概念，如：线性规划、网络矩阵、拓扑变换。

——线性规划启蒙。他出的题是：林晓有1角4分钱，铅笔4分一支，橡皮2分一块，有几种买法？答案用座标来表示。

——网络矩阵启蒙。图中A、B、C三点之间有多条单向通道，要求学生将这些通道储存在矩阵中。

——拓扑启蒙。一个立体几何图形，要求学生从一个特定视角，将其画在平面图上。

在二年级物理课上，张政就开始讲到重心、支点这类抽象概念。他画了几张画，通过画来提问：“杂技演员走钢丝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鸭子被赶时为什么会跌跤？恐龙的尾巴和头颈为何一样长？学生们居然都听懂了。

张政把他编的教材命名为《儿童高等理科教材》——既符合儿童心理，又属“高深”的学科范畴。

然而，一些家长却被他这一“高深”吓坏了：“会不会教出个书呆子？”

张政告诉他们，他开发的是儿童智慧，教的是方法，不需要死记硬背。孩子聪明了，自有办法花比别人少的精力来达到目的。所以一张化学元素表，张政竟让他们编成儿歌来“唱背”。

儿童的精力并未达到“超负荷”。二年级，实验班在年举行的普通话、汉语拼音、智力竞赛中都获第一，就连拔河比赛也毫不相让，摘取桂冠。

五年以后，实验班参加全市初中毕业生统考，结果，平均成绩为：数学84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发散性思维”，对比测试，实验班儿童的思维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与高二优生相仿。

1984年，上海市政府教卫办决定：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理科实验班”作为“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改革”科研项目，由上海师大教科所接管，评估进一步整体化，系统化。

1985年，该班学生朱威等三人（13岁)考进交通大学。

同年，在该班基础上，一座学制八年、中小学一贯制的上海实验学校开始破土动工。

张政又一次获得成功。

1985年11月5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有位著名的专家称赞这项实验“取的了战略性的突破”，使大家看到了我国“未来学校”的一种模式。

张政——这位“神童之父”，在慢长的岁月中所走过的道路，的确如布卢姆所预言的那样，是一条“恰当的途径”，并且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惊喜的路标。
－－－－－－－－－－－“神童”教育：小学二年级就会微积分

新闻午报　 2006-08-11 10:29:07

http://web.xwwb。com/wbnews.php?db=9&thisid=64018

"教出一个又一个“神童”的张政心中最难过的是自己的儿子———当年名噪一时的“小神童”张方至今无业，只能“子承父业”以做家教为生。据悉，张方大学毕业后被调到南京一家化工厂，专业不对口、人际关系复杂使得张方没多久就辞职回到了上海，此后就一直没有再工作。张政认为，张方虽然聪明，但是由于踏入社会时年龄太小，人际交往和社会经验不丰富，导致后来生活、事业一直不能如意。 "
－－－－－－－－－－－

20年了，结果呢？培养了几个陈景润，几个钱学森……？

开发了智力，能用在社会生活与服务上么？还是单纯为了培养年轻的科学家？
这些孩子对人体自身了解多少？与社会关系了解多少？对礼仪品德常态了解多少？

中国的教育太功利了！它的目的只是培养“聪明人”，于是——

打车时，“聪明人”会自然地站在其他打车人的前面；
在国外无人看管的超市，会有“聪明人”撕下廉价商品的标签贴到贵的商品上；
堵车时，会有“聪明人”能干地强行“闪”入车队中间；
公交车上，“聪明人”会适时地睡着，很合理地看不见老弱病残孕；
“聪明人”还会方便地将痰吐地公共场所的地上，而不是他家里的地板上；
“聪明人”可以在高考中拿很高的分，而无法独自从考场回家；
“聪明人”可以考上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而为母亲不能随行在侧服侍而自杀；
“聪明人”可以一掷千金讨好女友而忘了那钱是父母血汗所换；
刀笔精通的“聪明人”可能不知道“对不起”、“谢谢”该在何进何地对何人说；
“聪明人”还可能对父母的关爱大呼小叫，而对洋流浪者的无礼低眉顺眼；
还有的“聪明人”凭父母千辛万苦供读的高学历，随意在钞票前脱下最后一件衣裳；
还有“聪明人”在利忍刺向同伴后，对着公检法说“我下次不敢了，让我回家”；
“聪明人”竟然还能拿着博士学历被人再三骗卖；
……

中国的教育能将中国的未来引向什么境地，谁知道？
－－－－－－－－－－－看来孩子接受能力强的无法想象，以至于在教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孩子们学了东西将来去用其做什么。不过张政也就是开导儿童把青少年无法理解的东西记住。对于考试来说很管用，对于应用来说就难说了。说道底他和他的儿子也只是应试专用老师，应试的这些东西学的越多脑子越僵化思路越狭窄。还不如用这种方法教孩子玩周易呢。
－－－－－－－－－－－我没有看出“神童之父走过的路”一文与编者按得“读经教育”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