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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私塾:橙清對孔子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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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語出自《論語·顔淵》,是孔子教導顔淵之語。這裏首先涉及到的是對“禮”的認識:禮是違背人性的嗎?在儒學經典中,《禮記·樂記》中說:“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因此,“禮”是根據一個人的德與位所形成的本分與職責的不同,是要求每個位置之上的人各敬其業,這是使一個團體和國家,乃至天下,能夠有條不紊的關鍵所在,所以,《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在孔子學說的“禮樂政刑”之中,“禮樂”兩方面都屬於道德層面上的,它不是強制性的接受,而是靠人們的自覺遵守和公衆輿論的監督,當自覺遵守和輿論監督無效的時候,才會動用“政刑”的手段予以制裁。孔子在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時候,不是強制人們接受,因爲孔子既不是君王,也不是官長,孔子只是站在仁者的立場,告訴人們,怎樣才能使社會和諧穩定,從而使人們更能保障自己的安居樂業的正常生活。我們不會只要“法”而不要“禮”,等到人們犯法的時候就用法律加以制裁吧?孟子說,那叫做設置羅網陷阱讓百姓上當,不是仁者所爲。當一個社會不知道什麽該看、該聽、該說、該動的時候,不知道什麽不該看、不該聽、不該說、不該動的時候,也就必然是社會混亂腐敗的時候,可是,我們現在常見的是,該看的不看,不該看的偏看;該聽的不聽,不該聽的偏聽;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亂說;該動的不動,不該動的也動。我們現在不正是需要複興“禮”的時候嗎?當“禮”複興起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國家民族和平安定的“和諧社會”到來的時候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語出自《論語•裏仁》,孔子所說。大家對此句常有的誤解是,好象孔子在此是在貶低小人、否定利。事實果然如此嗎?我們來看看,什麽叫“義”?什麽叫“利”?朱子說:“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說的“天理”,相當於孔子所說的“天道”,《禮記•樂記》中記載,孔子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沒有私心的好惡,便是無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們總不能說我喜歡的就說是對的、不喜歡的就是錯的嗎?“天理之所宜”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君子,不管是自己喜歡不喜歡,只要是符合道義的時候,符合仁義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歡也不能做。什麽叫“君子”?什麽叫“小人”?程子說:“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爲利所動,能夠見利而先思義,便是君子;見利而忘義,拋棄人生原則,便是小人。那麽,請問,誰喜歡與這樣的小人一起做事交朋友呢?貶低這樣的小人,而提倡人們學習著去做個君子,不是要害人害社會,而正是要有益於人有益於社會。那麽,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傳》中說“利者,義之和也。”只要我們能盡職盡責地按照自強不息的精神去做事了,那麽,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們活得心情舒暢、問心無愧,而不是富貴。富貴不是人們想求就必然能夠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後就永遠能擁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卻應該提倡做好此時此刻該做、能做的事。
-----------18、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語出自《論語•子張》,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說的。意思是說:“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廣泛地去學習以求更好;學習學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給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說過,“學而時習之”,出仕是“時習之”的途徑之一,也就是把所學的、所修的東西應用到從政的實踐之中,但是,修身學習是無止境的,從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也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還說過,沒有修養好就讓人去做官,是“賊夫人之子”,也就是說,不學習就做官是害人害己的事情。另外一種解釋是,把“優”解釋爲“有閑暇”,那麽,做官以後有閑暇就應該再學習,學習得能夠遊刃有餘了就可以做官。這樣也能講得通。按照這兩種講法,都沒有什麽問題,人們爲什麽把此語看作是儒學的弊病呢?原因在於在文革之中我們把此語看作是宣傳“讀書做官論”。“讀書做官”被認爲是弊病,是反動言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一是當時把做官看成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可是,莫非我們要中國幾千年的古人都不要去做官嗎?所有做官的都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嗎?二是人們誤認爲孔子培養弟子去做官,是鼓勵弟子追求功名利祿,可是,只要我們翻一翻《論語》就可以知道,孔子向來反對追求功名利祿,而是主張做官必須“惠民”。三是人們認爲孔子提倡“學而優則仕”是歧視“勞動人民”,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弟子是“有教無類”的,而且培養的是道德修養,而不是把技能、智慧放在第一位,培養的是君子人格,從來沒有根據金錢、地位或職業來判斷道德修養的高低。四是因爲“學而優則仕”是與“科舉”或相當於科舉的選拔制度相適應的,近代以來廢除了科舉制,官員的選拔不僅與“學而優”無關,而且也與西方的選舉制度無關,如果再強調“學而優則仕”便會影響到官員任命的合法性,但是,如今,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官員的選拔與管理應該走上正常的軌道了,再批判此說,顯然不應該了。五是認爲我們現在的教育目的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雖然說還是要提高學生素質,但是,學生畢業卻不再與做官從政有任何直接關聯,所以就誤認爲孔子之說不適合於現在的教育了,不過,我們要知道,孔子在此主張的道德修養好了,既可以做官,也可不做官,關鍵在於培養做人與做事的素質,這是任何時代的教育都適用的
-----------4、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此言出自《論語•季氏》,全文如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對此話的誤解,原因就更複雜了,甚至可以說對每一個詞語,我們可能都會産生誤解或者曲解。那麽,怎麽才算正確理解呢?按照華夏文化的整體精神,按照“六經”的原則來理解,才能算正確。什麽叫“畏”?畏不是“畏懼”的意思,而是“敬畏”的意思,也就是謹慎小心地去對待,如果理解爲“畏懼”,那麽,君子也就成了膽小鬼了,也就成了奴才了,如果這樣,那還有什麽必要再去提倡君子之道呢?

爲什麽說“小人不知天命”?反過來說,如果能“知天命”也就不一定是小人了。我們今天常常認爲,只要我們努力,只要我們追求,就一定能夠得到,事實果然如此嗎?有些人想死卻不一定死得了,有些人不想死卻死了;有些人想富貴卻一直不得志,不想富貴卻得到了富貴;我們想勝過天地自然,我們真的戰勝了颶風、地震、旱澇災害了嗎?在天道、地道和人道之中,人道只占三分之一,所以,順應天地之道然後爲人類造福才是正道,人類把自己淩駕於天地之上,最終結果是災難的降臨。所以,敬畏天命,也就是敬畏天道、地道,去靠自我的自強不息來加強自我的免疫力,去小心謹慎地對待天地自然來增強自我的適應能力,這才是正道。在天地人之中,人所能做到的,是道與德的修養,其中包括了心靈的解脫、心靈的誠正,要想戰勝天地自然,無異於螳臂當車、蚍蜉撼樹。

爲什麽要敬畏“大人”?“大人”與“君子”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兩者都是有仁有智的人,但是,“大人”不僅有仁有智,還要有“位”,這可以從《周易》中的“君子”與“大人”的用法上得到證明。爲了自身的利益或欲望滿足,而不把仁智兼備的官員放在眼裏,無視政府、藐視官員,那是自取滅亡。莫非我們在“大人”面前無所作爲了嗎?當然不是,儒學絕不是培養奴性的學說。只有符合道義的官員,才能叫做“大人”,因此,敬畏大人所敬畏的不是其官位,更不是官員本身,而是其仁其智。對於仁智不全的官員,君子要去輔佐、幫助,成人之美,而不是去貶低、侮辱,更不是去咒罵;對於根本不講仁德的官員,君子要用自己的仁與智去教化他、影響他,教化和影響不起作用,就用“政”與“刑”去罷免、除掉他。《論語•裏仁》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是這個意思。

爲什麽要敬畏“聖人之言”?沒有一位聖人是靠自己能封得起來的,也不是靠政治力量所能封得起來的,那是靠自我的道德言行而被後人認可的。所有的聖人,都是有益於民衆,有益於民族的非凡人物,不是因爲他們的地位高,更不是因爲他們在財物上的富裕,而是道德修養的崇高。因此,聖人之言是經國濟世之言,是公正無私之言,若非如此,不會流傳於世而長久不滅,也不足以稱之爲聖人之言。這樣說來,敬畏聖人之言,不是敬畏聖人這個人物,而是敬畏聖人的道德修養,而是敬畏聖人之言所體現出來的道義。人們會反駁說:難道聖人之言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嗎?我們難道就用聖人之言來束縛人們的思想嗎?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言論,就不能稱爲聖人之言,那是經過千年甚至數千年過濾、沈澱之後的言論,而不是聖人的所有言論;能稱之爲聖人之言的言論,都是講做人做事原則的,而不是講具體的方法的,而且是言簡意賅、內涵豐富的言論,我們從中可以感悟、體會、學習到許許多多的智慧和道理,那是給我們指方向的,路還要我們每個人自己去走,思考和應用它還要靠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心與身體。《荀子》說:“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我們從聖人之言中受到的啓迪,就好比得到了點鐵成金的方法,我們爲什麽要拒絕
-----------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語出自《論語•顔淵》,原文是:“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意思是說:齊景公向孔子詢問治國的事情。孔子回答說:“君王盡君王的責任,臣子盡臣子的責任,父母盡父母的責任,子女盡子女的責任。”齊景公說:“說得好!如果真的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臣子不盡臣子的責任,父母不盡父母的責任,子女不盡子女的責任,即使有糧食,我能吃得到嗎?”

在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一是這裏的君臣父子是四類人的象徵性名詞,而不是說君就是“封建皇帝”、臣就是“封建官僚”、父就是“封建家長”、子就是“孝子賢孫”。從古到今、從中到外,只要是處在國家最高地位上的那個人就是“君”,擁有治理國家的權力而處於君王之下的人就是“臣”,所有家庭中已經有了子女的父母都是“父”,還有父母在世的子女都是“子”。不要認爲現在、外國就沒有“君臣父子”,何時何地都有。二是這裏所講的是四種人的責任與義務,而這種責任與義務又是落實在個人修養上的,絕不是說“君”就要專制,“臣”就要服從,“父”就要威嚴,“子”就要孝順。無論是誰處在君王的位置上,都要按照君王的原則去做,君王什麽原則?就是要效法天地之道,仁民愛物,要把民衆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國家社稷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無論是誰處在臣子的位置上,都要盡職盡責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根據道義來爲君王做事,爲民衆做事,爲國家做事,君王有錯誤必須根據道義加以勸諫,君王的命令是正確的就必須根據道義去執行好,以真誠和端正之心來對待天下、民衆、國家、君王。父母要盡父母的職責,仁慈而又對子女負責;子女要盡子女的職責,孝敬而又真誠。由此,我們可以說,儒學恰恰教導的就是要人們做好自己的事,敬自己的業,守自己的位,盡自己的本分,而且這種教導所要求的是個人的自我修養,而不是先去責備別人。我們難道有誰會主張君、臣、父、子應該不盡職責和義務嗎?對孔子此說持有疑義的朋友可以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們爲什麽非要把我們幾千年來所尊敬的聖人言辭往壞處去理解呢?要是真的那麽理解,那麽,真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了。
-----------11、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語出自《論語•裏仁》,是孔子所說。所說的意思是,君子爲了道德仁義可以志在四方,而不把自己僅僅局限在故土之上,修養不夠的人卻只顧留戀鄉土而不知推行道義;君子敬畏國家的法律政令,避免因爲違背道德仁義而身遭刑戮,造成對父母的不孝,對親人的傷害,修養不夠的人卻只考慮是否有利可圖。人們對此容易産生的誤解是,認爲孔子在此是否定或貶低“小人”的“懷土”、“壞惠”,其實,知道孔子學說的根本精神以後,我們就可以理解,孔子幷非要否定、貶低“懷土”、“懷惠”,而是要鼓勵人們有遠大的志向,遵守道義的原則。有道德修養的人,可以隨遇而安,目的是爲了提高道德修養。他們重視對故土的熱愛,但是,不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故土上。做事的時候,考慮的是是否符合道德,而不是以鄰爲壑、損人利己。他們尊重國家法律法規,因而不會去做違法犯罪的事情。但是,他們幷不是畏懼法律,更不是因爲畏懼法律而連正義的事情也不做。缺乏修養的人,依戀故土,把自己緊緊拴在個人的小家庭之中,即使道義需要他離開故土的時候,他們也不願離開故土半步。他們爲了自己而生存,即使做了官,也只是求爲故鄉謀利益,卻不管是否符合道德。歸根結底,都是一種自私的表現,只是自私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他們對待事情的看法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是否能從中得到好處,卻不管是否符合道義、是否違背法律。如果不能從中得到好處的事,即使符合道義的也不做
-----------45,孔子學說是要人做“順民”嗎?
某甲讀《論語》讀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對我說:“要是按孔子這個說法去做,老百姓就整天什麽也不敢想,什麽也不敢做了,只能當順民,所以,我反對孔子學說!”我笑著問他:“那些短命的人是不是自己想死呢?那些自己理想沒有實現的人是不是不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呢?”某甲說:“那些自殺的人是自己想死,理想無法實現的人也有現實因素,不能說都是因爲天命吧?”我說:“孔子幷沒有說讓人完全相信天命,然後就認命,他說的是:‘盡人事,聽天命。’說的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某甲說:“畏大人,是讓我們害怕當官的,那麽,我們不就都成了膽小鬼和奴才了嗎?這不是讓我們老百姓都做順民嗎?”我說:“大人與官員、君子是不一樣的,大人是指有德才又有權位的人,官員是有權位卻不一定有德才的人,君子是有德才卻不一定有權位的人。孔子說要敬畏大人,而不說敬畏官員,也就很清楚了。”某甲說:“畏不是指畏懼嗎?”我說:“有德才的人,是自然而具有一種威嚴,但不是使人畏懼。而且百姓只要不違法,對大人還有什麽畏懼的呢?”某甲說:“要是我們敬畏聖人之言,那麽,我們還敢說話嗎?”我說:“聖人之言幷不是自己我們敬畏,而是憑著一顆仁愛之心告訴我們怎樣做人做得更好,怎樣做事做得更好;聖人不是要用他們的言論堵住我們的口,而是在啓發我們。即使我們不接受聖人之言,聖人也無法強迫我們,也不會強迫我們,有什麽可畏懼的呢?”某甲說:“如果我們不敬畏聖人之言,是不是犯罪呢?”我說:“聖人之言不是法律,而是道德教誨。法律是靠強制來執行的,道德教誨是個人自覺的行爲。如果我們不敬畏聖人之言,對聖人沒有什麽損害,受損害的是我們自己。”
-----------53.孔子學說不重視物質生活嗎?
大家都聽說過“安貧樂道”、“孔顔樂處”的話,都知道“君子謀道不謀食”,還有知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於是,有人認爲孔子不重視物質生活,好像孔子就是要人們守住貧窮,去談空洞的道,難道“道”能當飯吃嗎?老百姓都餓死了,要“道”有什麽用?因此,有人說,中國物質科學沒有發展起來,罪魁禍首就是孔子學說!如果這樣說,那麽,對孔子的誤解實在是太深了!“貧而樂”是一種心態,如果一個人能在暫時的貧苦之中不失骨氣,不會氣餒,那麽,富貴的時候也就不會失禮,也不會患得患失而生活在苦惱之中。“樂道”是樂于空談大道嗎?道是用來行走的,不是用來空談的。以道而行,則自強不息;能自強不息,“食”的獲得也就在其中了,大家都把心態調整得快樂起來,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了,那不是人生的最大快樂和保障嗎?貧窮靠什麽來改變?不是靠哀嘆怨恨來改變,而是靠我們的工作來改變;不能靠歪門邪道來改變,而要靠符合道義的方式來改變。我們想要富貴就必然富貴嗎?一旦我們擁有了富貴,就一定能保持得住嗎?不管是貧窮還是富貴,我們首先是一個“人”,不能失去的是人的修養、人的尊嚴!孔子是在什麽情況下說“去食”的?《論語》中說:“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這裏,先講的平時的情況,要先使人們有足夠的衣食保障人們的生存,其次使國家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障國家的安全穩定。但是,天下總不是沒有特殊情況的,在迫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在軍事力量和衣食兩者之中應該先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二位;再遇到特殊情況而不得不加以選擇,那麽,首先選擇做人的尊嚴,其次才是衣食問題。怎麽做到保持做人的尊嚴?不爲衣食而去奴顔婢膝、欺詐虛僞、燒殺搶掠、以鄰爲壑,就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在窮困不得志的情況下也要堅持做人的尊嚴,而不能像洪水一樣四處泛濫,無所約束。衣食無憂之後,人們應該去做什麽?是去致力於社會的和諧安定,還是致力於yin逸奢侈?
-----------孔子只對學生講“詩書禮樂”而不講《易經》、《春秋》嗎?
《易經》和《春秋》都是孔子晚年整理的經書,《易經》體現著孔子所得天地之道的最高境界,雖然其中也有對人道的表達,但是,其中所體現的是從天地之道推導出人道;《春秋》體現著孔子在政治理想方面的最高境界,雖然其中也有對天地之道的表達,但是,所側重的是人道。因此,這兩部經體現的是孔子學說的最高境界。孔子弟子三千,固然不是全都接受過《易經》和《春秋》,因爲當初孔子幷非對所有弟子都講這兩部經,孔子說過,“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矣”;而且前期的弟子也無法學習這兩部經,因爲當時至少《春秋》還沒有編訂出來。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說過,“精通六藝者七十”,《論語》中說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矣”;我們應該知道,孔子弟子子夏在西河講經的時候,有全部的六經;我們應該知道,“六經”之中除了《樂經》之外,都有直接的傳承源流;我們應該知道,如果沒有孔子講解《易經》,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易傳》中不會出現孔子與弟子子貢(贛)等人的對話,更不會有現在通行本的《易傳》;我們應該知道,如果孔子沒有講解《春秋》,那麽,《公羊傳》無法將“子夏之徒不敢贊一辭”的《春秋》“微言大義”解說出來,那簡單得幾乎無法再簡單的《春秋》“書法”就只能像謎語一樣存在。我們更應該知道,如果我們否定了孔子講解過《易經》、《春秋》這個說法,那就是我們在人爲地貶低孔子學說所達到的最高境界,從而使華夏文化的主幹無法得到華夏民族的認可,那將是我們自毀華夏文化棟梁的做法。假如華夏文化之中沒有棟梁,那麽,我們沒有什麽可說的,但是,如果華夏文化本來就有非常堅固的棟梁,我們自己卻不認可,甚至自己去毀掉它,那就是我們對華夏民族乃至人類所犯下的罪行了。
-----------2,孔子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嗎?
只要我們自己去翻開“四書”、“六經”讀一讀,我們就可以知道,其中完全體現了“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原則。孔子編訂的“六經”是孔子之前的聖賢們的修身、治國之道和事蹟,因此,孔子是一個“傳道者”,是“天之木鐸”,傳道的目的是讓當時以及後世的執政者把天下治理好,最終使國泰民安;孔子站在“道”的高度來稱道前代聖王賢哲,告誡當時以及後世的執政者,貶低那些不能仁民愛物的任何階層的人。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從來沒有對當時的執政者違背原則地阿諛奉承,始終堅持“名正言順”,而且有意地在“滔滔之世”中推行仁義道德,救民於水火。因爲孔子站在“道”的高度看問題,所以,孔子學說對有道者加以讚美,號召後世執政者效法;對無道者加以貶斥,希望後世執政者引以爲戒。所以,孔子不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而是站在“統治階級”之上來做“帝王之師”,是超越具體的現實政權來“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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