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儒家那里，君臣之类的关系，并非鼓吹不平等，而是强调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要各尽职分或本分。尤其在孟子那里，君臣关系更急转直下为人格意义上的对等。试问，在君主面前，孔孟二儒，何奴才之有？


“社稷亦为民而立”
作者：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孔子》上映，引来对孔子的热议。朋友应约写过评论，电话聊及时，彼此有差异。于是建议我看电影，也写下自己的看法。不过，看《孔子》不若看孔子，《论语》可以读，电影就不必了。去年暑假，也的确把以前翻过的《论语》通读一过，所谓“读新书不如温旧业”，尽管未必常温。半年过去，我犹记当时读书的感觉，如借用太史公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和朋友通电话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历代帝王总是尊孔？朋友自有他的解释，我很认同；但尊孔原因非一，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孔子即儒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当然，如果细绎，孔子本人“人本”倾向大于“民本”，孔子更关心的是教人如何成仁，当然不是后来蒋中正意义上的“不成功便成仁”。成仁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并且是如何活。由孔及孟，儒家的“民本”倾向方才格外突出。我以为，历代帝王之所以看上孔子，便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民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

也许，这就是孔门不幸。到了20世纪，孔子成了靶子，批孔成了潮流。批孔的始作俑者，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自《新青年》始，一个世纪的批孔，往往是和反封建、反专制联系起来：“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孔教不但为旧政治背黑锅，而且“为了倡导民主，我们必须反对儒学”，在新文化那里，儒学更直接成了民主的对立面。

帝王专制要利用儒学撑门面，那么，专制政治的账是否应该算在儒学的头上？儒学本身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不专制的一个，至少法家学说要比儒家更专制，而且也是它直接促成了以秦王朝为开端的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新青年》反专制不批法而批儒，不能不说是认知之误，它进入了历代(包括当时)统治者崇儒表象的误区。先秦儒家立足“民本”自不待言，法家学说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君本”。韩非说得清楚：“法者，王之本也”，君王制定法则，原本就是用来统驭下民的。历代统治者深得法家之真谛，但标举的却是儒家，何也？欺人耳目也。儒表法里，是历代帝王的统治诀。任何统治首先都必须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偏偏法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它恰恰又是儒家在政治上的用力。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故，历代帝王以儒为表或标榜于儒，不过是为自己的权力正名。至于统治者利用孔儒“必也正名乎”，且不得不利用，这非但不能构成儒家的罪过，反而昭示了它本身的正面性。尽管统治者的崇儒可以是欺骗的，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何欺之有？结果，《新青年》只顾揪着专制欺骗的外衣，却溜掉了专制不欺骗的身子。

更离奇的是，《新青年》居然可以把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学与民主对立，岂不知一笔写不出两个民。固然，民本非民主，但，此民亦彼民。一个学说既以民和民本为旨归，即使它可能非民主，但也绝不会反民主。何况从民本到民主，有一种内在逻辑贯通，并非遥不可及，我们似乎只能说“虽不中，亦不远矣”。进而言，在我个人的阅读中，至少我自己确实从原始儒家那里感受到原始民主的胚芽，像向为我们所诟病的宋儒，也即我们常说的孔教或孔家店，其中亦有古代民主的阐释空间。朱熹在集注孟子时，针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清楚地表述为“社稷亦为民而立”。请问，在国家建构的理念上，在君、民与社稷的价值排序中，这是民主还是君主？我们固不必把古代民主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等同划一，更不必以古代民主抵挡现代民主，但又何至于把带有民本乃至民主意味的儒家作为现代民主的死敌？颇富历史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那些被称为“四小龙”的国家与地区，既宪政又民主，但它们不但不反儒，反而崇儒。相反，按照《新青年》以彻底反儒的逻辑追求民主，是否追求到，那也只有让我们已经都看见的历史来回答了。

不看《孔子》谈孔子，我之所以抓住新文化运动不放，盖在那是一个世纪的反儒源头，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肃、框架依旧。当然，孔学不是没有它的缺陷，不是没有它的消极面，比如权力者可以借它打德治牌并用以拒斥法治。但，正如不用像《新青年》对它全盘否定一样，我今天亦无意对其全盘肯定。就儒学的丰富性而言，全盘的方式是可怕的，分析的态度则为其必要。我个人恰恰是基于自己的分析，觉得儒学在主体上不但可取，而且可佩；所以，我个人愿意在此表示，我很尊敬它。

附：就《社稷亦为民而立》答南都网友

作者：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社稷亦为民而立》发出后，南都网友有对我的批评(抑或骂)。比如第一条就指责我“你今天就是垃圾，你骨子里是个奴才，你到今天还在宣扬这套垃圾，说明你内心已经烂透了”。我不明白，今人何以对孔儒如此怨恨，以致我为儒家的正面性说了些话，就被视为垃圾。我当然理解，网友对孔儒的恨来自对专制的恨，但，孔儒和专制不是因果。尤其20世纪所形成的现代专制，更源自外而非源自儒。假如我们对现实不满，却拿古人(儒家)出气，更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古人身上，这，足以说明我们自己的无能。

从跟帖来看，视儒家为垃圾，大都因为孔子的君臣父子等级制：“儒家学说核心是礼制，就是用各种华美礼仪说教包装奴才式道德，方便维持旧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等级社会稳定。”这条跟帖，有知识上的问题存在。且不说我读孔子，只看到孔子教人如何做人，甚至是如何做君子，并没有看到一字一句教人如何做奴才。至于说到历为人所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囫囵。这里有两个君臣父子，前一个君臣父子，在孔子时代是一种已然的秩序，并非为孔子所创立。后一个君臣父子，不过是强调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即君仁臣忠。很显然，对这个既定的秩序来说，孔子表述的落点在后不在前。并且，君臣作为一种对待关系，并非仅仅是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其关系则反转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孟子)。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那里，君臣之类的关系，并非鼓吹不平等，而是强调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要各尽职分或本分。尤其在孟子那里，君臣关系更急转直下为人格意义上的对等。试问，在君主面前，孔孟二儒，何奴才之有？

就先秦君臣父子等级制言，突出强调其不平等的也是法家而非儒家。如商鞅：“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之义也。”在法家的“君臣之义”中，不会有儒家的“臣之视君如寇雠”。要说奴才，也只有在法家及法家所支撑的皇权专制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相反，一个人孔孟读得越多，他离奴才的距离就越远。当然，我不是一意回护儒家。儒家尤其到后来，的确也有等级制。但，等级是否就意味着不平等，至少这是两个不同质的问题。人类社会自其产生，永远是分为不同等级的，现代民主社会也不例外(社会分工就把白领和蓝领分成不同的等级)。所谓平等，正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等级而言，即在不同的等级之间，如何做到公平(而非把人的不同等级拉平)。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人的平等只能是法律平等。以此返观先秦，儒家顶着“礼制”的名头，好像最不平等；法家顶着“法制”的字样，好像与现代更靠近。其实，情形恰恰相反。

这是另一位网友的跟帖：“孔子思想最害人！中国之所以走不了法制社会这条路，就是因为这个孔老头……”遏制中国法制的因素，如果可以追溯传统，那也是法而不是儒。先秦儒家中有否法治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苛求古人，可以读读孟子的《尽心上》。这里我没有篇幅，不遑展开。但必须指出的是，法家的法和现代的法，因其能指相同，颇误导了一部分人，甚至是早年的胡适和不谙中国的哈耶克。法家固然主张法制，但，正如商鞅所言：“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法制所以制民，这是法家立法的初衷(与儒家的以民为本正相反)；故商鞅毫不掩饰地说：法者，“帝王之具也”。它不但与现代以保障权利为目的的法治顶针，而且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头脑里无不充斥着挥之不去的法家意识。因此，我想提醒这位网友，中国法治之难，难在秦始皇而不在孔夫子。


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只是在个人乃至私人意义上的一个孔子尊敬者(至少这是我的权利)。我反感当年《新青年》整体反对传统文化或儒文化的态度，那是典型的非古即今的二元对立思维；而且容不得不同意见，不合即骂(请看它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它不但开了一个世纪反孔反儒的头，同时更开了一个世纪不良文化风气的头。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五四新文化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肃、框架依旧”。恕我直率，我看到的某些跟帖，正印证了我的判断。我当然不在乎别人骂我什么奴才和垃圾，但我很为骂人者惜，更为这百年历史惜。因为，无论在文化态度、文化思维还是文化方式上，我们今天的某些文化习惯，与90年前的那个文化现象，实在太像了。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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