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除了前面说的“流氓”，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


祝东力 黄纪苏

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涉嫌抄袭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黄：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人都那样，既不是事实也不公道。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聊到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上世纪80年代学界的老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费孝通这拨儿。中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泽厚这拨儿。这两代总体上说为人比较本分，学风也相当严谨，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辈人中算是异数，但学术上仍是规矩中人。

学界青年是40末、50后这拨儿，尤其是50后，他们在“文革”中由少年儿童长大成人，其间不是钻窗就是翻墙，基本上没走过正门，没迈过正步。他们的人格特点是敢想敢干、无法无天，用我一个朋友(任继愈的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跟人打架时向对手做的自我介绍就是：“告诉你，‘文革’过来的，40岁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为时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儿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劲儿，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具体人得具体分析。我们胡同有位右派的儿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亚》什么的，特别“绅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实巴交的老大学生一代终归不同。

可以说，这拨儿“流氓”是“文革”留给市场经济的一份遗产，是乱世赠与变世的一份厚礼。离开这样的人格资源，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轰轰烈烈。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野性”这个词儿比较时髦，充满野性的半人半马作为社会转型的冲锋队或敢死队冲决罗网，别开生面，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积极意义不能抹杀，但副作用也是明摆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暂的治世，一晃而过。那十年可算得上当代风气的“黄金十年”(从民国史借个词儿)。体制基本上还是旧体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还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视。价值观也还没走到“英雄不问出处”、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时代精神还是在传统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边的标语全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在这样的体制和价值环境里，剽窃的事情并不多见。

祝：1985年之前学界剽窃抄袭的情况确实很少，就我了解的相关专业范围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和上世纪80年代初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这两本书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袭，但在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可以说寥寥无几。



1985年以后风气陡然一变。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记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饭厅门前西侧的阅报栏，看到贴出一张《光明日报》，大半个版都是某某担任主编的某编委会名单，还有这个编委会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书目，以翻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居多，大约有上百种，每本书都标有中译者姓名。我因为在哲学系读研，了解点情况，知道其中许多西方名著当时并无真正的所谓中文译者。那其实是跑马圈地，因为怕别人或别的出版社也要译同一本书，所以先随便安个译者名字，相当于现在的恶意抢注。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对这种“吃相”就很不屑。那个编委会的绝大多数人就是40末、50后。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

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黄：“黄金十年”里，青年学人跟在中老年师傅后面学徒，“老师”长“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着颇有古风。但听他们私下骂人话之纯正、下流话之地道，跟前辈学人大不一样，更别说传统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觉，等到青年学人学徒期满，正赶上社会大转型，什么下海潮、出国潮、寻宝热、特异功能热，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整个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又东倒西歪起来。青年学人骨子里的红卫兵也结束了冬眠，一跃而起，回老家似的走进新时代。市场新时代崇尚工具理性，讲究小投入高产出，最好不投入光产出。不择手段开始成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买，能加塞儿干嘛排队？“老实”、“厚道”、“本分”从此成了贬义词。

我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说到那一段时也感叹过：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说你“混球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当然，风气的影响不会搞绝对平均主义——每个青年都一样。“逍遥派”还在南窗下逍遥。而“造反派”听着窗外哪个同学一夜发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际，就近造他娘的学术规范、“资产阶级法权”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红卫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几岁，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别却非常明显。“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十七年体制的产物，就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说的驯服工具，忠诚可靠、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教加斯大林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性格。红卫兵－知青一代却不同，他们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样千年不遇的政治风暴，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乡”、进工厂或当兵，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如此。

对这一代学术思想界人物的特点，我以前也做过分析。与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相比——比如前边的“文革”前大学生、后边的60后学者，他们有更多的大抱负、大视野、大思想，同时又具备底层社会的经验和生存能力。他们的优点和优势非常明显，缺点和劣势也同样明显。这当然是两代人之间整体的、粗略的对比，不排除个别人的特殊情况。总之，红卫兵－知青一代知识分子获得独立的学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应该说，汪晖和朱学勤都属于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黄：这一代“小将”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复杂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多重视角，跟庙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们当然有短处，但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尽，更不是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三十岁还在学英语的承平时代学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网上青年嘲笑朱学勤英语不行的态度并不可取，有点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谁后面长了。

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身份，除了前面说的“流氓”(去掉贬义)，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其实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前三十年的路线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下去，中国需要换路子，往哪儿去，怎么走，当官的心里有数但没底，特别需要两种人来帮忙。一种是禹作敏、年广久之流，相当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们踩出条血路来。一种就是“导师团”或“教导团”了，要靠他们广搜古今中外的各种路线图。

祝：“文革”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其问题意识就不是通常的学科、专业所能限制约束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读李泽厚，曾经觉得他的治学路子很宽，美学、中国思想史、康德哲学，都有系统的论述。可是到了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在跨学科跨专业方面比较起来，李泽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像何新，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训诂、文学批评、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专门论述过的少说也有十几个学科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文革”结束后恢复十七年体制，上世纪80年代清理“三种人”，培养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是听招呼、能办事，思想上个性上大多乏善可陈。这形成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和任用标准。所以，依照这种价值观和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个别高干子弟，其他特别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观点立场，经过层层筛选，在仕途上大多不会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经商，不少人进入学术思想领域。这两拨儿人，虽然进了商界和学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极大的政治关怀和热情。这种关怀和热情反映在治学特点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专业，思想大于学术。

黄：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有的人觉得学术小世界够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边走边背诵小世界的旅行守则、“十要十不要”之类，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小世界纯然又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

汪晖、朱学勤身上也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先说朱吧，学术并不是他的“长板”(从他那儿抄个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诫中国人，革命没有革出好的，换别的道吧。这样的“警世通言”本来跟《芝加哥文体手册》没多大关系，可你既然把它写了博士论文，又用它换了学者身份，就别怪刺客拿着此类手册随时登门拜访。汪也是两种身份冲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学人中，属他“学术”气最重，不把檄文写成论文不罢休。他好像还参与推动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向上世纪90年代学术的转变，提倡过“学术规范”，如今却绊在了学术规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组悖论——“不”西方的主张和SO西方的表达。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虽非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却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有人感叹，六十年前的先人选择，或许并不是正确。我希望是正确的，可是看看现今的社会，学西之糟粕，弃国之精华，扬封建之恶毒，呜呼....
－－－－－－－－－－－没有两个30年的对比，不知道文革的正确与伟大！
－－－－－－－－－－－请你说说他的正确与伟大在哪里好不好？我等生不逢时，没赶上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哪两个30年的对比你给对比一下好不好？
十年文革死了多少社会精英？十大元帅文革中惨死了几个？老舍是怎么死的？傅雷夫妇怎么死的？遇罗克张志新怎么死的？刘少奇怎么死的？
－－－－－－－－－－－何止是这个年代才开始的。
－－－－－－－－－－－转帖看看：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1-4)


触及毛泽东，对我这么一位出生在80初期的女子来说，似乎是在做一件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天多高地多厚，水多深有多浅，那些恰恰不是我们想要去考虑的事情，因为有兴趣，就去做了。不要什么理由或者道理。比如疑惑，我只需要表达出自己的困惑，并把这种困惑呈现出来，无知者无畏，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既然是学习，我想大家是不会笑话的。

最初的接触，困惑就来了：为什么现在要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从研究生入学考试起，我当时就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这样的答案记得一清二楚。但前提是：因为应付考试而准备的答案。后来困惑：毛泽东思想，那些先进的思想，就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代表党和人民的最先进的利益的？为何毛泽东的思想，主要归结为晚年的那些错误，就是他个人的思想？就是他晚年的错误？而不是集体犯下的错误？所谓晚年的错误，是那两个影响中国政治命运的事件：一件是大跃进；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先来说大跃进，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还有谁愿意去真正了解历史。大都是从教科书里知道所谓的历史，他们讲什么，我们就是什么。用这么片面的东东来框定我们的思想，来决定我们对一个事件的判断。为什么历史不还原真实的面貌？比如当初我在读完大跃进的一些资料之后，就发现很多不对劲的地方，并且一个劲地对自己说：不对，不对，一定是哪里不对。一个席卷中国的运动，怎么说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情？怎么可以后来把责任全推给毛泽东一个人？即使是他在老的时候感概的一句话，承认自己犯下的错。我们的那些领导人，就这么顺水推舟的，把责任全往他一个人身上推，特别是他老人家死了后，更把这个责任堂而皇之地带进历史的坟墓？我却认为，毛泽东的魅力就是在于，他这样的担当精神。在那个时候，还只有他有这个魄力，将事情担当下来。我们设想，具体负责大跃进的，指挥那场运动的，又是谁？那么多党和中央领导人，谁出来担当了？在此，我反而理解了毛泽东的心思：他的所谓的错，是他认为这场大跃进进行的失败，下面的人并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去做；第二点他认为他自己的错是他心明如镜，知道自己用人用错了。

来自：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1/113271.html


原载：凤凰论坛 ，作者:一枝清荷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3999402&extra=page%3D1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039162&extra=page%3D1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059617&extra=page%3D1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068791&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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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1964年7月10日北京，毛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正确理解毛泽东评论日本的一句话


“近来我在读新中国外交史方面的书籍时，多次看到毛泽东有“感谢日本侵略”这样的话。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还要说“感谢日本侵略”呢？毛泽东这么说体现了他的什么样的语言风格？能否请有关专家对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语境与真实含义给予解读一下？”(读者 王跃)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颇广，在学术界也颇多议论，同时也颇使人感到困惑，甚至曲解并产生歧义。因此，很需要对此进行澄清和辨析。


●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曾多次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但他的话语意明确，有特定含义，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


毛泽东确实说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毛泽东所说的“感谢”日本侵略的表述，是有特定含义的。虽然他每次的谈话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起了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实际上，关于反面教员和反面教员作用的话，毛泽东在当时说得很多。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谈话中，在阐述日本侵略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时，说“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并接着说：“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关于蒋介石的反面教员作用，他也说得很多。1956年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中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指出：“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所谓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也是同样的含义。在这里，毛泽东之所以称他们是“教员”，指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和仇视、阴谋扼杀新中国，蒋介石反共独裁和屠杀人民、打内战等行径，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使中国人民认识清楚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起来与之进行斗争，是在强调他们的反面教员的作用。
通读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他的话意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的这个特殊意义上，毛泽东说了“感谢”日本侵略等话。


●“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

在同时期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诸如“感谢”敌人、“感谢”对手之类的话。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习惯。如：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向参加中共八大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代表介绍中国共产党认识农民的历程时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疯狂反对新中国，其国务卿杜勒斯反华的调门很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与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等六国代表团谈话中，就称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并说要“感谢”他：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诸如此类的话，毛泽东还有很多。诙谐、幽默，甚至含有嘲讽、挖苦的意思，但话意明确。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话丝毫没有肯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意思，他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者”，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过去侵略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话丝毫没有肯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意思，并不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并不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并不是否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


比如，1954年10月，毛泽东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说：日本“过去它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也欺侮别的东方国家。” 1957年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地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 ”1964年7月9日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谈话中，说：“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他还说：“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


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赞扬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取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强调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控制，是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论及日本和中日关系时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贯穿在他与日本和别国来访者谈话中，是十分清楚的，不应该误解。(李东朗/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本文来源：新华网 )
第1条回复：作者:千里眼雷达站:这个“感谢”，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可是有人故意搞混，
他“感谢”自己的对手、敌人，正说明毛爷爷的大智慧。 第2条回复：作者:进步中新华网: 毛主席说的是事实，非常通俗幽默，有超人、杰出的外交语言和能力。“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你说，日本是不是个好教员？ 来自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451577)

[ 本帖最后由 心物一元 于 2010/8/9 14:47 编辑 www.med126.com/job/]
－－－－－－－－－－－不知道说什么了，中日建交后，田中角荣访华，接连两次感谢日本侵华的是谁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912/00/44765_5860398.shtml
不在这里争论了，不是地方，我也不希望论坛遭受什么不测。希望你能找到田中角荣的传记看看，当然是没有被阉割过的版本。
－－－－－－－－－－－学风败坏不是那一代人的事，而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比如，坐公共汽车给老人让座的问题，是年轻人的问题吗？我觉得不是。是我们社会教育的结果。前几年，报纸就这个问题公开讨论过。刊登出的文章就是：我已经坐上座位了，而让给你就失去了一定的利益，所以，让座位可以，但你应该付出一定的报酬，比如，5元钱，10元钱。。。。。。在这种社会的教育下，什么尊老爱幼，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等到人们已经习惯了自私自利的时候，再提社会公德，嫌人们不给老人让座，埋怨年轻人我觉得不公道。当人们一切向钱看，不则手段捞钱的时候，单单是学风败坏吗？当小学生的理想是长大了当贪官的时候，也要怨红卫兵--知青吗？
－－－－－－－－－－－心物一元所转是篇好文。除了能骗无历史常识的人外，所做的辩解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自欺欺人。真是越描越黑，欲盖弥彰。活脱脱一篇文过饰非，死不认错，推卸责任的文章。学风之坏，正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哎，怎么什么小丑都跳出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