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在享受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带来的新痛苦。在高科技的“双刃剑”面前，人们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中医中药。那些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比较陌生的西方人惊异于中医的神秘理论和神奇疗效，在无奈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进中国、走进中医。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是坎坷的，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随着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西方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了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医必然丧失自己语言。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似乎这样就符合“科学”的规范，学生们也就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中医”了。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医古文，也换成能与西方科学接轨的英语。

　　失去源头的中医能够继承就已令人欣慰，更遑论创新与发展？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科学霸权主义思想造成的后果。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摧残，中医学也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压。于是在医疗制度、教育教学、科研设计、医疗思路上，都出现了西化的倾向。然而西化的结果又不像原本的设想那样发展了中医、提高了疗效，反而是事与愿违。

　　2003年的SARS，是新世纪人类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灾难。面对它时，中医和西医的智慧通过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西医采用微观、精确的方法寻找SARS的病原体——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然后运用最新技术对其进行测序、筛选并开发能杀灭它的药物；中医则用宏观的、辨证的方法，不管它是什么病毒病菌，都是一种邪气，“非典”属于温病范畴，根据症状、体质等信息，就可以辨别出不同的“证”，对“证”下药。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需要找出敌人，然后制造出针对性的杀伤武器去杀灭敌人；而中医则是用药物增强体内的正气，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让机体的正气营造出一个病毒不能生存的内环境。

　　有人说：“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说法过于尖刻了，不过中医重视宏观的“森林”，西医重视微观的“树木”，倒也是事实。

　　西方人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国人用整体思辨的方法看待问题。“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在中医看来，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体与外部环境也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的各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各功能之间是互相协调、互相影响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中医历来重视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联系，重视季节、昼夜、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影响，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东方思想。这种整体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治疗和养生等所有领域。

　　对待疾病，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过去，中医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精密的检验仪器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 ——“辨证”。首先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来的客观信息，然后根据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一总纲领，对脏腑、气血以及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以寻找病证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部位和正邪之间的关系，最后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根据辨出的“证”，就可以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剂。

　　神医华佗曾给两个都患了头痛身热、症状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开方时，却是一个用了泻下药，一个用了发汗药。有人大惑不解：“为什么同样症状却要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华佗说：“他们一个是内实证，一个是外实证，所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两个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医看来，不同的病症，可以是同一个“证”，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相同的病症，可以是不同的“证”，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中医看病是直观的、形象的，重视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不是从解剖形态出发，而是从功能出发。中医讲“脏象”而不讲“脏器”，讲“气”、“阴阳”而不讲“形”，讲“经络”而不讲“神经”。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是由实证、实验得出的，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脏象”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如中医常说的“左肝右肺”，并不是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都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都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

　　中医是一个包含科学、人文等各种成分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今天，若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传播，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为一代中医名家；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持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的文化研究是中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医文化的复兴是中医复兴的重要途径，中医的复兴又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医药文化能够重现昔日辉煌也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为中医精华的“象”和“神”，至少在目前还无法用现代科学所能解释清楚，因而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文化意义。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否则，那种“现代化”(实为“西方化”)的中医必定是以抛弃自己的文化为代价。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发展提供适合自己发展的优良土壤，或提供中医发展所应需要的营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