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教授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他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类比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所谓“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认知方法。所以，中医理论虽说是“理”是“论”，但其“理”其“论”的“实践”与“经验”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並以期求得对人类身体的真正认识，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实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而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人类认识的深化而变化吗？！

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列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已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皆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从感觉到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其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其既不能识“病”，也不能识“不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都得好好“治一治”。而后来的人们据此“理”此“论”对每一位病人的每一次诊治乃至对各种疾病的诊治过程始终只是“感觉”加“类比”简单狭隘低级有限的个人主观认知，而不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从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並从抽象的思维到的实践”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经验总结及理论升华。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感性认识，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桌，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教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圣先贤们先知先觉、内省顿悟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相同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奥秘乃至用以去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所谓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勿庸置疑，其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神仙圣人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为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圣人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其实，画葫芦所画的只是自己心目中的葫芦，描红所描的也是越描越走样越描越糊涂了。充其量只不过是狭隘的“个人实践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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