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振钟

      文人以药名入诗入词，大都流于文字游戏，这是从文人写作的角度来说的。其实中国古时的药物名称，特别是植物药名称，确实含有丰富的文学意义。这种文学意义，不单单在药物名称的语言修辞上，不单单在它们的隐喻、象征、谐语功能上，而在于药物命名之中所蕴涵的人文内容，这才是文人们真正感兴趣且选择药物作文学创作题材的原因。
　　
      一般说来，中国的药物著作最早就是植物学著作，但与西方植物学的纯自然科学不同，中国古代的药物，却兼有显著的人文性特点，或者进一步说，它的人文性要大于自然科学性。我读“本草”一类药典时，除了关心那些植物药的生长地点和它们的自然特征外，对书中有关它们与人事关系的记叙更特别留意，它往往是一段生动有趣的传说，一种人类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或者反映某个时期人对自然特殊的认同态度，以及与自然事物对应融合的譬喻关系等等。这些内容显然有别于植物的自然科学分析而成为中国药物典籍中特有的人文叙事。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特点?我也不太说得详细，总之似乎与中国人一向重视人本，以人类活动来确定自然意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早期神话开始，药物一植物往往就被赋予了更多的非自然属性，“神农尝百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确定了中国药物产生的人文情境，而后世之人，似乎谁也不可能越过这个情境，去单纯地表达另外一种纯科学的叙事。自《神农本草经》以后，历代药物学家虽然都想尽量准确地记录、研究药物，但是他们仍然在有关药物的人文内容书写上保持了一贯的传统。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纯科学意义上的药物，同时也没有药物方面的自然科学家，只有文人化了的学者和著作家，以及他们对药物的人文化的书写，这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依我的看法，追求药物的纯科学价值还是追求其人文意义，并不一定要根据西方的科学标准作出取舍，也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差别只在于我们的阅读习惯，至少我认为中国读者，尤其是过去的中国读者，应该更喜欢具有人文内容的药物著作。我所说的药名的文学意义，其实就产生在这种人文性的传统书写方式和阅读要求之中。
　　
      随手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中翻出一些药名的解释，如刘寄奴草，生江东，李时珍释名：按李延寿《南史》云，宋高祖刘裕小名寄奴，微时伐荻新州，遇一大蛇，射之。明日往，闻杵臼声，寻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林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主为刘寄奴所射，今合药敷之。裕曰，神何不杀之?曰，奇奴王者，不可杀也。裕叱之，童子皆散，乃收药而返，每遇金创，敷之即愈。人因称此草为刘奇奴草。郑樵《通志》云，江南人因汉时谓刘为卯金刀，乃呼为金，是以又有金寄奴之名。
　　
      又迷迭香，产于西海大秦国，集解：魏文帝时，自西域移植庭中。曹植等各有赋，大意其草修干柔茎，细枝弱根，繁花结实，严霜弗凋，收采幽谷，摘去枝叶，入袋佩之，芳香甚烈，与今之排香同气。
　　
      又王孙，另名牡蒙，集解，唐玄宗时，隐民姜抚上言，终南山有旱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帝取作汤饼，赐大臣。右骁骑将军甘守诚曰，旱藕者，牡蒙也，方家久不用，抚易名以神之耳。
　　
      又远志，释名：此草服之，能益智强志，故有远志之称。《世说》载谢安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记事珠》谓之醒心杖。
　　
      又当归，另名文无，为古时名药，释名：当归本非芹类，特以花叶似芹，故得芹名。古人娶妻为嗣续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正与唐诗“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之旨相同。崔豹《古今注》云，古人相赠以芍药，相招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芍药一名将离故也。
　　
      李时珍说他的《本草纲目》“上自坟典，下至稗史，凡有攸关，靡不收缀，虽命医书，实赅物理”。他讲的“物理”，显然不仅仅在于植物(药物)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对它们所作的人文性阐释。难怪这本书当时一出来，士大夫即家有其书、人人争读，能够吸引他们的不用说是比药味还要悠长的文学意味。
　　
  《本草纲目》已属晚出，自有本草之学始，两千多年时间中，文人对于药物一植物的认识，正是如此带着固定不变的人文观点，而成为诗意的欣赏。由此则又可看出文人之爱谈论药物，内中还有这样一重更深的审美心理。至于他们拿药名入诗入词，虽是游戏，但文字技艺的后面，却也少不了对药物一道所怀有的长及亘古的人文关怀，明白了这一点，你再读那些药名诗、药名词，或许就会读出深厚的意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