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更是甚嚣尘上。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当时他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目前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 “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迅速加大国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 “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

　　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 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个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现在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权问题。而中国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的关键也就是海权问题。

　　张文木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卫权利，不是“美国式”的霸权。

　　霸权就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张文木看到美国开始时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比如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

　　中国要争取海权，就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

　　但是在许多场合，很多人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张文木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张文木有一个著名的“常数与变数论”，他说，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

　　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例子印证了张文木的观念。比如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恐慌得不得了，觉得随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而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

　　因此，张文木认为，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就像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一样。

　　海权的核心问题是海军问题。张文木呼吁，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

　　有人曾问张文木，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张文木听后颇为惊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它需要国际市场；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在张文木看来，中美之间的矛盾焦点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矛盾尤其是海权方面的矛盾才开始尖锐化的。确切地说，中国的海上自卫权跟美国的海上霸权存在着潜在冲突。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海上线路的安全。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张文木倒觉得今日中国更像100多年前的美国，我们应在开拓国际市场、保护海上线路方面向早期美国学习。

　　中国台湾问题，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但如果中国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反对美国“瘫痪战”，加强中国外交的强硬度

　　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关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目前国人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人认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另一种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

　　张文木认为，这两种想法都不准确。在他看来，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不选择两个极端。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

　　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张文木称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张文木知道，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外交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但张文木认为，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他举例说，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调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拿台湾作筹码，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

　　张文木看到，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

　　他记得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张文木认为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张文木告诫人们，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张文木也曾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他马上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张文木深刻认识到：“在外交这副天鹅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质疑“只准备打‘有限战’”

　　张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准备打仗”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使他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但很多人都不能忘记张文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北约的野蛮轰炸，两年后美军侦察机又在南海上空制造撞机事件，而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李登辉“两国论”，美国的TMD、NMD 计划，北约继续东扩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已使中国面临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张文木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敲响人们心中的战争警钟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发展权”一直在张文木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2000年10月，张文木的《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部著作可称得上是张文木若干年来有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大梳理，它从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国防等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主旨仍然是有关中国“发展权”的战略问题。同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可以说是张文木阐述国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发酵。

　　张文木的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新颖独到，别开生面。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张文木看到，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张文木认为，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在他看来，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中国要崛起，中国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权，当会受到来自美国等强权势力的挑战。就像张文木所言，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国人对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不能打；一种是要打只打有限战争。这是多年来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张文木一直反对政治绥靖。他在读了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从1999年北约打击南联盟炸中国使馆，到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几乎一年发生一次；在中国周边从日本重整军事，到台湾分裂势力之所谓“公投”；阿富汗战争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上游地区失控，中国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业合同几近成为空文，与此同时还有相当的人沉浸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之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不思武备，而只将目光盯住GNP的增长上……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图卷不见匕首的麻痹情绪，使他心中隐隐作痛。

　　张文木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十分钦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他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张文木认为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张文木认为，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在他看来，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收复台湾不会跟美国产生剧烈冲突

　　2003年6月，陈水扁放出话来，要在他任期内完成所谓的“核四公投”计划，从而为他的“台独”活动铺路。6月2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明确表示，台湾当局纵容和指使少数“台独”分子利用“公投”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台海和平，造成两岸关系紧张，这是违背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对此我们坚决反对。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多个场合发话，反对台湾进行任何议题的“公民投票”，并称若台湾当局导致两岸关系紧张，“责任自负”。

　　正如中国政府所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在中美两国几十年的较量中，美国总是适时打“台湾牌”。

　　张文木相信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但他认为还不能说是一张王牌。因为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随其全球战略而变化的。美国的大国战略一旦发生变化，它牺牲的往往是台湾，而非大陆。

　　他让人们看清这样一系列的案例：在1949年时，美国首先想到的就是扔掉台湾。因为当时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临走时还在想方设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联系。美国当时对台湾采取的是抛弃态度。此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处于对抗状态，台湾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上升，美国又开始有限抛弃台湾。如果历史再往前推，在二战中的开罗会议上，为了拉住中国抗日，美国就承诺，一旦战争结束，就将台湾归还中国（当时台湾尚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所以，从历史的过程来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只要对其全球战略有利，需要保就保；一旦大国战略发生变化，该牺牲就牺牲。所以台湾只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而非王牌，是美国全球战略局部中的一颗棋子。

　　张文木认为，台湾在美战略中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台湾自身而取决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前景在未来的历史上有两种可能性：崛起和后退。如果中国崛起，我们的军事与国防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发展得非常之好，在美国战略中，台湾的作用就可能下降。

　　张文木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叫《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从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奇妙变化，并提醒中国高层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张文木还看到，中美关系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其实是与亚太四大国即中美日俄间的相互外交关系紧密相联的。二战以前，美国有意放弃对中国上海以北的势力范围的控制，可是当日本逼近上海，威胁到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时，美日之间发生了空前大决战。这说明美日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这一点正好与中美之间的关系特点相反。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是美国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中美关系有所贴近。当苏联解体后，中美日三国的关系更加复杂又更明朗。张文木发现，当日本企图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的时候，中美合作的趋势契机已经形成。因为历史上美日关系最坏的时候也是中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

　　再看苏联解体后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地位的变化。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继苏联后成为美国新的竞争对象，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也使日本和美国的矛盾上升。因为当下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的实力，而正在崛起的中国便成了在亚太地区掣肘日本势力扩张的惟一国家。这样中国对日本的制约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具有更现实的意义。由于美国评估中国的国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要威胁，所以美国支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更具实力牵制日本。假如因为中美的矛盾使得中国国力下降到无力掣肘日本，那么日本势必很快打通通往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继而直取中东石油，那对美国国家利益将是致命的，美国人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张文木提醒国人注意，尽管中国对美国有着别国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美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的强大势必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的担心。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帮助中国以钳制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与中国政府敌对的势力，以阻扰中国影响的向南扩展。美国还会适时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进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独没独那种状态，借此迫使中国大陆对美国有所依赖。

　　张文木认为，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张文木也注意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日本会提供后勤保障，趁机发军火财，坐收渔利。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日本就通过这样的手段发过军火财。另一方面，台湾对日本来说也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

　　他进而认为，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 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因此，张文木认为，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主张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他提醒中央高层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