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要略》的文献学研究（一)—关于元·邓珍本《新编金匮方论》
真柳 诚，小曾户 洋（
上海中医药大学金匮教研室张再良教授翻译)
绪言
研究古籍首先应选择正确的版本，特别是在现代临床中被广泛应用的中医古籍，对此要求更严。《金匮要略》和《
伤寒论》同样是中医的重要古籍，但对于应以那个版本为准至今尚无定说。即多纪元简、山田业广以徐鎔本、森立之以日本刻俞桥本为底本，冈西为人以明刻赵开美本、石原明以明刻俞桥本，任应秋出近代活版徐鎔本为底本，还有《经籍访古志》以明代仿宋本列在各版本之首等等，真是诸说不一。
今天，对版本问题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释不同版本相互间的异同，而且与临床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对版本的选择作出正确的结论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课题。为此，首先应调查，掌握和解释清楚现存的各版本，然后才可能评定孰优孰劣，本研究以对《金匮要略》诸版本的文献学的研究来评定最善本为目的。
《金匮要略》现状的祖本是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校刊的“大字本”。其后，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国子监又奉敕刊行了“小字本”。但两者很快就散失了。据笔者的调查，现存的限于元以后的各版。这些包括合刻本，后印本、影印本等，至今可数的有59种。其中有些是孤本或珍本，不少在近代的目录相文章中尚未出现过。
在笔者的调查研究中，从中国（包括台湾)的图书目录中找到二种日本没有的善本古版，曾简略地报道过调查情况，最近已做成缩微胶卷。本文主要介绍元·邓珍本的版式、现状，并试述它的出版年代，流传情况及特征等。
一、 关于元·邓珍本的调查结果
[所藏]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三五○四。
[版式]
上中下三卷。每半页的匡郭，纵约19.6厘米，横约12.6厘米（只有卷上第三～四页纵约20.4厘米、横约12.8厘米)。四周双边，有界。版心为小黑口，上下黑鱼尾，上鱼尾下有“金方”二字和卷次，下鱼尾下刻页次。邓珍序为行书体，占二页，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四字，末尾刻有邓珍的印章五种。宋臣序（后付撰者无记小文)一页，目录七页，卷上二十九页，卷中二十六页，卷下二十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
[现状]
分二册。各册纵约24.5厘米，横约15.7厘米，钻四孔装订。第一册为邓珍序、宋臣序、目録、本文卷上，第二册为本文卷中、下，表纸非现装。
两册的全部页数都曾二次总的内装订，第二册的卷下第十一～二十页和后表纸的上小口至版心上部周围有破损，未修复。全书印刷较淡或判为误刻处被墨笔重描或改订，有一部分被朱笔点有句读。
卷上末页的空白处有以下楊守敬自笔识语的墨书：“金匮要略，以赵开美仿宋本为最佳，次则俞桥本。然皆流传绝少，医统本则脱误至多，此元刊本与赵本悉合，尤为希有之籍。光绪丁酉三月，得见于上海寄观阁，因记。宜都楊守敬。”
[藏书印记]
目录第一页有“袁延梼印”、“寿阶”、“寄居南园”。卷上第一页有“待□□”、“孙从添印”、“庆增”、“楊守敬印”、“木犀轩藏书”、“北京大学藏”、 “李盛铎印”、“木斋宋元秘笈”。卷上末页表面有“李谤”、“少微”，同页里面有“北京大学藏”、“楊守敬印”。卷中第一页有“五硕楼”、“孙从添印”、 “庆增”、“石芝”、“得者宝之”、“木犀轩藏书”、“李盛铎印（与前出者不同)”、“木斋”、“北京大学藏”。卷下第一页有“五硕楼（与前者不同)”、 “孙从添印”、“庆增”、“得者宝之”、“上善堂”。卷下末页有“北京大学藏”、“李谤”、“贞节堂图书印”、“石芝山房”。
二、 研讨
（一) 出版年代
本书的刊记没有看到，因此不可能直接了解到刊者和刊年。但是，我们从卷首邓珍序的后半部分可以推知。序文如下：“仆幼嗜医书，旁索群隐，乃获于吁之丘氏，遂得与前十卷，表里相资。学之者动免掣肘，呜呼，张茂先尝言，神物终当有合。是书也，安知不有所待而合显于今也。故不敢秘，特勒诸梓，与四方共之。（中略)后至元庚辰岁七夕日。樵川玉佩邓珍敬序”。
邓珍的事迹不详，自序里讲姓邓，名珍，樵川、玉佩是他的字和号。从序文可知，邓珍从丘氏那里得到了当时久未刊行的《金匮要略》，为了再介绍给大家，在元· 后至元六年（1340年)写了刊行的序文。但本序文曾被赵开美本转录，因此不能仅仅据此就立刻断为元代的邓珍本。
不过，本书的邓珍的序和赵开美本的不同，字体象是邓珍亲笔的行书，而且序的末尾有赵开美本所没有的“樵川邓珍”、“珍”等邓珍自己的印鑑，再则从本书全体的版式书体来看，具备了以元代为中心的宋末开始到明建安刊本的特征。
杨守敬曾毫不犹豫地把本书定为元刻本，他说：“金匮要略，以明赵开美仿宋本为最佳，次则俞桥本，然皆流传绝少。医统本则脱误至多。此元刊本与赵本悉言，尤为希有之籍。光绪丁酉三月，得见于上海寄观阁。”杨守敬的版本学知识曾受到很高评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也判定本书为元刻本，这本书是在中国版本学家赵万里的指导下完成的，可见把本书看作元刻本是版本学界的常识。
另外可以见到本书上卷的第三、四张的竖边框较他页为长，而且字体明显相异，不是此赵体而是后世的字。其原因是邓珍原版这一块破损了，只好以补刻相救。从本书的现状看，原刻部分比补刻部分
磨损更明显，此可以为佐证。根据补刻的字样和版本的常识来推断，本书的印行不会与邓氏原刻相隔百年以上，大约在元末明初。
（二) 邓珍本的流传
中国历代书目中，书名不写《金匮要略》而写《金匮方论》的，有明代的“文渊阁书目”（1441年)和“绿竹堂书目”。根据笔者的周查，邓珍本以外，无“要略”二字的版本没有发现，而且叶盛（绿竹堂书目编者)是明初人，因此以上一书目所载的《金匮方论》为邓珍本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其他诸家的书目中《金匮方论》未见，可以推断，邓珍本在明初以后也成了珍本。
明初的永乐六年（1480年)完成的永乐大典的现存本中，第13879卷和第14947卷《张仲景金匮方论》曾被引用四次，当然，仅依据四次的引文来判断底本是困难的，但永乐大典主要作为明政府的藏书而编录，它所引用的文献当然大部分是宋元的刊本、抄本。而且又有“要略”二字缺如的特征。因此《永乐大典》所引为邓珍本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朝鲜李朝成宗八年（1477年)刊行的《医方类聚》各门中，明示《金匮方》的引文有43次，其底本据多纪元坚、小岛尚真推定是宋元的刊本，尚真还赞叹其“文字的精善在通行诸本之首。”查《医方类聚》所引《金匮方》佚文，其与邓珍本几乎完全一致。即使从“要略”二字缺如来看，《医方类聚》所引为邓珍本也是无可置疑的。《医方类聚》开始编纂是在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可见邓珍本也曾传到朝鲜。以后，自赵开美把邓珍本作为主要底本将《全匮要略》编入《仲景全书》（1599年序)后，邓珍本直至现代基本隐没了。
（三) 北京大学所藏邓珍本的由来
关于本书的流传始末，可以把书上的藏书印章作为线索，印章共有22种之多，其中可以明确判读姓名的是袁廷？后、孙从添、杨守敬、李盛铎、李滂五人。所知各人资料如下：
袁廷损，守寿阶，清初吴县人。藏有宋元本上万卷，室名五砚楼，贞节堂。
孙从添，字庆增、号石芝，常熟人。业医，嗜好藏书。所藏逾万，称上善堂，书上盖有“得者宝之”一印，著有《活人精论》、《石芝遗话》、《上善堂书目》、《春秋评传》等书。
杨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他的旧藏医书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本书盖有杨守敬的印，可知此为杨的旧藏书。从书上的识语来看，杨守敬在清光绪丁酉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在上海寄观阁发现本书并弄到手。
李盛铎（1858年—1937年)，号木斋，德化人。室名木犀轩。其藏书在民国二十八年经其第十子李滂之手全部被北京大学购入，直至现今。
本书经多人之手，在二百多年的流传后为北大图书馆所藏。
（四)邓珍本的特征
1．书名与通行诸版不同，多“新编”字，缺“要略”二字，为《新编金匮方论》。
首先，“新编”二字，本书以外明代无名氏刊本、俞桥刊本、徐鎔刊本（只一处)也可以看到，其理由森立之考证如下：“冠以‘编新’二字，肯定是宋版的原貌，俞桥本也完全相同，宋臣校书凡根据旧本加出校正者皆如此，如重校《素问》、重修《广韵》、重定《开宝本草》等等。《金匮》即根据抄本校正而成，又收集散在各书中的方剂，附于各篇之末，所以题日‘新编’”。
从林亿的序来看，《金匮要略》北宋祖刊本的底本（抄本)是非常混乱，且又多脱漏的节略本。为恢复旧貌，进行了校订、增补以后，以新的面貌现世，因而，从重新编纂的角度看，书名作“新编”亦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有无“新编”二字价值也不大，因为在引用或记录书名时，首先就被省略了，诸家目录的记载以及许多通行版本缺“新编”二字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是本书缺，“要略”二字，林亿的序中说，校正后的书名依旧为《金匮方论》，“要略”二字无记载。即根据本书的序，北宋祖刊本的书各似乎也没有“要略” 二字。但如前所述，在书名中缺“要略”二字的只有邓珍本，对此有必要再讨论一下。
在北宋政府校正医书局校刊的一系列医药书中，《金匮要略》的初刊（大字本)是治平三年（1066年)，因而在1066年以前刊行的《图经本草》（1062 年)中，《金匮要略》是作为《张仲景治杂病方》而引用，同样在1065年初刊的《伤寒论》宋臣注中，《金匮要略》也是以《仲景杂方》而彼引用，不管那一本都看不到类似《金匮要略》的书名。但是与《金匮要略》初刊同年校刊的《千金方》宋臣注中，有《金匮要略》、《要略》，1068年校订的《脉经》宋臣注中有《要略》，1068年校刊的《素问》宋臣注中有《金匮要略》等记录，并引用了原文。附在《脉经》后面的文字（绍圣元年、即1094年)列举了作为小字本两刻的五种医药书，《金匮要略》是其中之一。朱肱《（重校正)活人书》（1118年)的原文和旧字注文，金·成无已的《伤寒明理论》（1142年)的原文和《注解伤寒论》（1144年)的注文中都记有“金匮要略云”、“金匮要略曰”等引文。
从以上可以看出，本书自林亿校正以后，通称《金匮要略》，其原刻版（大字本)、再刻版（小字本)及自北宋至金初的通行本全都不缺“要略”二字。如上述观点能成立，那么邓珍本缺“要略”二字就不是宋版旧貌，而是流传到邓珍时的变化了。
2．邓珍本的第二个特征，是接在宋臣序后的撰者不明的短文（低四格，共六行，每行十七字)。这段文字在中日现在刊行的各活字版中是看不到的。邓珍本以外明代无名氏、俞桥本、赵开美本以及后二版的和刻本同样附在宋臣序后。正如多纪元简所指出，该段文字共97字，前半部与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的一部分相似。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林亿等的说法和位置、格式等，无疑该段文字当是林亿作为宋版底本的节略本而附记的文章。但多纪元简改成节略本的作者所撰，其虽有道理，但目前还只是缺少证据的推测。不管怎么说，该段文字附在宋臣序后可以看作是北宋祖版旧貌的证据。
3．邓珍本的第三个特征，是林亿等宋臣序的格式。序文不只介绍了《金匮要略》的由来、校订经过和内容等，还有作为本书颁行天下而上奏国家的目的。因而有关君主、国家等的字句应以敬畏的语气写，邓珍本对此予以充分注意，即最应敬畏的“主上”（天子)换行顶格写，其次，国家和太子（皇子)上面都空一格，这一点作为宋版的旧貌明显地保留下来了。与邓珍本同一格式的序文，只有明代无名氏，徐鎔本及近代活字版中的一种，其他版本很混乱，宋版旧貌丧失殆尽。
4．邓珍本的第四个特征，是原文各卷头书名下所记编撰者的姓名以林亿、王叔和、张仲景为顺序，与通行各版的顺序正好相反。这种格式与某书在增补、改定、再版之际，把后加的序放在前面以示历年的编撰过程是一样的。这在明代无名氏本、俞桥本、日本刻俞桥本中也可见。多纪元简认为是“古人修书，经进的体式”。这可以和前述书名上的“新编”，宋臣序的格式一起认为是宋版的原貌。
5．邓珍本的第五个特征，是原文的格式。即（1)论、脉、证的记述有顶格写和空一格或二络写的下同；（2)一条原文文有二行以上时，第二行以下有顶格写和空一格写的区别；（3)各处方的方名，有黑底白字和白底黑字二种写法。
明代无名氏本也可以后到与上述（1)、（2)相同格式，而且它和邓珍本一样附方都空二格写，以示区别。林亿等在校订时也有可能对补遗的部分格式上作了区别。因此有不少文章认为附方以外部分用上述方法来作内容上的区别。这和《千金方》、《外台秘要》大体上是—致的。但上述几点多少有点乱，很难全部相信。现在通行的版本这种格式上的差别几乎没有了。要推断附方以外的增补校订状况，可以对照邓珍本和明代无名氏本的格式。
以上从书名、宋臣序后的附文，序的格式、各卷头编撰者的书写顺序和原文的格式等考察了邓珍本的特征。从各方面证实了本书比其它版本更浓厚地保持了北末祖版的旧貌，当然原文也是如此。事实上，与现存的其他版本比较，邓珍本的脱漏讹误显然要少。当然由于北宋祖版及它的复刻本的失传，使我们难以判断本书字句的正确度。但不管怎么说，邓珍本不失为一本保持了北宋祖本旧貌、值得深入研究的善本。
结语：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中国被发现的唯一的元·邓珍序刊本是在元末明初被补刻、刊行的现存最古的版本。而且可以认为这一版本比已知的任何版本都较好地保存了北宋祖版的旧貌，是值得研究的《金匮要略》的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