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獲得解放。上海市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保护和发展中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中医事业迅速复苏。1950年8月，陆渊雷、叶劲秋、章次公、丁济民等中医被特邀分别参加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和华东区卫生工作会议，陆渊雷被推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中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重视。1952年7月，成立上海市中医学会，旋又成立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不少中医担任两会各级组织的领导职务。上海市卫生局还建立首家直属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拓展中医业务，改善中医的工作条件。广大中医在政策感召下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业务实践，在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陆渊雷历任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上海中医门诊所所长等职。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毛泽东、共产党制订的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政策，让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中医办研究院，办国家的中医学院，这是多少中医前辈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啊！中醫藥界從此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在解放前取消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等人所倡导的 废止五行的 “中医科学化” 道路，一度代表着中医学发展的主要潮流。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等人是中医界的弄潮儿。
1954年10月，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统一了政策思想，提倡中医学界要“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 。《内》《难》《伤》《金》等医籍共列为中医经典。
然而陆渊雷等所倡导的现代经方医学----废止《内》《难》阳阳五行走“中医科学化”道路，在解放前是中医界求生存的被迫之举，对长期依靠《内经》为哲学背景而辨证施治的中医界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解放后，尤其是在对中医提倡“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的时刻，废止五行的“中医科学化” 道路主张，自然会引起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争鸣。
当时中医界很多人认为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的主张有明显的西医化倾向，而且否定《内》《难》等中医经典，说中医是经验医，有导向“废医存药”之嫌。认为其中医科学化论点有与日本汉医的思潮接近，片面之处，不容忽视。甚至有人提出陆渊雷是中医界的“叛徒”。 陆渊雷的许多学生、遥从弟子也纷纷反戈。如任应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任应秋在上海就读期间，曾受诲于“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陆渊雷先生，对陆氏之谈大加称允，遂效其法，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其所著《任氏传染病学》、《仲景脉法学案》、《中医各科精华一集·内科学》、《中医各科精华二集·内科治疗学》均属“中医科学化”观点之代表作。在５０年代初期，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脉学批判十讲》等书，仍是致力于“中医科学化”主张，这是任应秋４０岁以前学术思想主体。１９５４年，人民政府对中医提出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意义，相继建立和健全了中医的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在新形势下，任应秋认识到“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是继承中医学的问题，“整理提高”是发扬中医学的问题，只有系统全面的继承，才能做到发扬光大中医学。从此，他批评陆渊雷对中医理论具有成见，他以西医理论来匡定中医，不仅未能收“科学化”之效，而且其“中医科学化”成了“中医西医化”。 任应秋这些观点我们在事后他发表的文章中都能一一读到。（如他１９５７年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一文，１９５８年《中医杂志》第三期发表的《从头学起全面继承，打下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坚固基础》)。
陆渊雷、章次公都是“中医科学化” 道路的鼓吹者，但陆渊雷锋芒毕露、四处树敌，而章次公外狂内谨、诚朴质直，相比之下陆渊雷更加引人注目。 1954年，中央决定在首都建立中医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遴选出一批第一流的名中医，进京共襄盛举。陈苏生、秦伯未、章次公3人 ，为上海首批推荐的代表， 陆渊雷被排斥在首批推荐的代表名单外。这对陆渊雷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苦闷之中，甚至影响了他和章次公的友情。1955年6月1日陆渊雷因心力衰竭死于上海华东医院。

陆渊雷先生病逝后，他的朋友章次公先生感叹哀悼他的“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可谓陆渊雷生前死后处境的真实写照。

呵呵呵呵呵呵！

一个人如果领先时代半步，那么他将引领这个时代！

一个人如果领先时代一步，那么他将被这个时代抛弃！

“1954年，中央决定在首都建立中医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遴选出一批第一流的名中医，进京共襄盛举。陈苏生、秦伯未、章次公3人 ，为上海首批推荐的代表， 陆渊雷被排斥在首批推荐的代表名单之外。”
陈苏生1908年生，46岁，祝味菊的学生。
秦伯未1901年生，53岁，人称“秦内经”，陆渊雷先生的论敌。
章次公1903年生，51岁，陆渊雷先生的朋友。
陆渊雷1894年生，61岁，“中医科学化”领军人物。

引用楼主青山小楼于2009-03-22 22:44发表的 解放初期陆渊雷的处境 :
陆渊雷被排斥在首批推荐的代表名单外。这对陆渊雷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苦闷之中，甚至影响了他和章次公的友情。1955年6月1日陆渊雷因心力衰竭死于上海华东医院。
陆渊雷先生病逝后，他的朋友章次公先生感叹哀悼他的“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可谓陆渊雷生前死后处境的真实写照。
.......

这位楼主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很明显的，很不客观！

文中谈到陆氏不能成为中医代表，是被政治打击了，如果是这样，近代中医的衰弱就是因为类似陆氏这样的人才被打击后才开始出现的，更说明陆氏学术是领先时代的，如果真的被政治打击了，那在今天看来是肯定错误的。如果这种莫须有的打击至今仍在廷续，中医的前途堪忧。
然后杜撰出什么“影响了他和章次公的友情”，以作为对“医门冷落，学人无多”这句话歪曲解释先作了铺垫。我们已经知道“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卓然出群，渊雷而已。今乃奄然殂化，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这句挽词是章氏对陆氏的盖棺定论，是对他的高度赞赏，其中“医门”是指中医学界，“学人”到哪的意思都是“学者”的意思，而不可能是“学生”的意思，从整句话来看，非常的通顺：“当前中医界人才凋零，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多了，要论卓越出众的医学大家，就数陆渊雷一人了，现在他突然病逝了，中医学术出现了断层，太可惜了！”，如果我们有了基本的古文基础，这句话原意是很清楚的，怎么有的人很喜欢曲解文献强就已意，这种人作学问都很不老实的，即便有一定的知识，因整体学术思想的狭隘，强就已意，作出的结论都很不可靠的！

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卓然出群，渊雷而已一句改为：医道冷落，学者无多。卓然出群，渊雷而已。可能就不会被曲解了。

一个人如果领先时代半步，那么他将引领这个时代！

一个人如果领先时代一步，那么他将被这个时代抛弃！


好啊！

陆先生是个纯学者型的，不太通人情世故，所以不能去北京已经是意料中的事了。可惜他老人家自己不能理解，还是读史之心得过少。陈存仁与陆、章二人均是莫逆，从他的回忆录中就可以读出。

解放初期陆渊雷、章次公的处境，是中医界内部学派争斗所引起的，是历史事实。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中医界内部不同学派要互相宽容，互相团结。
下面转引朱良春 先生的回忆，以说明解放初期，倡导“中医科学化”领军人物的处境。


朱良春  ：  继承章师遗志 振兴中医事业
由于章次公老师(1903～1959年)在1956年底写给我的这封信(见下图)失而复得，并阅及何时希学兄在《近代医林轶事》(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7年印行)一书中“外狂内谨的章次公”的文章，感慨万千，令人黯然神伤，不能自已，爰濡笔追记之，藉慰章师在九天之灵于万一耳。

 章师应召在中央卫生部任中医顾问，对中医药应兴应革，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毛泽东主席也曾两次与他终宵长谈中医学术问题。他以为中医振兴是时候了，应该同心协力，共振大业。遗憾的是，由于一篇文章，竟导致一场风波。章师于1956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海钱今阳主编)第7卷10期发表了《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五行说’谈起》的文章，该文主要引用章太炎先生以及古今学者对五行的见解，而进行论述的商榷性文章，正如章师所言：“如果连阴阳五行学说在古代学术史上的源流派别，怎样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五行的分别怎样，都没有搞清楚，而牵强附会，谈论五行与医学的关系，则诚如章太炎先生所讥切的：‘实令人笑耳’。”此文发表后，引起部分同道的不同意见，提出商榷。这本是学术争鸣的好事，但却由学术争鸣而转为政治思想问题，次公师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并在《健康报》上写了一篇违心的检讨短文，还去中央党校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后来由于周恩来总理的过问，才重新回到卫生部，并将工作重点放到北京医院，建立中医科，担任主任，侧重于高干保健及会诊，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寓所门前求治者的小汽车，常常排成长队。此说明章师威信之高，疗效之著，聊以自慰，但夜深人静之后，不免悲从中来，只有借酒浇愁，而致健康受到影响，过早离开人世，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章师曾于1929年与陆渊雷、徐衡之二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院训，一直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保持中医特色，走自己的路，希望对中医发展有所裨益，正如信中所说：“不远千里，来到京师，所为何求?此番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无非想‘得其所求’而已。”忧国忧医之心，跃然纸上。

 何时希学兄是程门雪先生的入室弟子，称呼章先生为师叔，而且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也应召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经常与章师叙晤，所以在京期间，何兄对章师之情况，知之较深，兹节选几段内容，作为参证。

 “次公先生医务兴隆，赡家有余，却能常常大声疾呼，为中医前途担忧，这真是不可及的前辈风范。”

 “次公其本性淡于名利，应聘去京是想为昔日衷中参西，振兴中医之宏愿，可以有所展现，不想境与性违，竟郁郁而不能得志。”

 “章氏入京以后，就受到歧视与中伤，边幅不修，仪表不整，语言爽直，学说有偏见，不适合做高干保健工作等等，即出之某人之口，影响工作安排。不知他在上海时，正是负责华东疗养院的高干诊务者。结果事实证明，他自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后，以疗效来回答谗言的折磨，回到家里借酒浇愁，狂饮当哭，而过早地离开人间。……因谗因忧，而促其年寿，是我与这位师叔相处以来难以想到的。”

 “惜乎去京以后，整日为谗讥所困，不复能佯狂倚醉，发挥其天真。”

 “以这样才华横溢的人，过早摧折是不能不惋惜的。”

 “我对这位前辈是既钦其才华，耿直，不阿谀，不曲从，尤其在北京时，仍保持其独立性格，而得到党的信任。但由于率性而行，使其‘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借他卫生部中医顾问的有利条件，而犹未能很好地为大家所完全领会和接受。……鸣呼，官岂易当哉!故尽心力以寄托于诊疗，挽回了不少口碑。”

 “次公毕竟是一位诚朴质直，胸中毫无欺诈城府的大学问家。”

 (以上均引自《近代医林轶事》)

 引述了何兄的文章，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章师在北京工作、思想的情况。从信上看，当时章师的精神情绪还是可以的，“虚心学习，向真理低头”，但后来的无情打击步步紧逼，使他陷入困惑之境。1957年春我去北京开会，到中央党校探望章师，虽然当时他感到很高兴，微露笑容，但观其神情萎顿，面色晦滞，肯定是情绪低落，夜难入寐，食不甘味也。后来学习结束，章师就以惊人的毅力，担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住在医院，日夜为高干及部分平民而患重病者进行会诊，救治了不少危急疑难病人，林伯渠同志术后呃逆月余不止，经章师诊治，力排众议，亲自指导煎药，小量频频给药，一药而安，调理而复，即是一例。可惜这些宝贵的经验，因属于保密资料，无法翻阅整理，实为憾事。可以告慰于章师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一派欣欣向荣之势，中医事业也与各行各业一样，得到应有的扩展，大力培养后继人才，鼓励继承、创新，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遗训，逐步得到实现，先生九天有知，当可稍释块垒而浮一大白也!

1955年的中医界枯木逢春一派欣欣向荣，1955年的章次公的处境、心境都比较良好，他眼中的中医界会是“当前中医界人才凋零，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多了”这样一派悲怆荒凉的形势吗？

“影响了他和章次公的友情”一说，并非什么杜撰，而是出于张明权（嘉兴市第二医院退休主任中医师、浙江省名老中医)在记者采访中的的亲叙和回忆。（嘉兴日报  《张明权：三星唯缺禄 一屋独多书》作者： 孙飞翔 摄 盛建生 编辑： 张笑春 )
原文如下：

一部医书，藏着别样故事 上世纪４０年代，张老还是小年轻的时候，曾在上海求学，聆听过名医陈存仁讲课。课余，陈存仁谈及他在浦东珍藏着一部日本版彩图２００多册的大型《本草纲目》，全世界仅存几部。陈存仁收集各种版本的医籍近１０００万卷，时人罕有匹敌，给张的印象颇为深刻。 而张老最珍视的一部４２卷的藏书也是来自求学时代，这部《本草品汇精要》，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６月初版，是他的恩师名医章次公赠送的，书的首页盖有“洪溪章氏藏书”篆刻朱印。 “章师为什么要赠我这部书呢？除了纪念意义之外，还有一段故事。”张老尊敬自己的老师，但作为一个医生，对历史的真实并不讳言。 “陆渊雷是《伤寒今释》、《金匮今释》的作者，与章师十分相好，互相尊敬，相互学习，背后常道对方之长。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闻卫生部有调上海少数中医到中央工作之意，相互竞争十分激烈。” “章次公、陆渊雷等学术造诣深、政治上进步的当然为首选人物。他们都是我值得尊敬的老师，可是当时思想还属于小资产阶级类型，想压倒对方达到自己去中央工作的想法和做法不可说没有。” “陆师通过学生姚若琴印行章师的《药物学》，章师对此举，认为表面是好意，内底是打击。理由是：该书是早期教材，至１９４９年已落后于时代；印行前未征求作者同意；作者不及修改和作些说明。章师这种想法，是师兄范行准告诉我的。章师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是误会，或者陆师与姚若琴原本好意，因手续简略引起误会。” “章师不开心之下，就发动学生，集体重编《药物学》，拟将坏事变好事。赠我《本草品汇精要》就是分给我一方面任务。后来，章师去北京任卫生部顾问、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重编《药物学》之事作罢。这段故事，也就无人知晓。章师１９５9年早已作古，而这部《本草品汇精要》我就留作纪念。”

引用第9楼青山小楼于2009-03-23 14:19发表的??:
1955年的中医界枯木逢春一派欣欣向荣，1955年的章次公的处境、心境都比较良好，他眼中的中医界会是“当前中医界人才凋零，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多了”这样一派悲怆荒凉的形势吗？

迎来的春天1950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方针，这的确让中医界欢欣鼓舞。但是会议邀请了中医的死对头余云岫，招致中医界的普遍反感。在会上余云岫再次抛出中医是“封建医”的观点，得到了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两位重要官员的支持。贺诚曾是东北野战军卫生部部长，有过红军“第一把刀”之称。
1951年，以贺诚、余云岫的精神起草的中医管理条例在全国施行，条例规定，如果西医基础课两次考试不合格的中医，将取消行医资格。可想而知，那些只知阴阳五行、不懂人体解剖的中医郎中如何狼狈地应付考试， 90%以上的中医都不及格。好日子没过几天，这些江湖郎中将再次被赶出行医大门。


在这种形式下，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医，怎么心情会良好呢？！
中医经历了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逆流，在解放初期又错误执行中央的中医政策，几十年内中医饱受打击，中医界能不人才凋零吗？！
应该说，陆、章二人政治上的处境，并非个别，而是当时全体中医同仁命运的缩影。而当时他们为人看病却是有增无减的，从章氏虽然饱受政治的打击，却仍然“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寓所门前求治者的小汽车，常常排成长队”可知。如果想歪曲事实去刻意制造陆、章两人因搞“中医科学化”而晚年临床水平下降的谎言，那真是无知又可恶！
一个人的舌头与牙齿都会打架，怎么可能保证两个人完全没有过芥蒂呢？你能保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亲密的伙伴在长期合作中没有产生过磨擦吗？你能凭一两句传言说确定他们关系极为恶劣吗？我们只要知道他们是学术相近、惺惺相惜的长期合作伙伴就行了，不能因小细节的钻牛角尖而丧失了大方向的正确把握。毛主席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对于这种大方向搞错（一句浅显的古文都没能正确解读)，小细节猛钻牛角尖的学风刚好适用，因为它产生了“南辕北辙”的反作用，越用力钻，越阻碍了一个人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

1955年，中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重视，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两位重要官员不是早在1953年被中央点名批判了吗？1955年的中医界不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吗？在这种形式下，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医，怎么心情会不好呢？！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以后是以后。一切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你一会儿化名是青楼，一会是mangci ，一会儿是男的董，一会儿是她女朋友，当真是“一切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呵呵  

不知道反复发这种贬低陆渊雷的帖子有何意义？
章次公和陆渊雷不管实际关系如何，他的那几句话该怎样解就怎样解，不能借题发挥强错为对。

我收获了我有用的,谢谢!我学习去!

往事不堪回首，

“医门冷落，学人无多”是针对陆渊雷晚年陷置于精神荒原的本体论的事实判断，人们总不会认为陆渊雷晚年是“门庭融和”，“学子盈门”吧？这跟陆渊雷晚年的临床水平高低的价值判断完全是两码事。讨论问题千万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独一无二的。陆渊雷也不例外。
我是陆渊雷的崇拜者，我深深地佩服他，他的襟抱与瞩望，非常人所能及。从伊尹一脉先生的文字中也了解到他对陆、章二人的热爱，我深感欣慰。
现在值得我们研究的是，这样千年一遇的优秀人才，为什么晚年会“门庭冷落”，“学子倒戈”的问题？

上面讲得很清楚了，如果还是没法读懂那句章氏说的话，那你也别再和谁讨论什么了，反正不可能有人能改变你那“强错为对”的思惟的。
非要歪曲“医门冷落，学人无多”的真实含义来贬低陆氏，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莫明其妙的陆渊雷的崇拜者呢，你才是千年一遇的怪才，高！

真是无语。
那好，我可以认为章次公这话别有怀抱，明捧暗贬——这样就符合您的观点了，但是也不能就此直指“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可以直译为“没人求诊，无人就学”吧——这是学术作风的问题。
陆渊雷在《伤寒质难》序言中提到尔时“已不敢复言医”，此序大约是作于1950年，这背后又有什么内容呢？

陆渊雷、章次公两位先生的性格是特立独行的，学术思想是先行于五十年代中医界的，他们两人是学者而不是政客，在中医科学化的时期是弄潮儿，在中医的政治化时期是落伍者。而如今的中医学正处在市场化时期、政治化时期与中医科学化时期相重叠的特点时期，讨论这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历史贡献，就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对于发展当今中医学术是有益的。当今我国中医界，学者型中医太少了！

http://www。lifeall。cn/mem/5470/main.ahtml 缅怀

刚读过陆氏的书，很好！

原来还有这层悲惨内幕.
为陆渊雷.章次公两位前辈扼腕痛惜.

“医门冷落，学人无多”这与专业能力毫无关系，特别是学者，大教育家书法家李瑞清在上海一度连吃都混不出来，绑票的得知其处境倒给几百大洋，文学巨匠曹雪芹在京郊要不是爱新家族敦成兄弟接济怕是早就饿死了，有能未必就能避开贫困/背运。历史上这类人多了，要是都发达都成人精且被发展利用地球早就爆炸了。没落个哥白尼结果就不错了。
????世界大什么事都可发生，科学成果即使再先进正确也有不认同的，邪魔鬼祟还是有相当大的市场，因此无论如何你认为有益的你就学习研究，哪怕是算命耍八卦的也可以，什么把戏/手艺或学问点说知识/技能都有受众体，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使成了精，走背字时就什么也不是。

再次读贴，感慨多多！

难道 各位认为 陆提出要抛弃 内经 难经 是正确的么？

1954年，中央决定在首都建立中医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遴选出一批第一流的名中医，进京共襄盛举。

如果当年同意陆进入此次代表 。各位同志你们想过将出现什么局面不？ 那会透露出一个信号 国家支持抛弃内经难经的学习和研究。各位可以想下陆如果参会 对中医的打击有多大。

1954年10月，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统一了政策思想，提倡中医学界要“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 。《内》《难》《伤》《金》等医籍共列为中医经典。

======毛主席是中医的捍卫者，大家可以想想 毛泽东时代即使是西医 通过西学中，都出了很多出名的用中医思维辨病的中医大师

现在不重视 中医经典 都去弄小老鼠了都和现代化接轨了 都走陆的道路了 结局呢？

然而陆渊雷等所倡导的现代经方医学----废止《内》《难》阳阳五行走“中医科学化”道路，在解放前是中医界求生存的被迫之举，对长期依靠《内经》为哲学背景而辨证施治的中医界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

=== 如果是被迫之举  是权益之计  那么在新中国 毛主席提出 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保护和发展中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废止《内》《难》阳阳五行走“中医科学化”道路，真是解放前被迫权益之举，那么在新中国他为什么还要行“被迫之举”？
  因此废止《内》《难》阳阳五行走“中医科学化”道路，是陆章等真实意愿的表现，而非被迫权益之举。

回忆下当年的文章，喜欢这类文章

历史惨痛不愿回忆

更多内容，可以参见《中医群英战SARS》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