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0)this.width=700;" > 【武简侯（1892—1971)】，原名国良，字简侯，泰州人。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1904年在宫嘉钰医室学中医，1906年，入官立两等小学，1909年毕业。1929年任图书馆经理主任，1931年任泰县修志局委员兼编纂。1933年任《泰县晚报》馆经理。1934年去职，钻研医学，兼研习西医，专攻外治法，病理融汇新旧，治法参合东西。1937年，入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学习，1938年毕业。1939年撰成 《妇科各病外治简要》、《仲圣方证合一要诀》，精于书法，尤擅草书，为时所重。1958年起，任泰州中医院主治医师。1971年1月5日去世。终年79岁。著有《经方随证应用法》、《各科简易经效方》、《药证学》等。 ——摘自河北人民出版社《民国人物大辞典》 我幼年时不和祖父武简侯生活在一起，其时祖父住在泰州城北草河边的老宅。“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和父母搬到老宅，和祖父生活在一起，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三年。“文革”中，学校上课马虎，这让我和祖父的接触多了起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童年的记忆 年幼时我偶尔到老宅去玩，祖父也只简单说几句话，然后就到书房做自己的事。记得我上一年级后，祖父看到我，见家中养的鸡，随口问我会不会写“鸡”，我说会。我写的是简体，他摇摇头，认为不够，但那时我对繁体字是望而生畏的。 10岁那天到老家，祖父给我一张很新的天安门红一元纸币和几尺布票，我很高兴。那之后不久“文革”爆发，一天，堂兄来告诉我父亲，说中医院来人抄家，将祖父的很多书和字画都拿走了，父亲也就叹叹气，好像没说什么。没过多长时间，父亲将租的公房退了，搬到老宅和祖父母住在一起。 祖父偶尔会用多余的边角纸写点东西给我，一般是勉励学习的名言，记得最深的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还有几句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去有寻处，失去光阴无处寻。”可惜这些字我当时未加以保管，也就散失了。 抄家几个月后，祖父气愤的心情似乎平静些，他在抄家的遗留物中捡到自己年轻时的一份文章草稿，他重新抄了两遍，后记中他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院来人查抄旧物，并将予生平所购阅之各种书籍，医书除外，抄去过半……”他放下这些不快，所有的时间，都用到医书的编写中。 有一天，祖父到外面散步，堂兄将我带到他的书房，给我看一些剪报，内容是泰州方言考证，看到这铅字印成的东西，我内心很钦佩很羡慕：要是我将来也能写东西，排成铅字，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还有病人登报鸣谢的内容，他也保存了几张，其中就有凌直支和许杏农等人推荐别人找祖父治病的文字。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凌直支就是凌文渊，在当时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呢。 还有一件引我兴趣的奖状样的东西，那是1949年泰州解放后市政府的聘书，聘请祖父为市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若干年后我曾问过父亲，祖父为何会有特邀这样的荣誉？父亲说，解放前夕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生病，隐姓埋名住在我家一段时间，从接触中他觉得祖父是一位正直的人。解放后，他就向政府推荐我祖父。但父亲不知这位地下党员的名字，此事也就不得其详了。 ◆易简斋的身影 祖父生前友人曾给他刻过一方印，内容是“文词师古，医术从新，草书自误，拘谨愚民”，诗文、医术、书法正是他一生用力最多的地方。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总在撰写医书。那里常有一些学医的知青到他那里抄一些验方，遇到难字或需要解释的地方，他总是不厌其烦，还经常翻出某本医书给来人看，他说学医就是要呕心沥血。我记得堂姐曾对他说，你不要登高找书给别人看，太劳神了，人家问你事情，你就说年纪大记不清了。祖父不表示反对，但事后他对来求学的人还是一如既往，现在想来，很有点诲人不倦的精神呢。 祖父给人看病，常常几分钱的药就解决问题。有时来人称自己是公费医疗，让开点好药，祖父不紧不慢地说，“我这药就能治好你的病了。”后来我看祖父写过一段话，他说：“治病用药，单方为胜，以其用力专而见效快也。在一般人观之，味数既少，而药物又贱，几疑无甚疗效，而一经合宜用之，则立竿见影转危为安，有为名医家所不及者。”看了这段话，想到他平时开方子的情形，对治病多了一层理解。 祖父给自己书房起名为易简斋，他写的医书名为《易简斋医学丛书》。他编著医书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1939年，他撰成书稿《仲圣方证合一要诀》和《妇科各病外治简要》。后来陆续又写了多种，计达17种之多。不过目前正式出版的只有中医古籍版的《经方随证应用法》，其他不少尚是草稿，未最后完成。 在医稿中，对经方和外治法的研究，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精力，这从现存医稿所占的分量可以看出来。 祖父认为有时针灸方剂不能适用、不能直接达到病灶的地方，采用外治的方法则能收到治疗效果。他认为历代医家，间或也有采用外治法治病，但没有足够重视。他希望能得到中医权威人士的极力倡导，致使这一最稳妥、最经济的疗法发扬光大。他在《自叙》中叙述自己行医情况时说过一段话：一些难以诊治的“难病奇病，引起我深入追求古今医家经验方剂，与适用该病针灸、按摩、外治、食养及精神等疗法。尤其对于外治法，详加收罗，以备广泛应用，原有意编纂《外治学》（另别儿科、妇科)，能否成功，尚有待也”。在我的印象中，他桌子上总是堆满东西，他写字只剩下能伏手臂的一小块地方。后来我看到他写过一段话，“老年知识分子，是极可宝贵的。因为他研究某一种学问，经过了数十年之久，多少有些经验，有些心得，应即从速的交代出来，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他要归道山去了。”他就是这样地只争朝夕，怕时间来不及。 这段话写于1956年，后来在《经方随证应用法》完稿后，他即将《儿科各病外治备要》修订完成，这两部书他都是请朋友帮助誊清的，在誊清稿上他又仔细作了校正。他在誊清的《儿科各病外治备要》前题辞曰：“此书为余创作，系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而写成的，不但医家宜用，既一般普通人民，亦可备查使用。比用内服药治病，无流弊而多速效，子孙其宝之。保存勿失、利人利己，勿作寻常书稿观可也。切嘱，切嘱。”人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可见凡是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都可能产生副作用，因此外治法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 祖父写过一篇《头疼外治经验方》，记叙西仓桥下有一位病人，总是头疼，诸医束手无策。祖父配了药，让他嗅，结果竟然有一条小虫从鼻孔掉了下来，后来头疼也就好了。现在我重新翻阅他写的《各科简易经效方》（分装24册)，感慨很多，因为这部医稿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自然灾害造成物资的极度匮乏，他用的纸都是利用的废旧纸片，然后用浆糊粘成32K大小，再写好装订。记得临去世前不久，他不方便用毛笔，就用圆珠笔作修改，一次就叫我为他买好几支笔芯。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圆珠笔改的字已经晕开了，目前我正在和出版社联系，争取能予以出版，不至于使他的心血白费。 ◆武简侯与书法 祖父一辈子不离书法，但写字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是在看书写作累了的时候，拿起笔在一块很大的砖制桌上写。我也看到过一些旧报纸，上面先用淡墨写，再用浓墨写。在他所处的年代，纸还是珍贵的东西，我现在看到别人买宣纸是成刀的买，总有遐想，要是祖父当年手边宣纸多些，多留下点作品多好。 祖父书法最佳作品是在他50岁以后，大致是解放前后的一批作品，内容基本都是唐诗，尤以杜甫的诗为多，这也是他爱好使然。从1963年开始，所写大都是毛主席诗词，我最觉珍贵的是他将当时发表的毛主席诗词37首写成一个手卷，有四米多长，因为是大件作品，所以很难得，他在封套上写了我父亲的名字，因为这是我父亲特意让他写的。这手卷写作时间是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抄家前夕，真是庆幸，如果再迟也就不会有这手卷了，经过抄家他是不会有这种心境写此大件作品的。书写此卷时他已经是75岁高龄了，他在卷后写了一个跋，意思是说自己好久不写草书，手腕荒疏，但从作品看，还是可见其深厚的腕力的。 祖父字写得很好，但真正知道好在哪里，是在他去世多年以后。记得当年同学在我家墙上办宣传栏，其时祖父和一位弟子谈心，我就请其弟子用钢笔帮我写一页毛主席诗词配在宣传栏里，他连说我哪里能写，你爷爷在这里呢！祖父也不言语，拿起钢笔就用草体写了一页，但我嫌草书难辨，当时我仅希望写的人比我的字好些而已。我上学时，也有同学到我家玩，听我祖父说用旧报纸练字，他就问能不能用玻璃练字，这样更节约了。祖父表示不行，他说玻璃太滑，难以练出笔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如果偶尔练字，也还是喜欢用旧报纸。 祖父平时谈练字最重视颜体，他认为不管学什么字，最好有正楷特别是颜体的基础，他借用前人的话是“学书当学颜”，颜体指唐代颜真卿的书法。那时我刚从小学进初中，课程很松，没事时就练练字，祖父给我的帖是颜真卿的《多宝塔》，现在回想起来，那本帖拓得极精，装裱成一张张单独的尺页，一张临厌了，就换一张。过了一段时间，换成《颜家庙碑》，这和一般的帖不同，是装裱的八个长卷，和前帖一样，也是挂一卷墙上，写厌了就换一卷临习，被风吹破了就自己用浆糊糊一下。后来我手边放了一卷，偶尔观摩，其他七卷在老家旧宅，因房屋倒塌，竟然找不到了，真是一件可惜的事。祖父还藏有一张拓片的《颜鲁公叙》，这张拓片他在20多岁时写的文章中就提到过，可见是跟随了他一辈子。 ◆最后的岁月 祖父晚年时，单位经常要他交待问题，这使他心情极不愉快，身体也每况愈下，有一天他抄了一首诗给我，内容是“人生七十强支持，帘卷西风烛半支。全靠儿孙好看待，眼前光景没多时”。他说，诗作者70岁作此诗，身体还不错，我已年近80，且心脏移位，岁月不多了。谈到医稿，我问对我们有什么用？他说来求教的那些青年对证状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治法。只要知道证状，《各科简易经效方》一书就像家庭医生，都能从中找到治病的方法，医生和普通人都可以应用。 前几年整理家中旧物，我想查一下祖父晚年最后写的东西是什么，结果发现有日期可考的是1969年9月写的一张字条，内容是“通过几天来的回忆，已将我的问题全部坦白交待了，请组织上审查，如果发现我还有什么政治上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愿受从严处分，决无怨言”。这张字条离他去世一年多点的时间。那些交待的问题现在看来都小之又小，但那时竟然緾去人很多时间。 记得祖父去世前几天，将我和堂姐叫到他面前，主要谈自己的后事，其中一件就是他去世后，墓碑上写“中医武简侯葬此”，而不是按照一般家人的称呼。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感受到他对所从事的祖国医学研究的深厚感情，他最舍不下的就是那些未完成的医稿。生前他未必赞成后代学医，觉得如果不用毕业的精力研究医学，会落入庸医者流，到了晚年，他又感叹如果后代有学医的，可以多整理几部医稿问世了。 前几年我到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拜访刘社长时，先是讲了我祖父的一些往事，刘社长很感兴趣，很快同意将我祖父的医书出版。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告慰祖父的事。如果哪天其他医稿也能出版，他定会含笑九泉了。 来源：泰州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