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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转贴]孔伯华先生传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孔伯华先生(1884~1955年)名繁棣,字以行,原籍山东曲阜县人,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伯华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属于“大宗户”,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宁的后裔。至孔伯华曾祖父孔昭慈在任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并于同治元年殉难于台湾时,他的儿子孔宪高由台湾回到山东济宁。孔宪高,孔伯华祖父,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先生少时随祖父宦游,秉承家学,刻苦钻研,不慕荣利,十四岁时就定下不求科考举子业而专攻医学,志在济人的决心。先生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遍读家藏善本医书,四处求教,不耻下问,时日既久则精悟益深,从而取得较好疗效,远道来求先生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对疑难大病常有奇效。因此在先生三十岁时,就已名噪北京,被誉为“四大名医”之一,举国知名。仅就先生毕生之成就与贡献而言,不愧为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先生性至孝,二十三岁时,母病垂危,先生日夜精心照料,亲自煎药,无微不至,更由于先生平日待人厚笃,故博得邻里和亲友们的称赞。先生在河北易县居住时,听说此间中医前辈梁纯仁、蔡秋堂二位先生的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当地颇享盛誉,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先生的辨证察脉之造悟才度,以及平素的为人和作风,也早有所闻并深为器重,因此倾囊相授,使先生尽得其传。先生之擅于博采和吸取各家之长,类皆如此。
三十一岁时(1915年),先生应聘始来北京,在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所谓官医院,只是当时政府所设唯一的中医机构。1917年,晋绥一带流行鼠疫,据说挨户传染,很快遍及一村,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派曹巽轩率医官组成晋绥防疫队前往防治,成绩卓著。次年夏秋之交,廊房一带虎疫①又起,派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率队防治。当时疫情猖獗,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闹得人人自危、户户恐慌,一时传为“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防疫队驻于学校内待诊,而前来应诊或邀诊者,却绝无仅有。先生遂与同仁共同商量,分析原因,始知是尚未取信于人的缘故,于是决定除留陈伯雅在驻地处理日常工作外,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等均深入村庄,沿户访问,边宣传,边治疗,不辞劳苦,一心赴救。不数日,群众见治疗能有速效,确可挽救危亡,乃竞相求治,全活极多,因此深受欢迎,获得很高评价。事后防疫会要求撰述疫病证治之法, 以及此次防疫工作的经验和疗效总结,于是与同行诸人分别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一书十卷,刊行问世。
1923年,先生即辞却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先生对孤贫患者,深切关怀,倍加悯恤,安老怀幼,济人于危,不但免收诊费,且常慨解义囊,助其药用或疗养等生活之资。这种崇高的医德,远近称颂,遐迩闻名。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近百年来的西医集中输入的影响,1927年先后曾有一些虚无主义者喧嚣一时,诬蔑“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这自然引起广大中医药界的不满,于是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其中有“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谰言。这样一项反动提案竟然被国民党政府通过,并随即作出“取缔中 S”的决议,激起中医药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
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于当年3月2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先生当时为华北中医界代表,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以先生为首的代表成员据理力争,要求政府取消这项荒谬决议。由于中医中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根源,数千年来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伟大贡献,所以深得人心,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赖和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取缔中医”的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众怒难犯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不得不收回成命。同时,为了平息民愤,混淆视听,国民党政府还在南京设置“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赢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使得中医学免遭更为严重的摧残。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先生深深感到中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壮大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0年,先生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萧老为董事长,先生为院长,聘请当时知名中医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如瞿文楼任教儿科,姚季英任教诊断和妇科,周古人任教《内经》,安干卿任教《难经》,陈慎吾任教《伤寒》,赵树屏任教《医史》,宗吾任教《金匮》,张菊人任教温病,孟庆三任教药物,焦会元任教针灸,孔仲华任教浯文和医古文,等等。唯因经费拮据,先生常以个人诊费收入挪补开支。先生常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对侍诊从学的门人常是到时留饭,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学校开支较大,家中人口众多,常遇困难还要借贷,因此先生之艰苦办学、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深得医林和社会的敬仰。
“七七”事变越五年,伪政府企图接管北京国医学院,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达二年之久,学院曾被迫三次搬迁。后萧龙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独力坚持数年,直至一九四四年,先生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停办国医学院,表现出刚直、高尚的民族气节。北京匡医学院共办了十五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多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先生平易近人,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倡导启发,主张独立思考。临床见习时,每遇疑难病症,当即提示生徒,或事后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然后作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先生常告诫门人:医学是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的大事,必须因人而异,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门人弟子皆有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生题其诊室曰“不(读徊n)手庐”②尝自号为不龟手庐主人。此乃先生自谦之词,意谓自己只不过有龟手之特效小技而已。然而将见于《庄子》的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于自己的诊室,亦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
先生还精于书法,每临诊亲笔疏方,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简明精要而又具体;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配伍严谨且注明炮制及煎法;字体清秀俊逸,笔势潇洒。先生不唯工于小楷,对大字亦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宇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所以先生还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
 “五卅”运动之后,先生热心爱国,为了抵制日货,曾创制了一种“宝丹”药,芳香化浊,去秽避疫,止吐止痛,效力高于日本宝丹及一般避瘟散等。当时在前门外大栅栏达仁堂寄售,颇受欢迎,盛销一时。其药物组成如下:
  苏合香麝香安息香冰片薄荷脑,豆灵砂,筚拨,辽细辛
  共为细末,装入小盒,鼻闻或口服。
  先生为了预防感冒,曾研究创制了一种“清灵甘露茶”,常年施送,对于防治感冒、预防中暑,均有一定效果,颇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称颂。其方之药物组成如下:
  鲜苇根通草,薄荷,佩兰藿香,青茶(绿茶),竹叶卷心,双花,香薷荷叶,九节菖蒲叶。
  每服一袋,煎服或冲水当茶。
  此外还有一种治妇科病的丸药和几种治外科病的药膏,也是常年施送。
-----------先生曾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弄通其中的深刻道理。记了几味药,背过几个方,就冒失地去看病,这就容易误人害人,不仅要精,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通医学的奥妙。还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守不可移易之法规,不知病之所在,模棱两可而治之,病未必除而命先尽矣。人之有本,犹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睥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也。先生还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如果照搬古方,就是泥古不化。借鉴前人的经验绝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须臾不可脱离客观实际。由此可见,先生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体现了先生之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思想和医疗作风。
先生推崇金代著名医家刘河间有鉴于“世态居民有变”之现实,根据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创立的“六气都从火化”的卓论。特别是对《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等经旨的发挥,犹为精辟。先生说,后人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习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是刘氏在于洞察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观其自述“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就完全清楚了.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受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悌,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高论,指明·相火”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朱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谆告诫“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脱离现实,崇尚清淡,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反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说虽辩,但无视治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无谓也。从先生这些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以及钦佩河间,推祟丹溪的卓见,可以看出先生之反对脱离实际的“靡学”,注重躬亲实践的“实学”之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先生常说;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所表现之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正入卫入气、入营入血也;·吴鞠通之三焦辨证,亦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处慎勿拘执。要知芩连附,尽可起死,参术硝黄,并能回生,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先生荟萃诸家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非积学有得者,不容易有如此精确的观点。
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在引司病人异论》一篇中的论述,徐氏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9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yin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栈之各异,—‘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先生常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又具体不过了。为此先生主’张;压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症;”朱丹溪主张“认症为先,施治为后”。故先生亦主张先议病;后议药。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广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症而又不惑于症;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症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 基于以上所说,具体到治疗方面,先生认为:无论祛牙口与扶正,者p是为了恢复和充足元气;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临证之时参机应变,辨证论治。先生说:邪之与证,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鄂亦即安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i究竟谗先谁后,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不可先有主见。《内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明训,这就清楚地说明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如果不被劫夺,就不会造成正气的虚;精气.之被劫夺,主要原因在病邪,如能抓住时机,及时果断地采取直捣巢穴的有效措施,使病邪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如急下存阴)、这种以祛邪为主的措施,对于广般的初病急病,、确实可以一扫而痊,但是,对于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者,那就必须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必须以扶正为主。总的说来是这样,然而疾病情况复杂多变,有久暂的不同,又有缓急的区别;有热深厥深的假象,又有寒热交杂的局面;有正虚邪实的情况,又有脉证从舍的疑难:有的应该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有的就宜先固其正而后徐退其邪;有的寓攻于补,有的攻补兼施;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因病而定,因人而异,所以必须从灵活处着眼,抓主要矛盾,一切服从于客观需求,这样才不致有顾首不及足之叹,不过这是比较难于掌握而又极为重要的环节,非花大力气、下苦功夫不可。
先生生平之治验良多,活人无算。论病则切理精详,源流俱澈;·用药则随证化裁,不蹈成方。可见其食古贵乎能化,裁制贵乎因时,所以才可能奏有奇效,使危急患者转危为安,使疑难沉疴霍然痊愈.尝临大证,诊治不落俗套,敢于创新,有自己的独
到见解,因而与俗见相殊,不同凡响,疗效突出,捷如桴鼓。
先生之善于妙用石膏,亦早为中医界所诚服。讵知其经验系从《本经》中得来,先生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谓石膏大寒之说,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袭成风,习而不察,畏如虎狼。先生不惟于外感方面运用石膏得心应手,且于杂病方面亦用当通神,至于所用剂量亦因病情所需而定,少时三、五钱,多至半斤,甚至数斤煎煮代水饮用。对此,先生撰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叙。
解放后,先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2年曾写信陈情,其大意: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培养人材。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 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等语.
周总理对先生非常器重,尤其因先生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所建树,常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周总理曾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周总理与先生在中南海亲切谈话时的珍贵照片,已在总理纪念展览馆中展出。
先生以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未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公之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至逝世之前,常夜阑执笔,有时撰述达旦。此次所整理的大部分学术论述文章(时斋医话),即斯时所留,虽篇幅不多,但确有独到见解,饱含着先生付出的莫大心力.
先生古稀之年,身体己衰,终因劳累过度,于1955年3月患病,辗转床榻达半年之久。此间,先生多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不仅馈赠生活津贴,还特地从东北送来野山人参,并派抢治小组到家抢救,同年11月23日,先生自知不起,临终遗嘱, 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遂溘然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一岁。
先生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彭真同志等主祭。当日,敬爱的周总理亲到先生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之培养和教育,并对先生家中的一切事宜做了妥善安排。
先生生前好友,当时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倍切深恸,并洒泪亲提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先生生前历任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先生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解除患者痛苦,保障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精神和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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