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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云龙《游历秘鲁图经》内页
□赖 晨
中国和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这并没有阻止两地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1840年-1874年,我国东南沿海盛行“苦力贸易”(卖猪仔),大批中国人被卖到拉美。
正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在1974年访问我国时所说:“在过去的125年里,大批华人被运到拉美一些国家。最多的是在古巴,但是在特立尼达、圭亚那和苏里南也有数目可观的华人。”
许多华工进入拉美后,把拉美当做“第二故乡”,和当地人民通婚,兴办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纸,还把中医带入当地,为当地人民救死扶伤,受到了拉美人民的欢迎和爱戴。
1852年,原籍福建漳州、38岁的陈鼎贤,被拐卖到哈瓦那。在解除契约后,他在当地悬壶济世。广东台山人陈黄阳,1858年赴古巴,在哈瓦那行医,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广东新会人李锦泉,原在澳门行医多年,1873年被拐卖到古巴,在哈瓦那行医,并把医药知识传授给古巴人民。
在1847年被贩运到古巴的华工中,有位中医大夫(姓氏不详),到哈瓦那不久,即以精湛的医术深受欢迎,门庭若市。古巴人孔斯塔先生还根据他的口述,详记其医疗方法,编辑成《中国医术》一书,影响颇大。
1847年10月22日,哈瓦那《海事日报》专门刊登广告说:“《中国医术》内中对令人惊异的医疗方法有详尽的记载。该书系由新近莅临哈瓦那之华人现身说法笔录而成。”其他各报纷纷转载,轰动一时,慕名前往就诊的古巴人络绎不绝。
19世纪70年代,著名中医钱博比(一译詹伯弼)的医术,在古巴马坦萨斯一带受到交口称赞,古巴人认为在古巴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甚至在古巴民间,一谈到不治之症,就会说:“连中国医生也治不好了。”1870年6月,钱博比被请到哈瓦那行医。
当时,中国医生的乐善好施,在拉美国家传为佳话。钱博比常对来就医的穷人说:“如果你们有药钱,就给我;如果你们没有钱,就不要给。我这药是给穷人治病的。”他因此一贫如洗。临终前,心存感恩的古巴人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为他治丧,为他送葬。
有些中医,还投身到了古巴独立战争中。中医王森在独立战争中毅然参加了起义军,在图纳矿区和瓜伊马罗等许多著名战役中屡立战功,被誉为英勇作战的楷模,荣升为上尉。他的事迹在古巴起义军中有口皆碑。
据1874年一份报告透露,古巴华工的一些“花草匠人”(即中医),常用“广东的草药和当地的草药炮制新药,给病人治病”,治疗
霍乱、静脉曲张、皮肤病、跌打损伤和脓疮等疑难杂症,很有名气。
1887年,清廷兵部官员傅云龙开始考察美国、日本、秘鲁和巴西四国,历时两年。后他在《游历秘鲁图经》记载道:“华医之术,颇行于彼”,即为中医当时在秘鲁盛行的真实写照。
华人在秘鲁行医之初,不但被人怀疑甚至遭到诬蔑诋毁。引发当地公正的报纸发文为中医辩护,证明中医能治好秘鲁大夫所不能治愈的疾病。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医在秘鲁人中间逐渐赢得了声誉、尊重和信任。
1873年10月,秘鲁《商报》报道说:“中国医生中,医术最高明的那位,仅凭看病和出售开给患者的药剂,其收入不下8万索尔。”秘鲁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尔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
“使人难免有些惊异的是,这种治疗方法竟然会有吸引力,直至今日利马大街上还在出售着这类中草药。当本书作者在为这一研究搜集资料期间,经常看到卖草药的中国人。在老国家图书馆对面狭窄的人行道上,每天摆着摊子。这类草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一直被当作各种家庭常备的药物使用着。”
来源:羊城晚报
-----------1892年,巴西共和政府颁布法令,授权进口亚洲移民,优先选择日本与中国移民。1893年,巴西派特使访华,向清政府提出引进中国移民要求,条件是中国移民必须加入巴西国籍。可能是双方在国籍问题上存有歧见,清政府拒绝了巴西的移民请求,结果小日本现在成了巴西的第二大民族,有个鬼子还一度当上了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