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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子: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中医的肺腑之言及人生感悟【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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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6:06 编辑 www.med126.com

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中医的肺腑之言及人生感悟

在继承中发扬  在发扬中创新——论名医之路三阶梯    刘弼臣 ??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  理事    刘弼臣

    【作者简介】

    刘弼臣(1925~ ),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学毕业时,因日寇侵华而辍学,14岁时拜孙谨臣为师。取名弼臣,取“治世以文,弼亮之臣攸赖”之义。以“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训,踏上“苦寻医术,济世活人”的漫长道路。进入上海复兴中医学校后,曾问业于时逸人、陈存仁、程门雪、奚晓岚、徐晓圃、钱今阳、章巨膺等数十位中医名家,于是汇众贤之所长,学功日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原籍业医,1956年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第一期师资班深造,参加南京讲师团进行编写教材、试讲、授课等一系列训练。1957年奉调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先执教方剂教研组,继在附院儿科从事医教研工作。1979年被确定为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师承教学导师,是国家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也是国家教委确定的全国首批终身教授之一。曾任中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编委会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中医儿科科研成果评审会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顾问。曾当选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及科教文卫体委员,北京巿人大代表会议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儿科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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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的遗产和瑰宝,在与人类共同存续的几千年中,中医药学以其独有的贡献,在全球受到日益关注。随着现代科学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药学既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要面对愈来愈多的严峻挑战。中医药学为何仍能屹立在东方大地,显示出它的突出优势,则完全体现在临床疗效上。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培养和涌现出大批名医,逐步解决世界上医药方面的诸多难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继承、发扬、创新是古今名医成功的三个阶梯,继承是基础,打好基础,才能在继承中发扬,在发扬中创新。?

       继承是基础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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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礼记·儒行》云:“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明·王守仁尚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继承是名医之路的第一阶梯,这是名医走向成名漫长道路的第一步,是基础中的基础。没有继承的基础,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发扬,对创新更是“莫知其乡”了。所以,一个中医药家必须奠定继承的基础,练好扎实基本功,掌握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在临床上犹如作战一样,才能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中医药学是以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主导,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辨证论治方式为诊疗,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它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理念思维、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和独特的临床疗效。?

       中医学认为,治疗疾病并不能以辨证为满足,既要辨证,又要辨病,由辨病再进一步辨证。虽然两者兼顾,但是又侧重于辨证。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能辩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证候。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由此可知,中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证”的区别。相同的证,用基本相同的治法;不同的证,用基本不同的治法,即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有利于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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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中医药学的理念,或说是基本模式或标准化,必须无条件地继承,如果脱离了这些,就根本不是一个中医药家。例如戏剧中的京剧,它的板式是西皮和二簧,如果走腔跑调,就不是京剧了。试想一名中医工作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没能按照中医的基本理论、基本特点,没有整体观念,没有辨证论治地来诊治疾病,岂不是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治好疾病吗?其结果必将误入歧途,自毁家门。??

    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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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来治古书者,造端于善信,而成功于善疑。不善信则涉猎不专,不善疑则茫昧而失实。”(《金匮发微》许半龙序)在继承中发扬,在发展中继承,这是名医之路的第二个阶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是发扬必须继承,继承为了发扬,继承是基础,是成才之本,发扬是前进,有前进才有所创新。如果只讲发扬,而不重视继承,那是舍本求末,从何谈起发扬呢?反之,只讲继承而不重视发扬,那就只能在原地踏步不前,把历史引向倒退,也就无从谈起创新了。故清·顾仪卿在《医中一得》中有“凡读古人书,应先胸中有识见,引申触类,融会贯通,当悟于书之外,勿泥于书之中,方为善读书人”之论,形象地说明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下,经过长期的医疗经验的总结,以及古代自然科学的渗透,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内》、《难》、《本草》、《伤寒》、《金匮》等相继问世,这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从社会发展方面、医学著作方面、师承传授方面、临床医疗方面以及个人勤奋方面,都可以看出历代的医学名〖JP2〗家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中医药学作出伟大贡献和加以发扬的,正如清·〖JP〗刘奎所云:“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应,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继承的广博与意义。?

    (一)名医与师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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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韩愈《师说》云:“古之学者必有师”,故宋·欧阳修有“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之论。俗云:“名师出高徒”或“名医出高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承对培养专业人才的积极有效作用,通过名医的言传身教或点拨,无论是直接师承或间接师承,都是培养中医人才的有效途径。例如扁从师于长桑君,张仲景从师于张伯祖,南北朝的徐之才六代出了11个名医。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名家的出现和学派的形成,无一不是先继承后发扬。发扬必先继承,有了继承,才能发扬,继承是基础,发扬是发展,没有继承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怎能谈得上所谓“发展”、“发扬”。综观我国金元时代四家学派的渊源,刘河间以倡“火热论”著称,其“火热论”是在《素问》病机19条中大都以火热为病的基础上创立的,他从表和里两个方面,运用寒凉泻火的一套方法治疗火热痛,被称为“寒凉派”,影响深远。后世发挥为“六气皆能火化”,并为温病治疗提供了启示。张子和以力主祛邪,而用攻法著称,是受了河间学说的影响,故善用汗法,开玄府而邪去;吐法除宿食而涌风痰;下法除陈莝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张氏十分强调治病要以攻邪为先务,只有祛邪务尽,才能使“邪去而元气自复”,被称为“攻下派”。实质上他和刘河间的清解宣透、表里双解,都属于祛邪泻实的范畴,也是和《素问》所云“盛者夺之,汗之下之,随其攸利”的理论是一致的。李东垣以倡“内伤脾胃百病丛生”,并形成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内伤学说”而著称。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不安定,因精神刺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温不调等因素引起的疾病甚多,使人元气耗伤,他在《素问》“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理论指导下,同时受张元素脏腑病机学说的启示,创立了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方法,被称为“补土派”,而为后世“易水学派”的先导,影响极为深远。朱丹溪以倡“阳有余阴不足论”而著称,该论点是在“相火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他认为“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以及“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故善用滋阴降火之剂,被称为“养阴派”。这是丹溪综合河间、东垣诸说而提出的,由于丹溪学医于罗知悌,罗为河间的再传弟子。因此,丹溪在学术上是师承河间之说的,河间虽然指出了火热致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对易感受火邪伤人元气的内在因素,缺乏明确阐述。丹溪的相火论恰巧对河间的“火热论”和东垣的“元气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可见金元四家在学术上的发展,尤其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六条标准:第一是师承有自,源流清晰;第二是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第三是论点明确,风格独特;第四是经医学实践,社会公认;第五是有代表著作,流传后世;第六是培养传人,延续发展,成为后世流派纷呈的楷模。再如清代的叶天士,他深究医学,闻人之所长,即师事之,十年内先后从十七师,故其理论经验特别丰富,在《温热论》中他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短短的几句话,却道出了温病的受病途径和传变。温病的病理变化,在卫、气、营、血等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叶氏对此有很深的认识,因此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治法上他提出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原则,在中医治疗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但是,在叶氏之前,张凤逵曾著有《伤暑全书》,喻嘉言关于温疫有以“逐秽为第一要义”的理论,张石顽有“伤寒由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的理论,以及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中的有关立论等,这些都对叶氏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
近百年来,中医药学名家程门雪、蒲辅周、黄文东、秦伯未、施今墨、孔伯华等所培养的学生,有相当一大部分已成为中医界的骨干、学科带头人。岳美中更认为一个人师承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在周围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者也不乏其人,随时都可听取,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些从古至今的实例,均足以说明名医与师承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二)名医与勤奋的关系?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官》),故立志是古今名医的成才之本,勤奋是取得学业精通的必要条件。例如汉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青年时代起便有了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苦苦钻研岐黄之术。后来虽官居长沙太守,仍念念不忘对医学的钻研,当他看到当时疾病流行,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时,竟毅然决然辞官从医,救人民于贫穷交困危厄之中。他系统地总结前贤理论,结合自己临证经验著成不朽大作《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药学辨证论治的奠基人,被尊为“医圣”,名垂青史。晋代医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崇教》中,有“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之立言。针灸学家皇甫谧家贫好学,立志习医,一边生产一边读书,甚至不远千里,借书抄写阅读。唐代孙思邈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因他在中医药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被尊为“一代药王”。宋代庞安时在家传脉诀的基础上努力钻研《内经》、《难经》,通其说而出新意。金代李东垣虽家有万贯,由于伤感母亲枉死于庸医,时人又多昏冥,不悟医理,而倍感痛切,捐千金以习医,笃志斯道,后来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明代李时珍从小就立下了坚定的信念,抱定了献身中医药学的远大志向,“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后来不畏艰辛,亲自上山采药,深入民间访问,历经30余年,著成《本草纲目》这一划时代的医药巨著。?

    再如现代医家岳美中尝云:“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所以他在世时读书必至子时,几十年如一日,终成大家。方药中在新中国成立前随师学习,坚持半工半读,长达4年,还主动申请值长期夜班,以便白天能跟随老师诊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一代医学大家。王渭川教授在青年时期,经常到“善化堂”翻书、借书、抄书,并以此为一大乐事。邓铁涛教授之父邓梦觉年事已高,仍然把背诵《内经》作为一大乐趣。金寿山教授在古稀之年曾回忆道:“昔学养成习惯,则不以苦,而以为乐。我现在生活上没什么爱好和癖好,坚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手不释卷,而且到午夜。无他,乐在其中也。”事实证明,古今中医药学人才,只有勤奋苦学,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攀登医学高峰,此即“泰山不自高,因丘垤以形;河海不自广,因沟浍以名”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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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医与临证的关系

    清·陆九芸曾云:“读书而不临证,不可以为医,临证而不读书,亦不可以为医。”讲的是治学贵在实践。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历代医家不仅重视基本理论,而且也非常注重临证医疗实践,“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之说,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理论不能与实践脱钩,实践也要靠理论来指导。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医生行医的准则,也有两大要素,一是医德,二是医技。德要靠才来发挥,才要靠德来统帅,两者兼备,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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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医德?

    医学是攸关生命的一门学问,由于这一特性,要求医生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品质修养。故晋·杨泉《物理论》中有“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之论。他如《内经》中有疏五过论,《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论》中,要求一个医生“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医德的重要性在于“人命至重,贵在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刘完素尝云:“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相传汉代三国时吴人董奉为人治病,不收报酬,患者为他宅边种杏树一棵,日久杏树成林,后世遂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树为医德高尚的典范。故古之医者,则以救死扶生为其心,其业专而用方也慎,专而精而造诣入室,慎则审而投药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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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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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陈梦雷云:“医为司命之寄,不可权饰妄造,所以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九折臂者,乃为良医,盖谓学功精深故也。”所以医疗技术的提高,必须依靠基本理论的指导,勤学苦练基本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临床治疗效果的高低,又是对一个医生最严峻的考察。为了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很多医家在著作中都附载医案,总结他们的临证治疗经验,以利于交流和推广。明《韩氏医通》认为,医案的格式要有“六法兼施”,即望形色、闻声音、问性状、切脉理、论病源、治方术,使医案的记载有了标准可循,此即“济世者,凭乎术,愈疾者,凭乎法也”。江瓘的《名医类案》是包括古今分类编列各家医案的著作,取材上自淳于意、华佗,下迄元明诸名医的治验方案,并附以自己的评论,内容宏富,分205门,是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以病为纲的书。清·魏之琇又著有《续名医类案》,对《名医类案》作了补充。还有以人为纲的合刻的医案,如《三家医案合刻》、《柳选四家医案》等。其次是个人医案,如喻嘉言的《寓意草》、尤在泾的《静香楼医案》、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徐灵胎的《洄溪医案》、魏文囿的《杏轩医案》、焦理堂的《李翁医记》、王孟英的《王氏医案》、蒋宝素的《问斋医案》等,可以从每家医案里,看出他们的学术经验以及所掌握的独特疗法。陆定圃的《冷庐医话》,介绍了辨证用药的一般理论、前人治疗各科的医案,并记述古今医家的医德,评价了古今医书以及记载了药品杂方、医界见闻等,是一部较好的著作。周学海的《读医随笔》共六卷,既有临证的心得体会,又有平时读书的笔记,如《读伤寒论杂记》、《读内经志疑五条》等,深入浅出,读之很有启发。“广搜博览有会心,左右逢源恰到好”,
如能将这些书籍运用得当,定能成为一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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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医药学很重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必须掌握唯物辩证主义的思想方法,才能在临证时眼界开阔,取类比象,思维方式连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例如余在治疗小儿脑积水症时,根据“至高之颠,惟风可到”的理论,创立了“息风利水”法;小儿遗尿,久治不愈,有因惊恐所致的,根据“恐则气下”的理论,运用镇惊摄水法。这些都是不循常规,独辟蹊径,别具匠心,化生新意,从常人意想不到之处着手,每发巧思而奇中,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发扬的基础上创新

    励精图治,锐意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学的特色优势,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因此,培养一代名医,发展中医药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在发扬的基础上创新。所以,创新是名医之路的第三阶梯。?

    (一)开拓发扬,创新医林

    清·吴尚先曾云:“医以济世,术贵乎精。”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称为四大名医,他们以其独特的学术见解、丰富的临床和办学经验,为中医药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曾出版过两版《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书中有“丁氏学派的形成和学术上的成就”、“王仲奇先生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简介”

    等23家学派思想临床经验集辑,虽然吉光片羽鼎尝一脔,亦可吸取精华,用于临床将可提高医疗效果。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曾出版《福建近代中医流派经验荟萃》一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评点名家技术特色及医疗专长,如壶山林氏的内科,善化坊孙氏的妇科,桂枝里陈氏的儿科,林为霖与肖治安的外科,林达年、林如高的骨伤科,陈云开与卢氏的眼科,王享英的喉科,陈德水、林际阳、邓少杰的科等,这些医者都是世代相传、名闻遐迩的一代名医。近期由高春媛、陶广正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当代妇科八大家》中所载的钱伯煊、王渭川、朱小南、韩百灵、哈荔田、罗元恺、刘奉五、何子淮先生,均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活跃在中医界的一代名流、著名中医学家,均承担过中医妇科的重要科研任务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都有个人专著、论文问世,他们集中医科研、教学、医疗于一体,在妇科领域内代表了中医妇科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余等对儿科也总结写出了《近百年来儿科四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一文,阐述了上海奚晓岚寒凉派、徐小圃温热派、南京江育仁运脾派、北京刘弼臣调肺派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以及他们在儿科领域的成就和创新。再如中医治疗非典、休克昏迷、高热、惊厥、出血、急性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肾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脑血管意外等,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不但疗效好,而且安全、简便,没有出现不良反应。中医治疗现代所谓的疑难病证如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膜炎、乙型脑炎、重症肌无力、中风后遗症等也独具特色,解决了不少西医棘手的问题,应该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并加以发扬开拓,以创立新的学派。每个学派都有它所采取的一定理论根据,都有它所运用的一套实际临床经验,这些理论根据和临床经验是非常可贵的,唯有使各家各派的特色充分显示出来,然后博采众长,吸收融化,加以概括化、规律化,才能促使整个中医药学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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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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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中学毕业后,14岁师从于有“大江南北,小儿神医”之称的姑丈孙谨臣先生。在蒙师指导下,勤读先古名医确论之书,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及至临证时则自无差谬,尽得其传。1956年,余入江苏中医学校师资班深造,方悟“学向勤中得”之真谛。而立之年,余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先执教方剂教研组,继在附院从事儿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1979年被确定为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被国家列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师承教学导师。余从医60余年,在中医儿科学的继承与发扬中作了诸多有益工作。“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乃余一生之守则。古人云:“难治者,莫如小儿,名之曰哑科。以其疾痛烦苦不能自达;且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故不透生化之源者,断不可作儿科也。”余在儿科临床中有两大体会,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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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阐发“体禀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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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禀少阳”之说源于明代万密斋,其在《育婴家秘》中指出:“儿之出生曰芽幼者,谓如草木之芽,受气初生,其气方盛,亦少阳之气方长而未已。”少阳在天,象征着东方,在季节上象征着春季;在人体象征着少火,少火即少阳之火,是生命之源,维系着小儿生长发育的生生之气;在脏象征着肝;在腑象征着胆;在植物方面,象征着芽。余认为小儿初生如草木方萌,时刻都在生长发育,小儿每年体重以2kg的速度增长,身高以5厘米的速度增长,小儿初生自6个月以后平均每月长出乳牙一颗,乳牙长齐后从8岁到12岁换生恒齿,成年后方长出根齿,出生后7个月会坐,8个月会爬,1~1?5岁即能独立行走,1岁前牙牙学语,1岁时会发出单音,2?5~3岁时即能用语言向成人表达交流,这种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状况,犹如旭日东升、草木之方萌,在人的一生中好像自然界的春天,生机盎然,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郁郁葱葱的景象。所以,万密斋说小儿是禀少阳之气以生,为发之始,以渐而壮。由于阳气渐旺,十分有利于生长发育,如筋骨逐渐坚强,智慧方面逐渐活泼,饮食方面逐渐增多,脏腑功能方面逐渐完善成熟。阳气的生发速度越快,小儿的生长发育速度也越快,处处显示出阳气占主导地位的作用,所以小儿脏气清灵,生机蓬勃,活力充沛,反应敏捷,既无色欲伤害,又无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神气安静,不动五志之火,轻病每可不药而愈,纵然重症危症或一时难治之症,只要处理及时,用药恰当,病情每可向愈迅速,容易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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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生长的关键在于肾,而小儿发育的机能转输则在肝胆。肝属木,旺于春,春乃少阳之气,可使万物生发和成长。诚如万密斋所说:“乃少阳之气,万物之所资以发生者也……有余者乃阳气自然有余也。”任何事物的兴盛、衰败、强壮、虚弱、有余、不足都是对立的。《素问·阴阳类论》云:“一阳者少阳也。”王冰注曰:“阳气未大,故曰少阳。”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云:“小儿应少阳之体,而少阳实为稚阳也。”充分说明小儿虽然“体禀少阳”,而阳气仍然处于稚嫩脆弱状态,所以小儿在生理上的特点除有“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外,尚有“脏腑娇嫩形气不充”的一面,如小儿外形头部较大,躯干四肢较小,睡眠或安静时,身体的姿态与在子宫内的位置相仿佛,两臂屈曲,握拳置头侧,下肢缩向腹壁,尤其颈短而宽,颅囟未合,儿科第一部专书《颅囟经》的取名,即含此义。小儿皮肤异常柔嫩,特别在臂、腰、肩、腕背、脚踝等处,常呈青色斑块,大小不一,此为特有的生理现象。小儿睡眠时间很长,初生儿除吮乳外,几乎一直处于睡眠状态。小儿脉象跳动很快,而且极易变动,由于气血未平,所以脉象难凭。小儿呼吸很快,极不整齐,尤其小儿易啼,能使肺部活泼,消化畅利,因亦导致呼吸增快。小儿胃底狭窄,消化力弱,易于乳食停滞。小儿神气怯弱,易喜易怒易惊恐等。由于小儿机体和功能均较脆弱,对疾病的抵抗力低,因而在病理方面也具有发病容易、传变迅速的特点。如幼儿寒热不能自调,乳食不知自节,外易为六yin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在外感病中有因耳闻异声、目触异物所致,内伤饮食也有乳滞食滞的不同,尚有属于先天性的解颅,有限于某一时期的脐风,有属于成长不足的五迟、五软,有属于小儿特有的病证如顿咳、疳证、惊风,对于一切时行传变疾患,如麻疹水痘痄腮猩红热等特别易于感染。临床上又以呼吸道疾患、脾胃疾患以及壮热抽搐痉挛神迷等证,最为多见,而且年龄愈小,发病率愈高,传变也愈快。诚如吴鞠通所言:“小儿肤薄神怯,经络脏腑嫩小,不奈三气发泄,邪气之来也,势如奔马,其传变也,急如掣电。”说明小儿患病最易多变,易寒易热易虚易实,轻病容易变重,重病容易转危甚或急剧死亡。?
小儿在从出生至成年的发育过程中,往往时盛时衰,时快时慢,时虚时实。在病变发生发展过程中,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往往险象丛生,而屡见不鲜。其原因何在?余认为主要是因为“体禀少阳”,特别是“少阳为枢”起到了直接主导作用。枢是机枢、枢纽、枢转之意,具有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转归变化的机能,如小儿有时发育很快,白皙肥胖,聪颖伶俐;有时则肌瘦骨削,甚至一年体重不增,身高不长,发育不良,只要调理得当,一旦少阳机枢作用得到发挥,即能自行调节阴阳消长的变化,保持阴平阳秘的稳定状态,达到正常发育的目的。在病变过程中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小儿感邪后,邪气最易蕴积泛滥,使病势嚣张,故易出现实证热证。邪气既盛正气易虚,每每正不胜邪,骤然出现内闭外脱。例如有些小儿偶患感冒,瞬即转为肺炎,表现为壮热咳喘气憋,此时病邪在肺在表,属实属热,若治不及时,或因传变常可朝呈实热阳证,暮转虚寒阴证,或在实热内闭的同时,瞬即出现虚寒外脱危候,表现出面色苍白、神倦肢冷、溲清额汗、脉象细促等阳衰征象,此时治疗的关键,不在邪之多少,而在真阳欲脱,如不及时回阳救逆以固其脱,则必变生仓猝。一经阳回正复,邪正相争,实证又现。这种邪正消长、虚实转化在临床上非常多见,不能不说是与小儿“体禀少阳”和“少阳为枢”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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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构建调肺学派?

    “精于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是余对前贤“五脏证治”体系深入探析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挥。?

    五脏分证最早见于《内经》的风论、痹证、痿证、咳论等篇,在《难经》、《金匮要略》、《千金要方》中逐渐有所发展。到了宋代,儿科鼻祖钱仲阳观察到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发病后所出现的证情极其复杂,因而依据《内经》五脏五行的理论,创立了“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体系。该体系以五脏为基础,证候为依据,辨别虚实寒热,作为证治准则,并以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立五脏补泻方药作为治疗的基本手段,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地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肺属金主气,肺气郁窒则喘满闷乱;肺有热口渴欲饮;肺热不甚,或有停饮则不欲饮水;肺气不足则气机不利,甚或出气多于入气。钱氏所选列主证超过前辈,既适用于治疗外感六yin,又可用于内伤杂症,这正是其结合小儿病理特点发展了前人的学术理论之处,所以《医学纲目》有“钱乙扩充内经脏气法时论之要旨,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也”之誉。余认为钱乙毕竟受到历史条件和个人经验的局限,其学术理论尚有进一步阐述与发展的必要。如肺居胸中与大肠相表里,外合皮毛,上连咽喉,司呼吸主宣发肃降,输布津液,通调水道。举凡外发疮疹,内结肠燥,上则喘咳,下则癃溺,均与肺有密切关系。尤其肺开窍于鼻,鼻与咽喉相通,而内连于肺,所以鼻和咽都是肺之门户,肺气和呼吸利,则嗅觉灵敏,声音爽朗。故《灵枢·脉度》论有“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之论。正由于肺开窍于鼻,与咽喉连通,故外邪袭肺,每从口鼻咽喉而入,出现呼吸道病变,多见鼻喉部的症状,如鼻塞流涕、喷嚏、喉痒、音哑失音等,进则影响到肺,导致肺气不利,变生他证。因此,余在临证中非常重视小儿苗窍的变化,作为“从肺论治”的依据。?

    临床治则主要是运用疏、通、宣、肃、温、清、补、敛八法。疏,是疏表用药,如桑叶菊花荆芥薄荷叶等;通,是通窍,如用辛夷苍耳子、山豆根菖蒲等,或通下,如大黄、风化硝、瓜蒌等;宣,是宣肺,用药如麻黄杏仁桔梗牛蒡子等;肃,是肃降,用药如苏子莱菔子、葶苈子、旋覆花代赭石、大贝母等;温,是温肺,用药如干半夏、桂枝等;清,是清解,如黄连黄芩、生石膏山栀竹叶连翘黛蛤散等;补,是补益,如黄芪太子参茯苓、炒白术当归山药扁豆等;敛,是敛肺,如乌梅五味子、大白芍紫菀等。八法在治疗小儿感冒、咳嗽、哮喘、肺炎等肺系疾患中,常获良效,从而补充和发展了钱乙五脏证治的内容和理论。?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与脏、腑与腑、脏与腑之间在生理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从肺论治”,并不是割裂脏腑间的联系,而是以肺为首,统辖其他脏腑间的联系与影响,因为肺脾肺肾之间有着母子相生的关系,肺肝肺心之间有着相克相侮的关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五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而且也反映了四时五行对人体的影响。尤其肺主气属卫,具有宣发卫气、输精于皮毛的功能,同时卫气又具有温煦肌腠、充养肌肤、启闭汗孔、抵御外邪的作用。肺气旺则肌肤固密,御外功能正常,反之则卫表不固,御外功能低下,常可因脏受邪而发病。如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当,又极易传变,出现传心、损脾、侵肝、伤肾等肺外病变。尤其是一些慢性疾患的发生发展、病情反复加重和预后转归,均与肺系反复感染密切相关,往往易伤难调,形成卫虚—感染—再卫虚—再感染的恶性循环局面。故余常从调肺入手,抓住要害,常出奇制胜。通过协调五脏五行生克乘侮的关系,使肺气充旺,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

    根据临床观察,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小儿肾炎、肾病综合征、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小儿风湿热等这类肺外疾患,发病之始皆有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症状,如咽痒、喷嚏、流涕等,根据《内经》中“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的理论,清窍靠肺气宣发之精气灌注而通利聪灵,浊阴赖肺清肃下降之性而传导排秽。若肺气〖XCF.TIF;%100%106,JZ〗郁宣肃失职,非但清窍失聪,浊窍亦因之不利。尤其清窍不利,形成慢性病灶,又常成为其他疾病发生发展的诱因,病灶不除隐患时时有之,疾病也就迟迟不得恢复,时轻时重,迄无已时。余认为如能及时“从肺论治”,采用清肺利窍、益气护卫诸法,祛邪逐寇,以安内宅,不仅可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可收到清除病灶、避免滋生变证的效果。基于上述学术思想,余研制了“调肺养心颗粒”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自拟“调肺利水颗粒”治疗小儿肾炎、肾病,用“息风制动颗粒”治疗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疗效显著。?

    “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是余长期临证经验的结晶,也是根据小儿病证特点总结出的。余认为,调肺利窍祛邪外出,可以切断病邪内传途径,避免滋生变证,同时还可强肺固卫,增加抵抗外邪的能力,不仅可治肺脏本身疾患,而且还能治疗肺外其他脏腑病证。“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意在承先启后,以期为儿科开辟一条新的治疗途径,并愿为创立调肺学派与中医界贤达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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