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采访对象(按照在本组报道中出现顺序)：

　　“无国界医生”在缅甸、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等地项目主管、工作人员

　　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运动总干事冯提多

　　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主席任明辉

　　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卡云勒卡亚

　　全球艾滋病危局

　　“若不采取行动，现时在轮候册上急需抗病毒药物的1.5万人，可能在三年内死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魏保珠 | 北京报道

　　在仰光以南的达威区，缅甸局势最为平静的地方，未来特区的落脚地，无国界医生的辅导员昂亨莫每天在黎明时分就开始工作。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无国界医生”在此设立了一座艾滋病治疗诊所。除提供治疗外，这里还有4名辅导员定期外出跟踪300名病人的治疗进展。

　　昂亨莫的工作就是前往达威区和附近土瓦河的村落。这大约是最为典型的农业社会景象---晨雾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在棕榈树间和稻田里工作的妇女的剪影。身旁的司机竭力避开道路上的坑洞，昂亨莫自己则在检查探访病人的名单。

　　从无国界医生的诊所前往这些村落需要几个小时。这段路程就是一些病人不能复诊的原因：人们因贫穷无法担负交通费用。“无国界医生”就替他们支付路费。

　　昂亨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会到他们的村落寻找他们，并给予额外支援，帮助他们回来复诊，并确保他们正确地服药。”

　　总之，在这个也许是全球最贫困的地方，经济上的贫困是治疗任何疾病的首要障碍。但是现在，由于西方捐助者削减了投入，这个国家的艾滋病、疟疾、结核病患者将失去最主要的外来救助，这将使该国建立全面医疗系统的工作难上加难。

　　不仅在缅甸，从泰国、印度尼西亚一直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全球抗击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形势可能因此发生逆转，其周边一些已经拥有独立抗击上述疾病能力的国家，也可能将难以独善其身。

　　据联合国估计，目前在缅甸，每年有1.5 万至2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缺乏艾滋病治疗而死亡，其结核病感染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3倍，也是全球27个耐多药结核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旦其疾控体系崩溃，对中国的西南地区也会带来影响。

　　中国首批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在中缅边境的吸毒者中被发现的。对于缅甸来说，只有首先在中、南部政府控制力较强的地方建立足够强大的疾控体系，才有可能将防控措施伸延到北部接近中国的区域。

　　来自“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资金，在过去数年中支撑着缅甸的疾控体系。它的中国执行机构甚至使用这笔资金进入地方武装割据的缅北，解决那里的疟疾问题。

　　但是，自2013年起，这些资金将难以为继。

　　被忽视的渔夫

　　昂亨莫的病人主要是渔夫、在稻田和橡胶园里工作的工人。这些患者，大多是已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甚至双重感染结核病和艾滋病病毒的病人。但按照“无国界医生”的定义，他们大多是“不依从治疗者”，即未能很好地按照医嘱跟进治疗和服药。

　　在诊断患病后，他们每个月至少要到诊所复诊一次，而大多数人并不经常回来。昂亨莫说：“有时他们不太明白病症，或不知道如何服药，有时他们会认为很难前往诊所。”也有一些人因为害怕被歧视或者药物作用而拒绝治疗。

　　比如他在这一天的第一个病人，一名50岁的渔业工人，在患病后去私人诊所的第一次诊断中，就花掉了所有积蓄。

　　昂亨莫说，多数人稍微感觉病情缓和就会回去工作。但对结核病患者来说，这样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耐药性结核病，使治疗期延长到至少8个月。

　　根据“无国界医生”的报告，现在缅甸有8.5万名急需救治的艾滋病患者未获得治疗。每年还有9300多个新的耐药性结核病病例，其中只有超过300人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由于本国政府的卫生能力有限，外界援助是大多数病人治疗的希望。比如“无国界医生”，是目前该国最主要提供抗艾药物的组织，有超过1.8万名病人正在接受治疗。

　　对于缅甸影响最大的是具有联合国背景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下简称“全球基金”)。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缅甸每个艾滋病人得到的国际援助只有3.9美元，柬埔寨是46.5美元，老挝是67.6美元。而“全球基金”这一年就计划5年内投入2.9亿美元。

　　然而在2011年11月，“全球基金”理事会迫于资金压力，决定取消以往每年发布一次项目的办法，并且在2014年前不再启动新项目。对此，“无国界医生”缅甸项目主管赫罗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捐助机构再次将缅甸的艾滋病病人和结核病病人拒之门外。‘无国界医生’每天都面对着这些决定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危重病人和不必要的死亡。”

　　2011年的一项科研结果显示，对艾滋病的治疗也是有效的预防措施，这项发现在医疗系统资金原本就不足的缅甸更有现实意义。

　　赫罗特说：“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现在迅速扩大艾滋病和结核病的治疗，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传播，并能减少生命和金钱的损失。较少人感染病毒等于失去较少生命，以及较少人需要治疗。捐助机构帮助缅甸，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病人获得艾滋病和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至关重要。”

　　“梦想篮子”

　　2012年是“全球基金”成立的第十年。

　　2002年，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倡议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完成消灭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任务。

　　“全球基金”寄托了全世界对于抗击三大疾病的美好梦想和努力。它并非一个联合国的技术部门，而是一家融资机构，希望构建一种公立部门、私立部门结合的新型融资形式，从而解决资金不足这一抗击三大疾病的根本难题。

　　虽然“全球基金”受到了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但它只有20个有投票权的理事成员。理事分为两类：捐款方、受援方，各10个席位。捐款方包括国家、企业、基金会等，比如美国、日本、意大利，麦肯锡公司、盖茨基金会等著名组织。

　　创新性的设计是，受援方不仅包括国家政府，还有感染者代表作为理事。感染者代表在全球选拔，几乎都来自非洲。每次开会之前，都由感染者代表站起来发言：我们再次默哀，为全球最近一年里去世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患者默哀一分钟。然后点上蜡烛。

　　这蜡烛一直点着，到会议结束再熄灭，时时刻刻提醒与会者基金会的使命所在。

　　它还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投票机制：在两类理事会成员中都要获得多数票。捐款方多数、受捐方也多数，一件决议才能通过。中国受邀参与了“全球基金”筹备全过程，自2002年起一直在理事会中代表西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担任理事会成员。

　　总之，“全球基金”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设立的一个独特的、创新性的国际组织，就像一个“梦想基金”。

　　“全球基金”网站显示，目前美国是其最大的捐助国，从2001年到2013年承诺捐款95亿美元，已实际捐款60亿美元。2011年初，盖茨基金会宣布从2011年到2016年向“全球基金”捐款7.5亿美元。在这之前，它平均每年为基金提供1亿美元。

　　“全球基金”一年大约可以动用20多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当这个基金成立后，各国都将有关捐助集中在这个组织中。一个国家有1亿美元捐助，过去可能分布在几个渠道，现在都投入“全球基金”。它吸纳了全球抗击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的主要捐助资金，就好像一只“梦想篮子”。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申请了19个项目，接受了约6亿美元援助，是其主要受援国之一。其中“全球基金”在结核病和疟疾方面的投入分别约占国家结核病和疟疾防控总经费的20%。艾滋病方面，最高的时候，“全球基金”的投入达到中央防控经费的约三分之一，随着近年来国家投入的增加，该比例大幅下降，在15%左右。

　　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全球基金”秘书处最新的执行主任报告，它为全球一半的艾滋病治疗者提供资金支持，在结核病和疟疾防控领域占国际援助总量的三分之二。到目前为止，“全球基金”已在超过150个国家累计承诺资金224亿美元。

　　就在人们期望它焕发出更大光彩的时候，2011年11月，在加纳举行的会议上，“全球基金”为减轻资金压力和确保项目运行，做出了一些“极其艰难的”决定。除了取消新一轮项目发布，还决定20国集团中的高收入国家、疾病负担未达到“极端严重”水平，就没有资格继续申请当前项目的第二期经费。

　　而在此之前，有55个国家已经启动新一轮艾滋病项目申请。

　　失药的母亲

　　除了东南亚和中亚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是接受“全球基金”的主要地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卡宾达中央医院，有大量病人因缺乏治疗而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无国界医生”在这个国家的医疗统筹德韦格利尔告诉《望东方周刊》：“我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多个国家，一直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工作，但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所见到的景象，已经多年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生。这里的情况令我记起当初还没有抗艾滋病病毒治疗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每日都面对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病人，若他们能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就可能避免这些并发症。”

　　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有超过10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约35万人的病情能够通过抗艾滋病病毒治疗环节得到控制。而现在只有4.4万人能够接受抗病毒治疗。此外，只有约1%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能够获得防止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治疗。

　　与此同时，一些捐助机构，如“全球基金”正撤走或大幅削减资助。而“全球基金”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最主要供应来源。

　　德韦格利尔警告说：“若不采取行动，现时在轮候册上急需抗病毒药物的1.5万人，将可能在三年内死亡。虽然数字十分惊人，但刚果民主共和国不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感染。”

　　由于科学研发的成功，2012年本应是“全球基金”目标实现的转折一年。2011年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若一个人及早进行艾滋病治疗，此人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机会将减少96%。

　　“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运动总干事冯提多医生说：“治疗艾滋病患者十多年来，我们从未遇过如此有望切实扭转疫情的时刻。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政府想在科学的基础上有所行动，把握这个时机来扭转艾滋病疫情。但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一切将成为空谈。”

　　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政府，正在加强全国艾滋病治疗计划，包括为早期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立即为伴侣未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展开治疗。在马拉维，政府原本希望扩展艾滋病治疗项目，为所有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终身治疗。

　　“无国界医生”自2000年开始提供艾滋病治疗，目前在19个国家治疗17万名病人。但现在，他们分布于全球的网络见证了这些计划因缺乏资金而遭受重创。例如喀麦隆和津巴布韦很快会面临资金短缺，无法继续支持正接受治疗的病人；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对获得艾滋病治疗的病人数目大加限制。

　　肯尼亚、莱索托和南非已接获“全球基金”通知，因为资金问题，这些国家并不符合申请第11轮资助的资格。这些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比率分别为52%、66%及49%。

　　在马拉维偏远地区工作的“无国界医生”项目总管伍兹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所有路牌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个处理艾滋病的方案，资金紧缩却把我们拉到相反方向。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尽力治疗更多病人，挽救生命，避免形势倒退，但单靠受影响国家并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中国从国际援助项目毕业已成必然”

　　--- 专访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主席任明辉

　　就中国而言，资金困难是全球基金削减对华项目资金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里也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卫生援助形势的变化

　　一直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的“全球基金”，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引起舆论关注。几经反复，目前已确定，“全球基金”将在短期内陆续退出中国。

　　中国的受援与援外，近年来国内外有些争议。《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任明辉。拥有十余年国际司工作经历的任明辉，同时担任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主席等多个国际卫生合作项目中方负责人的职务。

　　在他看来，在受援必然减少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援外问题。具体到卫生领域，应该尽快研究制定中国人的全球卫生战略，重新规划援外卫生资金。

　　1000多家国内NGO获得“全球基金”

　　《望东方周刊》：2011年5月，“全球基金”宣布冻结对华援助，其后又解冻。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任明辉：大约在2009年，“全球基金”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全球基金”采购的药品被卖到黑市，经费被政府挪用。按照规定，这种报告都要在“全球基金”的网站上公开，这引起捐款方的极大不安。“全球基金”因此压力很大，制定了很多细致、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样一来，过去的规章制度许可的，现在就不可行了。比如要求“全球基金”采购的汽车要有每日行车记录，但之前没有如此细的记录要求。而不这样就被判定违规。与此同时，“全球基金”收到一些投诉，认为中国存在经费使用不当的情况。比如经费被滥用或一些官员注册虚假的非政府组织，申请“全球基金”。

　　卫生部对这些投诉非常重视，组织了16个督察组下去检查，一直到县里。陈竺部长也率队下去了。通过督察，我们确实发现一些问题，但没有投诉那么严重。很多事情其实是受到“全球基金”新的财务标准的影响所致。

　　《望东方周刊》：一些报道说，主要是因为没有按照“全球基金”的要求，为非政府机构提供足够的拨款？

　　任明辉：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资金使用时要有一定比例由“公民社会组织”这种非政府组织承担。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项目这个比例开始是20%，随后几年将有所增加。“全球基金”向我们提出关于比例问题的时候，大约是2010年，当时各省正在陆续组织招标。由于从招标到资金拨付有个过程，在账面上看，一些非政府组织还没有拿到钱。实际上，到2010年底国内已有1000多家非政府组织中标获得了经费支持，少的几千元，多的十几万元，应该说大大地促进了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另外，中国全球基金项目中央执行机构同“全球基金”在“公民社会组织”的定义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分歧，而这又涉及全球基金项目对公民社会组织的项目拨款数额和比例。

　　中国社会有着自身特点。我们有协会、学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它们通过各自渠道在我国的疾病防控工作中发挥着社会动员的独特积极作用。在“全球基金”的定义中，它们被称为“官办非政府组织”。而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也出现了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基金”认为，公民社会组织不包含“官办非政府组织”。这样，到2010年第四季度，“全球基金”秘书处以中国艾滋病项目经费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比例不足为由，曾中断艾滋病项目拨款。2011年夏天，它再次提出中国公民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以及财务管理上的一些弱点，并冻结了全部3个在华项目的经费。经过中方密切沟通，双方达成了共识，在2011年8月底这些项目解冻，并且已经开始拨付新的资金。

　　NGO应先加强自身能力

　　《望东方周刊》：非政府机构到底有多大机会从这些项目中获得资助？

　　任明辉：在第六轮艾滋病项目时，我们就曾提出，由一个非政府组织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来承担“全球基金”项目。但“全球基金”来做了财务评估，认为这个机构没有能力管这么多钱。所以它当时建议我们还是指定政府机构去执行。像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这种组织，它所谓的“政府背景”，就是其业务由卫生部主管，一些会长或秘书长曾在卫生部门任过职。但它确实不从政府拿一分钱，人员上也不参照公务员管理。它在我们国家的基层艾滋病防控上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一个机构，应该说它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有序的。但是“全球基金”仍然觉得管理不行，建议项目回到政府机构，所以最近几年艾滋病项目一直都是由中国疾控中心管理。

　　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能力是接受资助的关键。如果你都不能通过评估，是不可能从“全球基金”那里获得资金的。但大家都希望得到资金，所以很多人就向“全球基金”做了一些反映。

　　我们还是希望，非政府组织能够首先加强自身管理。比如艾滋病问题上，我们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接触到政府无法达到的高危、边缘人群。从全球范围讲，非政府组织对防控艾滋病的最大作用就在这里。但很多非政府组织想得到拨款，自己却接触不到相应的人群。比如他们不认识性工作者、男性同性恋，不能把安全套和防控知识等发给受助者。大家都热衷于在网上发言，缺少踏踏实实做一线的。

　　因为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投诉，“全球基金”冻结了援助，最直接受影响的不是政府和政府组织，而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即使恢复拨款，很多非政府组织都已经散了。

　　但是，后来“全球基金”决定取消新一轮项目拨款，冻结、削减对华援助，包括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制度，主要还是因为它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捐助方找到了机会

　　《望东方周刊》：“全球基金”财务上的危机有多严重？

　　任明辉：去年年底“全球基金”理事会宣布全球基金账面至少亏损16亿美元。这一方面确实跟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另外就是一些国家政府换届，兴趣点转移。很少有政治家愿意延续前任的遗产，上台以后要有自己的新东西。

　　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后，尽管也支持“全球基金”，但他提出新的倡议，希望重视妇女和儿童健康。“全球基金”只好跟着说重视患有三大疾病的妇女和儿童问题。而一些非政府组织非常担心，这最终会导致资金流向的转移，削弱对三大疾病的防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压力都很大，于是利用更为严格的制度为自己争取“喘口气”的时间。比如资金执行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捐助即使不会减少，也会暂缓。这些钱可以用来先解决自身的问题。比如，有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对“全球基金”的捐款，远远不足于其在中东地区战争投入。

　　坦率地讲，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不可避免。比如在非洲国家，如果它的治理能力真的达到这样严格的标准，恐怕对三大疾病的防控能力也不会如此不足。

　　“全球基金”的财务危机，已经导致秘书处执行主任离职。但这不是一个组织的问题。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它的经费由两块构成，20%来自联合国会费，这会费拖欠严重；另外80%来自自愿捐助，现在也明显减少。所以，现在世卫组织也在积极筹备改革，解决财务问题。

　　应该说，来自西方世界的捐助减少，使全球的疾病防控和健康问题都面临很大威胁。

　　就中国而言，资金困难是全球基金削减对华项目资金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里也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卫生援助形势的变化。

　　《望东方周刊》：这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任明辉：“全球基金”每年至少征集和批准一轮项目。按照“全球基金”的一般程序，一般一个项目为5年，前3年为第一期，后2年为第二期。去年年底“全球基金”决定取消每年新一轮项目发布，还决定对20国集团中疾病负担未达到“极端严重”的国家，都没有资格申请当前项目的二期经费。在此情况下，中国现有二期项目全部取消，涉及金额约6.8亿美元。按照原有计划和政策，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本来还可以拿到6亿多美元的资金。

　　2011年12月的“国际艾滋病日”，温家宝总理到中国疾控中心考察工作。当时就有国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提出这个问题，说因为“全球基金”取消新一轮项目发布，没有钱了。总理当时就讲，要由中央财政把这部分钱承担起来。卫生部也上报了相关材料，中央领导批示由财政部研究解决。

　　从操作层面上讲，药费这块国家来弥补是没问题的，但可能有些经费存在问题。现在按照我国的政策，国家财政的钱主要用于补助需方，如买药；加强能力建设，如买设备；用于开展工作的经费相对较少，一般不能用于人工和办公运转等。现在要由财政弥补非政府组织所必须的工作经费，还需要进一步与财政沟通和协商。财政部就提出，虽然可以支持非政府组织经费，但是要明确管理机制。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国际化日益明显的今天，做好国内的疾病防控工作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比如我们从“全球基金”申请到的有关疟疾的经费，70%多都放在了中缅边境。因为中国自己这个疾病已经有效控制，现有的都在云南边境。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个在英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在缅甸北部做这些项目。我们仅仅在家门口是守不住疫情的传入的，必须把防线再前伸一步。现在，云南在搞西南大通道、桥头堡建设，对我们来讲，就是担心跨境传染病传播，包括未来人员交流增多以后的防控问题。

　　再比如脊髓灰质炎，我们已经消灭十多年了。但2011年周边国家的输入性病例，又让我们在国内一些地区进行了三轮强化免疫，目前仍在进行，而且计划派出专家协助相关国家消除脊髓灰质炎。周边国家不消除疟疾，我们就不可能消除疟疾。周边国家不消除脊髓灰质炎，我们也不能指望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

　　从周边国家看，东南亚以及中亚国家的传染病输入风险很大。另外在非洲，随着我们国家去那里的企业越来越多，如果那里的疾控体系崩溃，会给我们带来输入性疫情。像广东有一些非法移民，也存在疾病传播的危险。今年1月18日，中央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陈竺部长专门提出了边境疾控和全球卫生问题。陈部长觉得，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应制订中国的全球卫生战略

　　《望东方周刊》：以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是应该继续受援，还是更积极主动去消除境外对我们的传染病威胁？

　　任明辉：让“中国毕业”的呼声实际上一直都有。“全球基金”有两个期望：第一个就是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提前毕业”。

　　俄罗斯在2009年宣布，不再从“全球基金”申请项目。据了解，当时俄罗斯和西方八国集团的关系比较紧张，希望通过这个进行改善。此外，俄罗斯对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无法满足“全球基金”的要求。所以，它干脆提出来不作为“全球基金”的受援国。

　　这件事情给“全球基金”带来了一定的教训。经过这几年，“全球基金”认为，俄罗斯自己并没有弥补“全球基金”离开后带来的空白，有些情况恶化了。当时的退出对俄罗斯三大疾病防控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因此在“全球基金”内部来说，既希望中国像俄罗斯那样，不再接受援助、甚至退还资金，第二又希望中国不要出现俄罗斯那样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基金”削减对华援助具有一定必然性。除“全球基金”外，国际卫生发展援助机构整体对华的投入正在减少，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会有继续保持减少的势头。中国从国际援助项目“毕业”，由国家财政更多地承担重大疾病防控任务，已成必然。

　　对于我们来讲，从2011年年初就开始研究制订方案：如果我们要提前“毕业”，什么时候合适、什么形式合适等等。“全球基金”对我国来说，不仅仅是经费的支持。有其他很多东西，比如防控技术、经验、理念等等，可以通过“全球基金”这个渠道得到。

　　《望东方周刊》：目前国际援助对中国卫生疾控领域的影响有多大？对外援助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任明辉：到2012年底，中国所有卫生方面的双边援助项目都要结束了。目前，我们还在谈一个英国的项目。

　　过去最多时，卫生部一年从国际项目新申请的资金有五六亿美元。但到2011年，大约有400万美元，而且主要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等等，基本没有来自国外政府的。

　　中国的对外援助由卫生部、商务部两部分组成，另外就是一些企业自己的行为。比如在非洲，卫生部主要是派出医疗队，带去药品、医疗器械等等，每年大约是5亿多人民币。商务部的援助可能比较多。2011年中央召开了关于援外的专门会议，提出把更多的经费使用在卫生、教育、农业这些民生项目上，比如修建医院、公共卫生设施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是一个援外、受援交叉的阶段。但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全球卫生战略。因为我们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全球化，必须需要一个更有全球视野的卫生合作视角和布局。世界上任何一地的疫情都可能影响到我们。

　　这种全球卫生战略，和过去的对外援助是不同的概念。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并聘用50多个人。这是因为它在中国有经济利益，必须保证在中国发生的任何疾病都是可控的，可以被监测，并及时获得相关的第一手信息。

　　5年前，卫生部与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研究中心等机构就开始全球卫生战略方面的研究。初步想法是，将卫生外交进一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在一些区域性大国可以增设卫生参赞，负责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大全球卫生人才培养，改善在国际组织的中国职员代表性。深入参与国际组织的理事机构和全球卫生治理结构改革。加强全球卫生研究，增强科研与政策的转化力度。

美国有专门的全球卫生战略，日本有，瑞士也有。这个战略明确，它在对外援助里面，必须有多少投入到卫生方面，直接或间接保证它自身的卫生安全。从这种角度讲，我们应该改变观念、重新审视我们对外援助的行为。

“无国界医生”主席：防治三大病的形势在逆转

　　我们完全不能承受错失这个抗疫机遇的后果，现在需要给予疫情最后一击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魏保珠 | 北京报道

　　假如把人类对抗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努力比喻为一场战争，“全球基金”就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基金”。在它的支持下，全球抗击三大疾病的努力本来有望在近年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但现在看来，它的前景似乎不乐观。

　　就“全球基金”终止新项目的情况和影响，“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卡云勒卡亚医生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成立于1971年的“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性志愿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之一。它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国界医生”在1988年进入中国。2003年，“无国界医生”与中国卫生部门合作，在湖北襄樊和广西南宁提供艾滋病综合关怀和治疗。

　　“我们觉得像被迎面痛击”

　　《瞭望东方周刊》：像“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独立人道救援机构，如何看待“全球基金”取消拨款？

　　卡云勒卡亚：“无国界医生”对“全球基金”的决定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全球基金”通过拨款资助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治疗项目，令有关防治工作大幅改进。但“全球基金”目前财政紧绌，令无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当“全球基金”宣布由于资金不足，将取消新一轮防治项目拨款时，我和“无国界医生”数以千计的医疗救援人员都觉得像被迎面痛击一样。这消息实在来得不合时宜。我们多年来对抗疫情的努力和最新的防治科研成果，刚为我们带来希望，相信可击退这三种每年夺走数以百万人性命的疫症，但此时捐款机构却违背了他们对“全球基金”的承诺。

　　对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来说，它们的卫生部门不但未能继续扭转这致命疫情的势头，反而可能要眼巴巴看着努力争取得来的抗疫进程倒退。

　　“无国界医生”在不少这种国家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家得来不易的成果是多么的脆弱。虽然现在“全球基金”表示将会提供最薄弱的救生索帮助这些国家，以免这些国家的治疗项目在2014年初前中断。然而，进一步扩展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治疗项目的计划，肯定会被叫停。此举将对病人、其家人和社区带来深远的影响。捐助机构和“全球基金”董事会迅速向各国发出需要停止接收新病人的讯息，“无国界医生”就此感到震惊。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卡云勒卡亚：过去数年，国际捐助机构的捐款普遍下降，特别是对艾滋病治疗项目的捐助，目前的大幅度削减拨款全因捐助机构对“全球基金”的失信。部分国家，如丹麦和荷兰，削减了曾承诺作出的捐助；其他国家，如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因本土的经济危机而停止捐款，以及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捐款承诺。但最终，这是所有捐助国家的责任，因为它们投票决定取消这一轮拨款申请，长远来说，更令“全球基金”失去急需的资助。

　　“无国界医生”的治疗项目主要有赖私人捐款者的财政支持，但各国卫生部门却非常依赖“全球基金”的资助，去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疫情。“全球基金”成立于2002年1月，在不少“无国界医生”开展救援工作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系于“全球基金”，估计基金的拨款，每年平均直接预防了100万个死亡个案。我们看到不少卫生部门，历年来成功推行了多个大规模抗疫计划──它们可能也想象不到，若没有外界支持，这些计划如何能成功推行。

　　但捐款机构现已离弃了陷入财困的“全球基金”，它们扣留或延迟支付之前承诺的捐款，有些组织甚至不再捐款。2014年前，“全球基金”都再没有资金拨给任何新防治项目，基金向那些最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表示，除了早已答允资助的项目外，未来3年，这些国家都不能扩大抗艾滋病治疗的项目规模，而结核病和疟疾项目也同样受影响。这表示各卫生部门都被逼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护理服务，并要作出艰难的决定──提供未达至最佳效果的治疗方法，因为更好的治疗成本太高。

　　三大疾病可以被控制

　　《瞭望望东方周刊》：三大疾病对人类的影响由来已久，而且这种伤害看起来是无法消除的，是吗？

　　卡云勒卡亚：最新的科研成果能成功抗击这三种疫症。就艾滋病而言，10年前，“无国界医生”在泰国和南非等国家推行试验项目，挑战抗艾滋病治疗不能在贫困社区内进行的概念。2011年是艾滋病疫情爆发30年，有研究指出，抗艾滋病治疗是对抗疫情扩散的决定性方法。病人越早接受治疗，病毒传播机会就可减少96%。而目前大部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然未接受治疗。

　　抗艾滋病治疗是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方法，我们原本拥有一个扭转疫情的历史性机遇。在这个关键时刻，捐款机构应该向“全球基金”捐款，让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有能力把握这个机遇，实施大胆的抗疫计划去扭转疫情蔓延势头。而各国现在都可能停止计划。

　　就结核病而言，尽管目前这种可治愈却仍致命的疾病病例还是高得惊人，但全球结核病个案数在下降，不过耐药性结核病个案数字仍在上升。像艾滋病一样，结核病治疗也是预防疫情扩散的方法。若病人接受治疗，传染他人的机会也会降低。诊断技术的新进展，也令我们更容易诊断耐药性结核病病人，让他们接受适当的治疗。扩大治疗规模是当务之急。

　　就疟疾而言，提供蚊帐和有效的综合治疗，大幅降低了染病率。2010年，一项具标志性意义的临床实验显示，为病情严重的疟疾病童提供更佳治疗，能大幅降低死亡率。但目前用以治疗儿童的药物，仍然是较便宜、但功效较逊的奎宁。疟疾每年仍然持续夺去数十万人的性命，死者大部分是幼童。目前，预防疫症仍然是抗击疟疾的主要方法，“无国界医生”估计，改善病情严重患者的治疗方法，每年约需多花3000万美元，却可挽救20万人的性命。

　　目前是扩展抗疫行动的最佳时机，在已有的进展上继续前行，并运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来遏止疫情。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应当负起责任，当中许多国家都有意推行大规模防治计划，并希望在拨款问题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以乌干达为例，该国希望倍增接受抗艾滋病治疗的人数，而乌兹别克斯坦也希望大幅增加接受耐药性结核病治疗的人数。

　　“全球基金”2010年承担了全球大部分用于结核病治疗的开支。尽管困难重重，但仍然成功增加了接受耐药性结核治疗的人数──在2010年增加了一半。但正如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一样，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实质的成果时，却没有资金继续下去。在乌兹别克斯坦，“无国界医生”与当局合作，为耐药性结核病病人开展治疗项目。项目原已计划增加接受治疗的病人数目，以遏止疾病在该国传播，但这些计划正受到威胁。

　　我们已经等待多年，希望为结核病病人提供及时和准确的诊断。目前，有一种新的结核病检测方法，可以大大简化诊断程序。若没有资助，病人将无法受惠于这种新发展。疟疾的防治工作亦遇上同样的问题，现在已有多项新发展可以让我们挽救更多儿童。2010年的一个研究显示，新处方的治疗方案，治疗患有重症疟疾的儿童，较现有疗法可以多挽救19.5万名儿童的生命。非洲的多个国家已经将这个新方案纳入治疗指引。但新方案较昂贵，所以在没有外来资助的情况下，新方案仍然是难以实施的。在2009年，“全球基金”所提供的资助占了全球疟疾防治工作的65%。

　　《瞭望东方周刊》：没有“全球基金”，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可以维持目前抗击三大疾病的势头吗？

　　卡云勒卡亚：我们主要是与各国的卫生部门一同工作，提供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治疗，这些部门直接或间接受到拨款减少的打击。若各国的卫生部门无法获得稳定和可预计的拨款，“无国界医生”或其他组织将无法填补资助的不足。

　　在我们工作的一些国家，即使在宣布削减拨款前，有关当局要提供艾滋病治疗已经十分艰难。以津巴布韦为例，该国已经需要依赖缓冲库存填补药物的不足。通过有效率的措施和创新的方式提供护理，尚可能继续小规模地扩展治疗。若不大量投入新资金，将不可能按现时的所需程度，具有远见地扩展这三种疾病的治疗。

　　许多受影响的国家在防治工作方面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功。这些国家正尝试采取艾滋病防治新策略，去遏制艾滋病继续肆虐。乌干达希望透过投入双倍的资源，加快增加接受艾滋病治疗的病人数目；肯尼亚正计划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终身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此举将可降低出生婴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个案；其他国家，如莫桑比克，希望提早为病人提供治疗并使用较佳的药物，让病人可以活得更久和减少新的感染。最新的研究显示，艾滋病病毒感者接受治疗不仅让患者自身受惠，亦可以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有效地保护整个社群。

　　现在不是停止资助的时候。

　　别在这个时候让救护车停下来

　　《瞭望东方周刊》：但许多国家的理由看起来很合理？

　　卡云勒卡亚：我们明白目前的经济环境相当困难，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正面对艰难时刻。但我们需要维持足够的国际资金以进行医疗援助，相较于富裕国家的整体国家预算，贫穷国家需要用以挽救生命的资金仍然是微乎其微。别以为通过分配医疗护理资源，就能减少需要接受治疗的人数，这不能解决问题。捐助机构和因这些疾病而失去国民生命的国家，现在都需要加紧应对挑战。我们需要落实多个正在研究的拨款机制，例如被广泛讨论的金融交易税。但这些新机制落实需要时间，当务之急是要让多国担当起领导角色，提供必需的拨款，使数以百万计的病人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拨款的成效，别在这个时候让救护车停下来。

　　“全球基金”董事会是时候改变被动态度，要为目前的紧急情况敲响警号──基金必须拒绝妥协于有限度的护理，不可因捐款组织拒绝施予援手，而磨灭了抗疫的雄心壮志。基金董事会必须在未来半年内召开捐款机构紧急会议，以筹集资源，为各国在2012年提供新一轮拨款申请的机会。已承诺拨款的捐款机构也需要兑现承诺。各新、旧捐款组织，都必须开始行动。“全球基金”踏入第10年，却在这一年为全球留下了抗击三种致命疫情的3年空隙这份苦涩的礼物。这是难以接受和不合情理的，捐款机构必须兑现承诺。

我在“无国界医生”工作期间，曾目睹病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但在过去数年间，我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在这三种疫症中存活下来。“全球基金”是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医疗计划的关键，数以百万计的人今天能活过来，已印证了它的成功。我们完全不能承受错失这个抗疫机遇的后果，我们现在需要给予疫情最后一击。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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