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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论“酒悖”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作者:潘大为


知识体系(例如中西医学)的异质性,直接的表现是观点分歧,根本的则在于研究范围、偏好和认知模式的差别。例如,人的性情及其变化由什么决定?这个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单纯医学问题,《内经》却用了大量篇幅讨论。本文讨论的正是《内经》对该问题的一个子问题的认识——饮酒前后人“勇怯”的变化,《灵枢·论勇》名曰“酒悖”。

  1 “勇怯”的形态学指标

  要解释饮酒前后人“勇怯”的变化,先要界定“勇”的内涵。《灵枢·论勇》首先区别了“勇”与“忍痛”:
“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薄厚、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灵枢·论勇》认为,勇/怯、忍痛/不忍痛,乃是两组彼此独立的概念。前者属于“神”的范围,后者则指人体的痛耐受力,取决于皮肉质地,反映人与人“形”的差别。区别两组概念,说明《灵枢·论勇》对“勇怯”的内涵有仔细的考虑。

  但简单的勇/怯两分法也给人一个印象,即《灵枢·论勇》视“勇怯”和痛耐受力一样,是一种生理属性,而非我们现在认为的复杂心理问题。其后的论述旋即证实了这一印象——正象“忍痛”与否取决于皮肉,人之“勇怯”也被形态学严格地决定。《灵枢·论勇》象选美一样列举了“勇士”的形态学标准和发怒表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

  “怯士”则相反:“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骬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

  据上引文,目、焦理、“骬”、肝胆等,是判断人是“勇士”还是“怯士”的指标。那么,这些“勇怯指标”究竟有无根据?以心为例。《灵枢·本藏》:“心高则满于肺中,悗而善忘,难开以言;心下则藏外,易伤于寒,易恐以言。心坚则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瘅热中。心端正则和利难伤;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

  人心不可得见,其形态由“骬”推知。“骬”即胸骨。杨上善:“骬,胸前蔽骨,蔽心神也。”故观察“骬”的形态便知心的形态、从而“心神”状况:“无骬者心高;骬小短举者心下。长者心下坚;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骬直下不举者心端正;骬倚一方者心偏倾也。”

  “骬短而小”说明“心下”且“脆”,“易伤以言”,其人必怯;相反,勇者心“端直”,是因“心端直则和利难伤”,若“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不足言勇。这就是“勇士其心端直”而“怯士骬短而小”的根据。其他指标可参《灵枢·本藏》《师传》。

  可见,众多“勇怯指标”虽然囊括了体表特征(含“面部之阅”和“身形肢节”两方面)和体内脏器状况,但对后者的考量其实仍要借助前者。“司外揣内”的原则在此得到充分展示。而通过肉眼可见的人体形态推断人的精神状况(“勇怯”),既属《内经》形神理论的具体内容,也不妨视作对这一原则的发挥。

  另一方面,《灵枢·本藏》《论勇》之同不能掩其异。《灵枢·本藏》论心以外的其余四脏的形态,均未涉及对“神”的影响(如肝的小大坚脆是否与人“勇怯”有关之类)。杨上善认为是省文,也有道理:“……心藏以神,有此八变。后之四藏,皆不言神变者,以神为魂魄意志之主,言其神变,则四种皆知,故略不言也。”[1]

  然而具体到《灵枢·论勇》的“勇怯”问题,决定权似乎却不在“心神”,而在肝胆。如上,肝之小大坚脆、胆之盈虚均在“勇怯指标”之列,如果考虑到目为肝之外候,把目也包括在内,那么指标半数涉及肝胆。描述“勇士”之怒、“怯士”之怒,重点也是肝胆——“肝举而胆横”。如此种种,很容易使人以为《灵枢·论勇》“勇怯”问题的关键是肝胆,如明代医家张介宾:“怒则气盛而胸张,眦裂而目扬者,勇者之肝胆强,肝气上冲也;毛起者,肝血外溢也;面苍者,肝色外见也……勇怯之异,其由于肝胆者为多。”[2]

  这个看起来相当自然的说法却隐藏着缺陷:它与《灵枢·本藏》乃至《内经》独重“心神”的立场已有偏离。张介宾虽也自觉其偏,也只作了一个软弱的修正:“勇有二,曰血气之勇,曰礼义之勇……盖血气之勇出于肝,礼义之勇出乎心,苟能守之以礼,制之以义,则血气之勇可自有而无……然则勇与不勇,虽由肝胆,而其为之主者,则仍在乎心耳。”[2]

  实际上张介宾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正如下文对“酒悖”的分析将要证明的,“勇怯”与特定脏腑(肝胆或心)的关联,仅是表面的;造就人与人的“勇怯”之别者,不是形态学上的个体差异,而是这些差异的成因——气和气机。

  2 酒与气

  酒在《内经》多有论及,一致称其性(气)“悍”,如《灵枢·营卫生会》“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清(《太素》作“滑”)”、《素问·厥论》“酒气盛而慓悍”。这种特性使酒有特殊的影响力,《灵枢·论勇》主要论宏观改变。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慓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酒使人体气机上逆,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扰乱脾胃气机,胃气不降则胃胀;二是使气上逆“满于胸中”;三是肝随逆气上移,同时由于肝胆相连,“怯士”因胆汁“不满”而下垂的胆亦受肝牵拉由“纵”变“横”,《灵枢·论勇》简洁地描述为“肝浮胆横”。

  那么,为什么酒能使气机上逆?这是因为酒不同常“饮”的微观作用机制。如《灵枢·经脉》,酒入胃先行络脉:“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

  酒“慓疾”之性与卫气相类,故能循卫气之道而行。张介宾以雨雾喻之甚妙:“卫气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入于经。酒亦水谷之悍气,其慓疾之性亦然……盖营气者,犹源泉之混混循行地中、川流不息者也,故曰营行脉中;卫气者,犹雨雾之欎蒸,透彻上下、遍及万物者也,故曰卫行脉外。是以雨雾之出于地,必先入百川而后归河海;卫气之出于胃,必先充络脉而后达诸经。”[2]

  “络脉盛”的后续影响,参《素问·厥论》:“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

  “阳气入而胃不和”,高世轼释云:“入者,络脉之热,复入于胃中也。”邪热入胃,胃气不和则胀。《灵枢·论勇》说酒“入于胃中则胃胀”,即略其过程而直言结果。

  酒对气机的影响,同样归因于酒气和卫气的共同之处。

  《灵枢·营卫生会》:“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上焦”。一般“饮”入胃走中焦,即《灵枢·营卫生会》所说:“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亦即《素问·经脉别论》“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之义。但酒入胃后,其“悍气”不走中焦而循卫气之道走上焦,“(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布胸中……”(《灵枢·营卫生会》)。所以,酒入胃则酒气上行,“气上逆满于胸中”。上逆之气不是卫气,不是积于胸中的宗气,而是酒气。

  酒气、卫气都是气,二气并行,自然气盛于前,暂时造成其人气实的假象;而肝胆的卑弱之相,也因位置上移得到暂时改变。这些变化合起来缩小了“怯士”和“勇士”的差距。此时的“怯士”发起怒来貌似真勇者,“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但这种状态不能持久,酒力一过,气机回转,脏腑复位,其人重现本性,“气衰则悔”。

  “慓悍”之性也不是酒独有。参考《灵枢·五味论》“辛走(卫)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酒性及其作用。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与气俱行,故辛入而与汗俱出。”

  辛气也象酒气一样走上焦,是因为辛气与酒气一样“慓悍”而类卫气。杨上善谓:“辛气慓悍,走于上焦,上焦卫气行于脉外,营腠理诸阳……辛走卫气,即与卫气俱行,故辛入胃,即与卫气汗俱出也。”[1]

  《千金方》述“辛走气”则“气盛”,则与上述酒气上逆则气盛的情形相类。不同处是后者强烈到“胀胃浮肝”,而前者仅使营卫之行迟滞。

  “辛者与气俱行,故辛入胃而走气,与气俱出,故气盛也。”[3]

  正因酒力悍猛,早在唐代酒精含量更高、性更烈的蒸馏酒(上古酒是发酵酒)出现之前,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就视酒为“毒”:“酒者,水谷之精也,其气慓悍而有大毒。”[4]

  3 勇与气

  酒对气机的强烈干扰,是酒能变人“勇怯”的原因。体内脏腑——主要即肝胆的形态变化,不是酒后“怯士”变勇的原因,而是这个过程的中间结果。由此出发重新审视《灵枢·论勇》的种种“勇怯指标”,我们就获得了更为开阔的眼界。

  首先看怒的形态学表现。

  关于怒的机制,《素问》“九气”有“怒则气上”,这正是“勇士”“怯士”之怒的共同点:怒则气上充胸,扩张胸廓。扩张程度因人而异,勇者气盛,故能“胸张”,怯者气弱,故“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而包括肝胆在内的脏器的位置变动(“肝肺举”),不过是气机上逆的附带效应。所以,“勇士”“怯士”之怒表现有异,根本原因是两种人体质不同,前者气盛,后者气不足。以形态变化而言,两种人之怒均体现为肝肺等位置暂时上移,区别只在上移幅度和持续时间。反映于外,即情绪的强弱和长短。随着气机恢复正常,脏器复位,“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怒气乃平。

  由此我们可以对张介宾归“勇怯”于肝胆的做法作一全面评价。

  张介宾对怒的形态学表现的分析,是典型的不具解释力的“伪解释”。释“气盛而胸张”为“肝气上冲”、释“毛起”为“肝血外溢”、释“面苍”为“肝色外见”,都不是考察“胸张”等生理现象与肝的确切联系后得出的结论,而是由“肝主怒”“肝藏血”等《内经》经典陈述演绎而来的主观想象。这种解释追求的,与其说是对“勇怯”和肝胆关系的深刻理解,不如说是如何尽快将该问题溶解在经典陈述之内,这些陈述由于过度引用,已被视为内涵毋庸质疑、也不需要思量的公理。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可能是由于“肝主怒”等语过于现成,张介宾将其套用到“勇怯”与肝胆的关系上时,忽略了其内涵受语境限定,如果脱离原文无限发挥,一味强调肝与怒的联系,而忽略了怒作为五神之一是被统括于“心神”之下,则必然导致与《内经》独重“心神”的基本观点的偏离。可见,对经典著作原始陈述的片面引用,并不可靠;执着于局部形态变化而忽略背后的动力学机制,也难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皮相之见。

  重心由形态移向气和气机,是理解“勇怯”与肝胆的关系、从而“勇怯”问题的关键。如上,肝胆强弱是决定“勇怯”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反之,以肝胆等若干脏腑的形态特征作为衡量“勇怯”的指标,也绝不意味着这些脏腑之外的人体状况与“勇怯”无关。决定“勇怯”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脏腑,而是以这些脏腑为代表的整个人体状态。这也正是上述酒对人“勇怯”的影响得以实现的前提。既推重气和气机,又不惮历数“勇怯”的种种形态学指标,是因为两种取向原本就是统一的。
那么,为什么“勇怯”尤与肝胆而不是别的脏腑有关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牵涉到对怒的机制的深入探讨,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洪图,李 云.黄帝内经太素,第2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143,32.

  
[2]明·张介宾.类经,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78,224.

  
[3]唐·孙思邈.千金方,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367.

  
[4]隋·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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