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驰远,名诏,号慎斋学人,江西进贤人。 活动于清代雍正年间。少好医方,但苦于难通其理, 还能获交喻嘉言的弟子罗子尚,得《尚论篇》,读后大有开悟,自此专以《
伤寒论》为宗, 主要著作为《伤寒集注》,编写体例悉遵《尚论篇》。书共10卷, 卷一至卷三为太阳上中下篇,卷四至卷六为阳明上中下篇, 卷七为少阳全篇,卷八为太阴全篇,卷九为少阴前后篇,卷十为厥阴全篇, 过经不解、差后食劳复、阴阳易病则附于篇末。 喻氏《尚论篇》论法不论方,舒氏则将原方列于条下,并述其立方之旨, 讲明某药所以能治某病之故。 舒氏尚著有《六经定法》《痢门挈纲》《女科要诀》《痘疹真诠》及短论若干,均附于《伤寒集注》之后。 这些著作文字颇能反映舒驰远的学术思想。
重视临床实际,著书不尚辞藻,是舒氏治伤寒学的宗旨。 《伤寒集注》开宗明义:“是书原为初学而设,不尚辞藻, 凡先贤论说闲文盖置不录,或辞多于意者纂其要而登之, 或意隐于辞者微加损益以显捷之,或先贤有不经意之 字及后世传讹倒乱之句,皆以理正之。”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伤寒集注》形成了以下的特色:
1 评注简明扼要。全书包括仲景原文、喻嘉言、 程应旄诸家注疏及舒氏按语,仅七万余字。
2 书中一扫五行生克、形质气味、 标本中气诸袭虚蹈空之谈。如对
黄连厚肠之说亦予以否定,谓:“肠厚与薄,何以辨之?”。
3 从临床经验出发,不人云亦云。 所谓
麻黄汤并非散肺经火郁之方,当为太阳之药;谓
甘草泻心汤证是脾胃亏损,虚冷以极; 谓
桃核承气汤、抵当汤证是大肠蓄血;谓
乌梅丸杂乱无章,不足为法;又 谓注家将第7 条视为六经总纲实“粗疏不合”,各经寒热各有情状,“此
发热寒热、无热恶寒二语,何以能括六经之总耶?”
4 对原文不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如第3条,舒氏认为“体重呕逆”四字可疑,谓体重者,里阴也,呕逆者,寒饮上潜也。 二证皆不可发汗,非太阳的对之证,或与太阳兼见者有之 ,未可云‘必’也”。又如对279条亦持怀疑态度,谓“大实痛者,法主
大承气汤,非有太阳表证,不得主用
桂枝汤”。此外,对大
柴胡汤、 干
姜黄连
黄芩人参汤、
大陷胸汤等条文均提出疑问。 章太炎曾以“妄”字评价《伤寒集注》,却也可见舒氏敢说敢论的精神。
舒氏强调《伤寒论》在各科临床上的普遍指导意义, 认为:“学者如不从兹入门则临证一无所据,叩以病属何经,当用何法, 宜主何方,乃茫然矣。虽穷年皓首,何益哉? ”甚至直言:“诸病杂病方论,毋庸置录”,只宗《伤寒论》一家。 作为舒氏这个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六经定法说。他指出:
“凡病总不外乎六经,以六经之法,按而治之,无不立应。 一经见证即用一经之法,经证腑证兼见,即当表里两解。 若太阳与阳明两经表证同见,即用桂枝、
葛根以合解两经之邪;兼少阳, 更加柴胡;兼口渴而小便不利,即以三阳表药,加入
五苓散之中; 兼口苦咽干目眩,更加黄芩;兼口燥心烦,渴欲饮冷, 当合用
白虎汤于其间,并三阳表里而俱解之。如三阳表证与三阴里寒同见, 谓之两感,即当用解表于温经之内,若里重 于表者,但当温里,不可兼表。无论传经、合病、并病、阴阳两感治法总不外于此。 ”(《六经定法》)
作为六经定法说的依据,舒氏主要强调了以下两点:
1 六经为病位。 从书中“病在阳明”“病在少阳”“侵太阳之经”“入少阳之腑”等说法可以见得。舒氏认为, 六经本身无所谓传变,其传与否,仅与受邪的性质有关。他说:“伤寒有传经之邪,有不传经之邪,其不传者,虽百日之远,终在太阳,不传他经, ……若邪本传者,递传六经,法当随经”。(《伤寒集注?
吐血论》)而传与不传,主要以症候为徵。他说:“伤寒之邪, 化热则传经,未化则不传。脉静者,邪未化热也,故不传,然不但一日, 虽数日而终不传也。若见欲吐、躁烦、脉数,则寒邪化热之征,故为传也。虽云一日少阳,二三日阳明少阳,然不限定日期, 必察其所见之征属于何经。若传至何经,又必转见何经之证,不然何所徵验? ”(《伤寒集注?卷二》)
2 六经具阴阳之理。 《伤寒论》的六经可以看作是一个阴阳定量的方式,即依据阴阳量的大小而划分成的六个层次。因而, 作为六经分证的思想核心是阴阳分证,所以舒氏称为“六经阴阳之理”,并订出阴阳十六字的辨证总纲。即:阴证——目暝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身重恶寒;阳证——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从舒氏书中可见,凡厥逆之属阴属阳, 舌黑芒刺之属寒属热,
呃逆之属虚属实,昏睡之少阴与阳明, 咽痛之有火有寒以及谵语郑声之辨、阳烦阴躁之别,无不以此三十二字为辨证准则, 正如舒氏所谓:“凡辨诸证,总不外此阴阳各十六字。 ”“业医者不读《尚论篇》,不识六经阴阳之理,所以遇病即错。 ”由于阴阳是确定疾病性质的总纲,抓住了阴阳辨证,挈带着寒热表里虚实。 六经的范围显然不能限于伤寒病一隅了。舒氏临床每先辨六经, 以仲景法活人。其著作中验案甚多,不变不便悉举, 只要看他以
麻黄汤催生,白虎汤安胎,
四逆汤调经,就可略见一二了。 他甚至认为吴又可《
温疫论》中发表攻里养营清燥诸法, “皆从伤寒法中脱化而来,特深得错综之妙耳”, 他认为哟潜心体会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则治疫乃余技耳”。(《伤寒集注?卷十四》)
舒氏继承仲景脉证合参的原则, 批评了当时医家的脉诊玄化的倾向。他否认脉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认为:“悟得到, 必说得出。说不出者,必其悟不到者也”。他否认脉象分主部位。 他说:“寸口者,肺经经脉所过之处也,其脉起于少商, 络于中府,所过之处甚长,何独取乎寸口三指之间耶? ”认为果为肺朝百脉,则诸经之气亦只熏于肺,“寸口何可得而熏之耶?又何以少商、 鱼际、尺泽、云门等处皆不可得而熏之耶?附既无熏寸口之理, 安得谓寸口脉之大会耶?又安得谬指某部主某经,某部又主某病耶? ”一连串提出五个疑问。他认为之所以后世王叔和、滑伯仁、 喻嘉言诸家在脉象分部问题上观点并,原因就在于“惟其无据, 皆得以意为之”。他强调脉证合参,认为切脉在望问闻三法以后, “不过再加详慎之意,并非尽得其证于脉息之中,倘脉证不符, 犹必舍脉而从证”。他的《辨脉篇》将二十七脉之迹象逐一分述, 其中又以浮沉迟数四者为纲,其余各脉则从其类,十分简明, 正舒氏所谓:“不欲以玄妙而无据者误人”, 此正是舒驰远继承《伤寒论》求实的治学精神的结果,也代表了清初医学的返朴归真的趋向。
舒氏临床重视温补脾阳,他认为脾中阳气乃“发育之元, 先天之宰,养生之火种”,脾中阳气贞固,肾中真阳不露, 中阳寂灭,真阳立亡。故凡驱阴回阳之剂,舒氏必用
黄芪、
白术以培脾阳, 是其特点。可见他对后天有形之迹的重视,而不涉蹈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