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是从社会角度研究预防医学问题的方法。人兼有社会特性和生物学特性。预防医学也有社会性，如果不用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问题，就违背社会经济和科学规律，这不免带来片面性。社会科学方法包括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还包括社会心理学（目前把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综合称为行为科学)。例如，用法律学研究颁布系安全带法后，减少车祸死亡情况。目前一些主要死因与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关系很密切，因此，国外很重视行为医学的研究。我国和美国1岁以上的人的10种主要死因与影响健康的四个主要因素的比例关系。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在影响心脏病的四个因素中，占总死亡率的54％，我国占56％。这些因素的具体内容在美国主要是吸烟、摄取动物脂肪过多；缺少体力活动；食物中热量过多，过度紧张和A型性格等。上述食物因素造成血清胆固醇增高和高血压等，而缺少体力活动可增加低密度脂蛋白，加快胆固醇的积蓄。进行体育锻炼可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对低密度脂蛋白的比例，减少胆固醇的积蓄，有利于防止冠状动脉及其他动脉硬化。我国心脏病以肺心病为多，它主要的发病因素是：不注意身体保温，急性气管炎未能根治而变成慢性气管炎，加上吸烟、空气污染，造成支气管扩张或肺气肿。这些都与社会和行为因素有关。弗里德曼研究指出：A型个性者为冠心病倾向型。具有A型综合征的人，表现为努力进取、有竞争心、有时间观念、缺乏耐心、易激动、好争斗、感情易变、说话灵活、发言响亮、语调有爆破性等；而B型则相反，具有B型综合征的人，表现为不好斗、不惹事、松懈甚至迟钝。美国心脏病研究中心调查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发现A型个性比B型个性发病高一倍多。恶性肿瘤与吸烟、食物中纤维素过少、性行为不良、空气污染等因素有关：脑血管病与吸烟、食物中钠过多、热量过多有关;肝硬化与饮酒过多有关;意外死亡在国外与司机酗酒、坐车不用保护带有关；糖尿病与摄入热量过多和糖过多有关等。这些都需进行“行为流行学”研究，采取“行为治疗法”才能防治，所以，预防医学认为社会上的吸烟（特别是青年)、不注意合理饮食，不注意体力活动、饮酒过多、精神紧张或服用过多镇静、麻醉药，是“慢性自杀”，需要进行社会预防。至于经济、文化、卫生保健制度对健康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
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有先进的预防医学技术，但受社会制度限制，使科学技术不能最有效地利用，所以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健康水平差别是很明显的。如英国苏格兰五个社会阶层的婴儿死亡率差别十分明显。第一阶层为高级职员、企业主等，第二阶层为低级职员、教员等；第三阶层为熟练工人、文书等；第四阶层为半熟练工人、农工等，第五阶层为不熟练工人、临时工等。第五阶层比第一阶层的婴儿死亡率高一倍多。
就整个世界来说，尽管医学科学已取得重大成就，但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水平差距很大。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978年经济发达国家只有人口9.83亿，占世界人口的23．3％，其中初生婴儿体重不足2．5千克者占6．8％，五岁以下儿童蛋白-热量营养不良者占1．9％；而发展中国家有人口32．35亿，占世界人口76．7％，其中初生婴儿体重不足2．5千克者占19％，五岁以下儿童蛋白一热量营养不良者占76％（指体重为该年龄标准休重90％以下者)。在医疗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方面，1978年法国占7．1％，美国6．8％，日本4．8％，英国4．4％。这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年在2，000美元以上，其平均寿命也比较高。一般来说，国民生产总值愈高，平均寿命也愈高。平均收入愈高，平均寿命也愈高。每日摄入量愈多，平均寿命也愈高。
但另一方面，不应否认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组织、社会上层建筑对健康的影响。如利比亚石油生产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4年为4，440美元，人均收入3，000美元，比有些经济发达国家都高。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保健政策，组织管理不善，人民健康状况改善不快，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3岁；而斯里兰卡人均国民产值只有130美元，但政治稳定，重视社会福利和保健工作，人口平均寿命达68岁。我国1976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39美元，当然很穷，但卫生方针贯彻较好，群众性卫生保健网较健全，有公费医疗、合作医疗、劳保医疗等较好制度，使婴儿死亡率从城市120％、农村200％下降到1982年34．68％，平均寿命1982年男性为66．43岁，女性为69．35岁。这些数据居于世界中上水平。
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与健康关系也很密切，受教育年限愈多，死亡率愈低，而受教育愈少，死亡率愈高。美国白人初中文化水平以下者，亡率高于总死亡率。文化程度与平均寿命密切相关。此外，为每万人口服务的医生数愈多，平均寿命也愈高。可见，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卫生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预防医学的社会方面——社会医学或社会卫生学，是一项重要任务。从上述很多数字和图表中可以看出，主要疾病的死因，与社会因素关系愈来愈密切。特别从图4－20可以看出，有四分之三以上引起死亡的因素，要用社会医学、行为医学，环境医学和家庭医学才能更好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