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卫生阶段

    此阶段约处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城市和工业发展迅速，要求提供给水、排水并改善工厂通风、照明等环境设施。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如污水处理、工厂通风)，迫切需要改善环境条件，并且客观上也有这种可能性。在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环境卫生问题，新建、改建城市的自来水、下水道和住宅，为居民区提供卫生设施（如公厕)，还制订了水源保护、工厂通风、教室照明等卫生立法，使环境卫生科学成果能够用于实践。当时的重点是为改善环境，而进行城乡卫生基本建设。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劳动环境，从而减少了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染病，降低了某些职业病的发病率。

    二、个人预防阶段

    此阶段约处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当时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破坏了宿主、环境和疾病三者之间的相互平衡，要求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要求保护宿主，控制病因。由于免疫、杀菌、灭虫等技术的进步，广泛开展预防接种、疫源地消毒、消灭病媒昆虫、传染病人隔离等措施，明显地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时，通过定期体检，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疾病。由于对营养缺乏病的认识加深，并防治得法，降低了各种疾病和营养不良的病死率，从而提高了个人和人群的健康水平。

    上述两个阶段，也可称为预防医学上的第一次革命，或称卫生保健上的第一次革命，其主要目标是防治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由于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进步，采用预防接种、杀菌灭虫、抗菌药物“三大法宝”，在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控制方面，成绩显著。例如1850年前后，美国上述疾病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率的60％，英国、意大利等国占50％左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传染病死亡率从高于慢性病的死亡率转为低于慢性病的死亡率，出现交叉。其他发达国家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交叉。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等国家传染病死亡占总死亡的1％以下。我国也从解放前传染病致死占总死亡数的40一50％降至目前占城乡死亡的2一6％。虽然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传染病、寄生虫病仍较猖撅，但从总体来说，预防医学第一次革命的任务在科学工作上已基本完成，只要全面落实科技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我国一些落后地区)即将完成这次革命。

    三、社会预防阶段

    约在五十年代初，由于疾病构成的改变，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意外伤亡（车祸、自杀等)成为主要死因，如美国前三种病占全部死因75％（1975年)，我国天津占72．3％（1982年))这些疾病的特点是不可逆转、多因引起、老年多见、病程较长、不易根治、用传统的药物和手术等方法疗效不佳。用对付急慢性传染病的“三大法宝”也难奏效。这些病的发病因素在年轻时代开始积累，潜伏期长，中、晚年才发病。人们分析产生这种疾病的多种原因中分析产生这种疾病的多种原因中，如高脂高盐饮食、吸烟、超平均体重、紧张刺激易导致高血压、吸烟、空气污染和某些金属蒸汽易引起肺癌，吃不新鲜的霉变或盐渍食物、少吃新鲜蔬菜和牛奶易引起胃癌等。概括起来，这些病主要是饮食、行为习惯和环境（社会环境为主)不良所致，单纯用生物医学手段难以解决，必须用社会心理和行为等措施、动员社会各种力量才能有效防治。预防医学的重点就从医学（生物)预防进入社会预防阶段。这是人们认识从生物层次深人到社会层次，从分析到综合、又从综合到系统认识的飞跃。预防医学重点的转移，是预防医学第二次革命（或称卫生保健的第二次革命)的标志。它矛头指向心一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意外伤亡。实践证明，对付它的“法宝”主要靠社会医学、行为医学和环境医学。

    四、社区预防阶段

    此阶段约始于七十年代。社区是“小社会”，人口约二、三万，近似我国的“地段”，它是生活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1975年提出“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认为实现此目标关键在于基层（初级)保健，重点在预防；并提出评价此目标的指标体系，包括卫生政策、社会经济、保健服务、环境保护等指标，提出对收入、食物、住房、识字、供水、排污、行为等的要求，这些措施大多数要由社区来贯彻执行。不少国家以社区的“健康中心”（相当于我国的卫生院)为基地，研究居民的健康状况，开展卫生服务，包括妇幼卫生、预防接种、改善环境、提供保健食品、卫生宣教、健身设施等。有些国家又称为“社区医学中心”、“行为医学中心”等，无非强调对健康和疾病要进行整体预防、行为预防、社会预防。这样又把预防医学提高到社区预防新阶段，它比社会预防在组织管理上更严密，计划措施更结合实际，评价效果更具体。反馈系统更及时，对保护和促进人民健康、高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起更大的作用。